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一整天阴着，傍晚的时候，西边的云层被风撕开了一道缝，霞光却没能照到省委大院里来。
省办值班室的电视墙上，一条英文新闻被调到了静音模式，字幕由系统自动翻译成中文，下面挂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某西南省份大规模‘金融清洗’，普通民众账户被冻结，民营经济岌岌可危？”
画面里，几个被打码的头像、几段模糊的街头镜头，还有一张明显是滇丰老厂区的旧照片，被扣上了“资产被强行收走”的字样。
翻译难免生硬，但恶意一点都不含糊。
“就是骂咱的。”值班的年轻干部撇撇嘴，“还是老几家那路数。”
值班主任没有多说，只是把一行字抄进了记录本——
“境外媒体炒作滇省反诈、旧资产处置。”
然后，把这本子顺着传给了秘书长那边。
半小时后，省委小会议室的灯亮了。
桌上没有茶点，只有一摞打印出来的稿件，还有三张被放大的截图。
李一凡站在屏幕前，把音量调到正常，让大家听了一遍那条“报道”。
英文他听得懂，翻译更不用说。
那位外国主播表情严肃，说滇省以打击电诈、清理旧资产为名，搞“大数据极端管控”，冻结了大量“普通用户”的账户，还“打压无辜的民营企业”。
“在这样的省份，谁还敢放心投资？”
顾成业脸色有点发沉。
“这几天，我们刚刚开完不摆台的‘庆功会’，外头就开始敲锣打鼓唱反调了。”
李一凡没有急着表态，只是问了一句：
“报道里的几个画面，你们认不认识？”
罗景骥把第一张截图举起来。
那是一个老厂区的大门，铁锈斑驳，门口挂着“某某资产处置现场，闲人勿进”的牌子。
“认得。”他点点头，“这是滇丰名下那块老厂区，被我们现场封存的时候拍的。”
“不过，这画面是几个月前的。”
“现在门口的牌子已经换成‘安全施工，禁止入内’，里面一半在做安全加固，一半已经腾出来做应急物资仓库。”
第二张截图，是一位中年男人站在银行柜台前，脸上带着惊愕和愤怒，字幕翻译成中文是——
“我只是个普通人，账户被毫无预警地冻结。”
视频里，他把“空卡被封、家人生活受影响”的话说得委屈至极。
罗景骥翻了翻手里的资料。
“这位先生，我们也认识。”
“专班前天刚刚给他做过询问。”
“他不是‘普通人’，而是某起重大电诈案的中间层跑分手，下线有一百多张卡。”
“我们冻结的，是他的涉案账户，留了生活费，给他家人解释过，也给了申诉渠道。”
第三张截图，是一张图表，被剪成了只剩三条红色曲线，上面配的解说是——
“看，这个省份电诈警情突然从去年开始大幅下降，你们真的相信是靠‘治理’吗？”
“我们有理由怀疑，大量案件被”消失“在系统里。”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非常低的冷笑。
省公安厅技术负责人忍不住开口：“他要是肯完整把图表放出来，后面那三条绿色曲线也得给观众看看——群众接报率、追回率、起诉率。”
“现在好。”
“把绿的掐掉，只留红的，谁看谁心虚。”
“这不是新闻，这是剪辑。”
顾成业冷冷道。
“先别骂。”
“这条东西发出来，很快就会被国内一些人拿来当锤子。”
“关键在于——我们准备拿什么去接。”
他指了指墙上的三张截图。
“他们拿三张图来抹黑，我们就用三张图，把事情说清楚。”
大家愣了一下，以为他要搞一整套“舆情方案”。
李一凡却看向林允儿。
“新华分社这几天不是在整理反诈和旧资产回表的内参素材吗？”
“把你手里最硬的三张画面挑出来。”
“不是帮我们辩解，是帮老百姓看明白。”
林允儿早就被叫到了现场，肩上还背着她习惯用的那只包。
她把电脑打开，点了几下，把三个画面投到大屏上。
第一张，是在反诈指挥中心门口。
几位白发老人和年轻人站在桌前，桌上摆着一摞摞现金和银行卡。
工作人员正一笔笔核对名单，老人手在抖，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旁边的孩子眼睛里带着不解又兴奋的光。
“部分追回资金现场发放。”
第二张，是在某个农村信用社支行里。
一位年轻的客户经理正对着镜头，演示系统如何识别高风险涉诈账户、如何对正常客群放行。
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三类标记：涉案、关联、普通。
画面里，他当着镜头操作了一笔普通业务，系统一切正常。
“把错的挡住，把对的让过去。”
第三张，则是滇丰那块老厂区的“前后对比”。
屏幕左半边，是几个月前封存时的画面：破败、杂草、废弃的铁皮。
右半边，是这几天拍到的现场：一部分拆除后的空地被搭成应急物资库，整齐的货架上码着防汛物资和帐篷；另一侧，施工队在加固原有建筑的承重结构，安全警示牌竖立得清清楚楚。
“从躲账本的小金库，到放在阳光里的公共仓。”
“这三张，就够了。”
李一凡开口，“我们不是靠嘴赢，而是靠这三种事实赢。”
顾成业马上反应过来：“你是打算做一篇对等回应？”
