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泽是反对用奴隶来解决劳动力问题的。
蓄奴，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倒退，也是用眼前的低成本，给未来埋下更大的问题。
这不仅仅会给后代留下道德上的负担，也会留下民族矛盾的种子，这是给未来埋雷。
苏泽不是圣母，但是在大明朝还搞奴隶制度，实在是太落后了。
苏泽站起身来，事情已经发生了，蓄奴问题在大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项制度的存在，不代表合理。
但是一项制度能长期存在，那就说明这项制度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强大的利益集团。
那这时候要对这项制度开刀，就需要小心的来，徐徐图之。
苏泽来到了李一元的公房。
李一元听说苏泽来访，放下手里的事情，在公房内见了苏泽。
“拜见李阁老。”
苏泽的礼数没有问题，李一元也回礼。
自从李一元入阁以后，苏泽反而很少找他。
坊间的说法，是苏泽为了避嫌，故意装作疏远。
但苏泽却知道，自己和李一元的交情也就是这样，两人以往的书信往来就是讨论政务公事，现在李一元入阁之后就忙着修律的事情，苏泽也没什么要打扰他的。
其实两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公务上的交往，只不过李一元觉得苏泽能够理解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才更加亲近。
李一元和其他阁老不同，他对着苏泽含笑说道：
“老夫听其他阁老说，子霖素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登门，看来是我摊上事情了。”
苏泽也跟着赔笑，没想到自己在阁老心中是这个样子的。
李一元的玩笑，再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苏泽找到了以往两人书信往来时候的熟悉感。
苏泽拱手说道：
“李阁老，这是英国公在敦煌开荒的报告。”
李一元接过通政司的文书，迅速读完，眉头也皱起来。
英国公是超品大员，五大国公之一，他自然是可以蓄奴的。
当然，英国公这种勋贵家族，蓄养的奴隶早就超过了法定的上限。
但是京师这些勋臣高官，谁家可以说自家的蓄奴合格的？
恐怕只有高拱、海瑞这样的人才能拍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就连苏泽家中的仆役奴婢，数目也要超过他任职的规定上限了。
苏泽说道：
“李阁老，不仅仅是河西，如今澎湖也有大量的南阳和安南奴隶，这些奴隶生活在种植园中，不见天日。”
“但是我大明最严重的蓄奴问题，还是在江南，苏某听说有的豪族，蓄养奴隶的人数超过千人，他们的田庄之中，皆行家法而不行国法。”
“有累世为奴者，只知道有家主，而不知道有官府。”
“凡是奴工逃亡，地方官府也都交还给这些豪绅家处置。”
“苏某担心，日久生变啊。”
“眼前之利，埋未来之雷。敦煌、澎湖或为远虑，然江南近在咫尺，乃财税重地、朝廷命脉。”“彼处蓄奴之弊最深，怨气积郁最厚。一旦有变，如星火燎原，恐非武力可速弭。前朝旧事，殷鉴不远。”
李一元沉默片刻，说道：
“子霖所虑极是。然则，骤然废奴，牵动太大。勋贵、豪强、宗藩，乃至诸多仰赖此制之家，必群起而攻之。”
“朝廷强行推之，恐生大乱，反噬自身。”
李一元的说法，苏泽也点头赞同。
大明制度从根子上，就不是废奴，而是将蓄奴作为一种特权。
正如读书人的恩荫免役制度一样，这项特权在王朝的发展中逐渐扩展，变成了很多豪强大族都在使用的办法。
这些豪强大族也有话说，你们勋臣官员能蓄？我们为什么不能？
而且很多江南的豪族，本身也是官绅世家，家中也是有官员的。
这种蓄奴之风，绝非是朝廷一道禁奴的法令就能废止的。
李一元担任过刑部侍郎，知道如今的大明蓄奴，早已经形成了一套绕过现有司法制度的办法。这些家奴已经通过长期身契、挂籍等方式，成为法律上承认的家奴。
就算是朝廷下令废奴，他们也可以堂堂的说，这些不是家奴，是家丁是义子。
李一元顿了顿，加重语气，“为今之计，当取“守正用奇，徐图缓进’之策。”
“请李阁老赐教。”
“内核在于八个字：不破旧制，强化国法。”
李一元理顺了思路：
“不立刻废除现有主奴名分，避免直接冲击。但必须将朝廷的司法权，强势楔入这千百年来被视为“家事’的主奴关系之中！”
李一元条理分明地阐述具体方略：
“严查奴契，正本清源。由刑部、都察院行文各布政司、按察司，严令清查境内所有奴籍文书。”“凡无官方认可之合法奴契者，无论其人以何种名目，诸如“义男’、“世仆’、“雇工长契’等，一律改签短契，短契不能超过三年，期满需要再去官府续签，若是一方不同意续签，则契约可以自动解除。”苏泽眼睛一亮，李一元不愧是司法专家，一下子就切中了要害！
江南蓄奴最大的问题，就是绕过了司法的限制，通过这些“契约”来实质上蓄奴。
这条法令，等于是堵上了这个漏洞。
诚然，必然有不愿意放弃奴籍的，但是只要给那些想要放弃奴籍的奴工脱籍的机会，就能抑制蓄奴。李一元又说道：
“其二，禁绝私刑，此为重中之重！”
“子霖可以奏请陛下颁下严旨，并修订《问刑条例》，明文规定，凡奴仆涉及人命、奸盗、伤残等重案，或对主家控诉虐待、强占、不法禁锢等情，地方官府必须受理，不得以“家事’为由推诿，更不得不经审判便将人犯交还主家。”
“主家对奴仆动用私刑，致伤、致残、致死者，与常人同罪论处，不得减等！”
“此条旨在打破“奴命贱如草”的陋习，将主奴间最内核的暴力惩罚权收归国法。”
“诉讼也要平权，很多蓄奴之家，以义子之名，用宗法来阻止诉讼。”
苏泽点头，儒家的纲常制度，对于子诉父、妾诉夫，这类的诉讼都是可以不受理的，甚至这类诉讼的提告人，反而会被官府处罚。
