“我如为善，虽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为恶，虽位极人臣，有人议其过。”此言如古刹晨钟，穿透时空的迷障，沉沉叩击着每一个寻觅生命价值的灵魂。它揭示了一个超越世俗功利尺度的永恒定律：个体存在的分量，终不由其外在的冕旒轻重所裁定，而系于其内在德性的明暗。浮世的荣华如流水，唯有人格铸就的丰碑，能在岁月的风沙中屹立不倒。
权势和名位，往往被世俗之人虚幻地看作是永不磨灭的保证。那种位极人臣的显赫荣耀，似乎能够掩盖所有其他事物，让芸芸众生都不得不低头臣服。然而，历史这面镜子却冷酷无情且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回顾悠悠岁月长河中的点点滴滴，可以发现许多曾经权倾一时、威震四方的人物最终落得个悲惨下场。
比如南宋时期的秦桧，他一度做到了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手握国家大权，其势力之大简直可以说是遮天蔽日，但此人阴险狡诈、心机深沉，设计陷害忠臣良将，虽然在世时尽享荣华富贵，但最后还是无法逃脱历史对他的严厉批判。如今矗立在杭州西湖畔岳飞庙里的那一尊永远跪着的铁人塑像，就代表着世世代代人们对他的唾弃和责骂，并把有人议其过这样一个注定会发生的命运牢牢地刻在了这座雕像身上，使之成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奇耻大辱。
再看明朝时期担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他一心想要通过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来实现自己匡正世道人心、治理好整个国家的宏伟志向，可谁能想到他死后不久便遭到朝廷官员们的弹劾并被抄没家产，连子孙后代也被迫四处流亡。由此不难看出即使一个人身负拯救苍生社稷之雄心壮志，如果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那么到了晚年同样可能会陷入无比凄惨悲凉的境地之中。
综上所述，那些身处高位者所拥有的无上荣光，如果没有高尚美好的品德作为坚实根基支撑起来的话，那就如同建造在流动沙子上面的华丽大厦一样，迟早都会在有人议论指责他们过错这种社会舆论以及历史作出的公平正义评价面前轰然倒塌。那依附于权位的“敬”，终究是脆弱的，它随权势的涨落而聚散，并非指向灵魂本身的认同。
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被牢牢地系在了善良和道德品质之上，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那么即使这个人生活贫困潦倒，也能够散发出一种超越社会阶级和时间限制的伟大人格魅力。就像孔子所称赞的那位从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也不会犯同样错误的弟子颜回一样，尽管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每天只有一小碗饭、一瓢水，但人们都无法忍受这种艰苦的生活，而颜回却依然保持着快乐。
这里所谓的并不是来自于物质享受带来的满足感，而是源自于他对于之道的执着追寻以及内心深处高尚品德的充实丰盈。这位穷困潦倒的书生凭借着自己纯净无瑕的精神世界，成功获得了后代无数读书人心悦诚服的敬仰之情，他的光辉形象远远超过了当时那些称王称霸的权贵们。
再来看看那个站在汨罗江边的屈原吧！他独自漫步在水边吟唱诗歌，面容憔悴得如同风中残烛一般，身体更是瘦骨嶙峋，可以说是已经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之中。可是，他那句只要是我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啊，哪怕要经历无数次死亡我也绝不后悔的真诚话语，还有那种整个世界都是污浊的唯有我是清白的，所有人都沉醉不醒唯有我还清醒明白的高尚节操，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千古传颂的忠贞廉洁、高风亮节的丰碑。
他们的生命轨迹昭示我们，德性本身具有一种不假外求的力量，它能令最微末的个体，获得最深厚的尊严与最悠远的生命回响。
这“服其德”与“议其过”的现象并非偶然发生，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根源。在它们的背后，隐藏着一把看不见却又无比精确的标尺——那就是历史的公正评判以及广大民众心中的道德天平。这种公道，既不会因为权力的威压而屈服，也不会被财富收买；它广泛地存在于市井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之中，体现在史书典籍严谨客观的记载之上，更深深地扎根于整个人类社会对于高尚品德和美好价值观的共同追求与扞卫当中。
想当年，伯夷和叔齐兄弟二人坚决拒绝食用周朝的粮食，最终选择饿死在首阳山上。他们的行为虽然微不足道，但司马迁却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列为《史记》列传中的首位，并给予高度评价；孔子也曾称赞他们做到了“求仁得仁”。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这个道理。相反，那些靠欺骗手段和残暴行径暂时得志的人，即使能够在当时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真面目终究会无所遁形，必将遭到世人唾弃，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碑上。所以说，一个人是否真的取得了所谓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物质财富或者爬上了多高的地位，而取决于他自身究竟具备何种品质，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样宝贵的精神财富。
于此众声喧哗、价值多元的时代，这番古训尤显其金刚不坏之力。它告诫我们，莫在追逐外在光环的竞赛中迷失本心，莫因一时的得失荣辱而动摇内心的准则。生命的价值，终将回归于灵魂的质地。是故，无论身处茅屋还是华堂，涵养德性、勤修善业，方是立身之本。让我们的生命，无论显达或寒微，皆能因德性的光辉而获得真实的重量，在悠悠岁月中，赢得那源自灵魂深处的、最为珍贵的“服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