“发声明，开记者会？”
“记者会可以开，但别搞成吵架。”
李一凡摇头，“我们只做一件事——把事实送到群众手机上去。”
“林社长，你牵头，新华社滇省分社出个深度报道，标题你定。”
“里头不怼人，不点名。”
“就把这三类画面讲清楚——钱怎么追回去的，账户怎么区分的，旧资产从地下交易变成公开资产的全过程。”
“其他平台愿意转摘，就让他们转。”
“谁想接广告、蹭流量，我们也不拦。”
“但所有人转的时候，必须带上我们给的这三张原始图。”
“让剪辑的人，自己露馅。”
这番话，说得所有人心里都爽。
不骂人，不吵架，用事实把对方“打脸”，这种反击，比在同一个频道上互骂有效得多。
林允儿当场点头：“我今晚就回去写。”
“明天上午先上内参，下午上公开稿。”
“标题，我考虑用一句白话——”
“‘谁的账户该封，谁的钱该还。’”
李一凡点点头：“可以。”
第二天，新华社就发出了那篇署名“林允儿”的长文。
文章没有任何情绪化的词汇，篇幅不长，却把三件事说得清清楚楚：
第一，反诈指挥中心如何一笔笔把钱追回来，又一笔笔发回去，列出的是具体案例和具体数字；
第二，银行端如何用系统区分涉案账户与普通账户，前者必须冻结，后者不受影响，让一线客户经理自己站出来解释；
第三，旧资产如何通过回表、补税、重拍卖的过程，从“账外灰色收益”变成“公开国有资产”，中间谁签了字、谁承了责，一清二楚。
“对每一个老实赚钱的人而言，黑名单是保护，不是威胁。”
文章一出，国内主流媒体很快转载。
几家以前对“强监管”有些犹豫的财经自媒体，难得认真看完全文，开评论区的时候，底下的留言出乎意料地整齐——
“这种封，我支持。”
“只要公开透明，谁敢骗就封谁。”
“我们最怕的是不封骗子，却封普通人。”
最有意思的，是那家境外媒体的账号下，突然多出了一长串中文评论。
有人把新华稿件翻译成英文，一段一段贴在下面。
有人直接用截图，对照着指出他们那三张图的“缺失部分”
“你为什么只拍到老人去银行取钱时焦虑的表情，不肯拍他拿到追回款之后说谢谢的脸？”
“你为什么只剪银行冻结账户的画面，不愿意展示正常业务照常办理的那一段？”
“你为什么只用老厂区破败的旧照片，不敢给你观众看它现在变成什么样？”
评论越来越多，连那家媒体自己运营账号的人，都有点招架不住。
几天之内，那条原本想“引导舆论”的新闻链接，在国内社交平台上被标记为“信息不完整”。
不少原本转发时带着情绪的用户，悄悄删掉了自己的配文，只留一个链接在那里，显得有点尴尬。
而另一边，春城本地一个视频号，把林允儿那三类画面的素材，剪成了一条两分钟的短视频。
没有配乐，只有现场的真实声音：老人哽咽着说“终于拿回来了”；客户经理对着镜头解释系统规则；滇丰老厂区里，工人搬运物资、贴安全标志的脚步声。
视频发出去没多久，播放量就突破了三百万。
“说实话，这种严一点，我不怕。”
“只要真的是针对骗子，不是拿我们普通人练手。”
“有这种透明度，才敢多存点钱。”
省委办公厅把这条视频调出来，在小范围会上放了一遍。
有人看完，忍不住低声感叹：“其实老百姓要的东西很简单，别把他们当傻子。”
顾成业笑了一下：“外头有人非要把他们当流量密码。”
“结果被反向上了一课。”
那家境外媒体并没有公开道歉。
他们只是悄悄把那条关于滇省的“新闻”下线，用另一个偏中性的稿子替换掉了原链接。
真正的“闭嘴”，往往是这样，不再继续吵，不再继续提。
对于李一凡而言，这次“外媒翻车”，还有一个重要收获。
他在一次常委会上，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样本——
“电诈、反诈、回表，这些动作，永远都会有人骂。”
“有人真担心，有人是别有用心。”
“我们不能因为有人骂，就不干；也不能因为有人夸，就乱干。”
“最重要的，是随时准备好三张图。”
“老百姓要看到的，不是你念稿，而是你手上拿着的东西。”
“这三张图，哪一天拍不出来了，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会后，林允儿回到分社，把那三张图打印出来，贴在编辑部门口。
“以后遇到类似的舆论战，先问自己一句：我们能不能拿出比对方更完整的画面？”
几天后，四九城的一个内部协调会上，某位中央领导提到滇省这次应对外部舆情的做法，只说了两句话——
“没有骂回去。”
“但把事情讲清楚了。”
这两句话，通过不同的渠道，最终传到了春城。
那天晚上，李一凡在办公室翻阅材料，看到这段转述的时候，眉心微微舒展开来。
窗外，春城的雨终于停了，远处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一条条晃动的光，就像那几条刚刚被拉直的曲线。
外头爱怎么说，还会有人乱说。
但只要手里握着事实，只要每一步落在硬地上，他就不怕再多几场这样的正面“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