很多江南地区的豪族蓄奴，都是以收继义子的名义，那一旦被家主责罚，就是父亲惩戒儿子，官府自然也没办法介入。
“朝廷要承认义子的继承权。”
听到这里，苏泽连呼“妙”。
李一元这一招太厉害了！
只要承认义子继承权，这种挂籍蓄奴的漏洞必然会被堵上。
家业传承，是这些豪强大族最重视的事情，谁也不会在这件事上给子孙埋雷。
李一元继续说道：“最后，重申洪武旧制关于勋贵、官员蓄奴数额之限。责成吏部、礼部定期核查，对严重超额者，虽因现实难以尽数裁撤，但必须形成威慑，令其不敢再行大规模新增。”
“对无特权而蓄奴的庶民富户，则严格执法，按律“杖一百，即放从良’。”
李一元目光灼灼地看着苏泽：“以上几策，其内核还是官府的司法介入。”
“只要官府能切实受理奴仆之诉，依法惩处残虐之主，便能极大震慑不法，使豪强有所忌惮。”“同时，给予奴仆一线希望，使其知国法尚存，不必挺而走险。”
李一元叹息道：
“但此为治标之策，意在稳住局面，消弭戾气，防患于未然。”
“至于蓄奴之本，子霖应该比我更清楚。”
苏泽认真听完，迅速理解了李一元的深意。
这确实是立足现实、最具操作性的方案。
但是李一元所说的“本”，是为什么百姓要主动给大户当奴隶？
蓄奴问题是双向的。
一方面，豪强大族需要蓄奴。
另一方面，因为朝廷的苛捐杂税，让普通百姓主动投效那些有功名的士绅家族，希望用这个方式来避免徭役。
苏泽如今也明白了，为什么张居正要坚持实行一条鞭法了。
老百姓害怕的是役，而不是税赋。
大明名义上的税赋其实并不高，但是普通百姓承担的杂役是非常严重的。
最简单的，就是兵役了。
原时空，明末陕西的问题，一个根源就是秋防兵役。
原时空的河套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每年冬季黄河结冰的时候，官府就要动员百姓去卫所服役，因为要从秋天开始动员，所以称为“秋防”。
从秋天防到黄河化冻，这小半年的时间，服役的百姓要背井离乡，自己承担路费和各项开支，一次秋防就足以让一个中农不堪重负。
更严重的是，原时空随着明末动乱，秋防的日期日益提前，归期又在推后。
日期提前，那就是在秋收最忙碌的时候，家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去秋防。
归期推后，那就是这个劳动力赶不上一年最重要的春耕。
这项负担，几乎压垮了陕西地区的自耕农，他们如果不投效那些有免疫特权的士绅，自己早晚都会因为秋防破产。
而更多的农民投效士绅，那自耕农就更少，秋防就更招募不到人手。
原本轮替的秋防，就变成少数几户自耕农承担，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和投效。
结果就是，原时空的陕西爆发了李自成的起义。
当然，这方时空的河套问题已经被苏泽解决了。
但是徭役问题却不会消失。
苏泽不敢高估地方官府的下限。
官府有的是理由征集百姓徭役，无论是兴修水利还是建设工程，都是地方官员征集徭役的借口，而要征集徭役，必然需要征调民力。
所以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核，其实是折役为税，张居正是希望将徭役折算成税，百姓只要交了钱，就不用再去参加徭役了。
而官府日后再要动员人手，就要拿钱来雇佣。
当然，原时空张居正的改革还是失败了。
因为当年王安石也是这么想的。
王安石的变法内核也是《募役法》。
该法令以缴纳货币役钱替代亲身服徭役，由官府雇人应役，并将原免役的官僚、地主等纳入缴纳范围。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很快地方官府就不做人了。
免役的钱照样收，需要徭役的时候还是照常征发，免役钱反而成了一种加税。
这就是着名的黄宗羲定律了。
历代税费改革后农民税负会先降后升，形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循环现象。
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
就拿原时空的一条鞭法来说。
明初为征派赋役，朱元璋立下不加田赋的承诺。
可是随着进入明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朝廷税基被侵蚀，普通百姓承担的名义上田赋虽然不变，但是隐形税负徭役增加。
改革赋役制度渐渐成为各地官民的强烈意愿。
原时空，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折役为银。
虽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但农民所有的负担并未丝毫减少，而只是将以前所交纳的不合法赋税合法化。
一条鞭法暂时充盈了国库，但是等到了张居正死后，大明财政又一步恶化。
原时空，万历皇帝再征矿税。
接着又加征“辽饷”，最后又征三饷，普通百姓的税负日益严重，等到李自成振臂高呼，明就亡了。说白了，任何政权，都是无法抑制自己加税的意愿的。
这个问题，就是苏泽穿越前，都没办法解决。
正税之外的役，这才是蓄奴问题的根源。
所以李一元说的办法，他都说是“治标”之策。
因为只要这个根本问题还存在，那永远都会有活不下去的百姓主动投献为奴。
可是要治本，谈何容易。
原时空，一条鞭法的失败，已经说明了仅仅依靠赋役合并，是没办法解决徭役问题的。
这又涉及到财政改革了。
“李阁老说的治本之策，下官知道，但是如今还是先行治标之策吧。”
苏泽清楚，税制改革实在是太重要，绝非如今隆庆皇帝这个状态能推动的。
苏泽又问道：
“江南的事情，李阁老此法可行，可河西澎湖之地，若是也实行此策，未免有些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