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房工作比预想中更加繁重。离开的这段时间，科室里积压了不少病情复杂或棘手的病人，其中不乏一些从外地慕“上帝之手”之名转院而来的患者。
我穿梭在病房之间，听取汇报，查看影像资料，制定或调整治疗方案。每一个病例都需要全神贯注，这让我几乎暂时抛开了“玄龟”、议会那些纷繁复杂的思绪，重新沉浸到纯粹的医学世界里。
然而，有一个病人，始终像一根无形的刺，悬在我的心头——就是顾倾城提到的那位患有疑似“基因编辑后遗症”的年轻人，赵铭。
当年老贺那个基因编辑hiv婴儿的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据说当年是按照“非法行医”把他抓起来了。现在已经出狱回到漂亮国了。
下午，我特意安排时间，独自来到了赵铭的单人病房。他看起来约莫二十出头，面色苍白中透着一股不正常的潮红，身形消瘦，但肌肉线条却异常清晰，甚至显得有些僵硬。此刻他正昏睡着，监护仪显示他的心率偏快，血压波动较大。
我没有立刻叫醒他，而是站在床边，缓缓闭上了眼睛。精神力内敛，“生命场”的感知如同水银泻地，无声无息地将赵铭笼罩。这一次，我不再是粗略地感知生命活力的强弱，而是尝试着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
在我的感知中，赵铭的“生命场”呈现出一种极其怪异的状态。整体的生机之火并不算微弱，甚至在某些部位，如肌肉、心脏，显得过于“旺盛”，但这种旺盛缺乏一种自然的圆融感，反而像是被强行催谷，带着一种尖锐而混乱的波动。
更深处，在他的基因层面——虽然我无法直接“看到”dna序列，但通过能量场反馈的某种极其精微的“不协调”与“断裂感”——我捕捉到了一些非自然的、人为干预留下的“疤痕”与“补丁”。这些“疤痕”区域，能量流动滞涩，并且不断散发出一种微弱的、带有侵蚀性的异常辐射，正是这种辐射在持续破坏着他身体正常的生理平衡，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紊乱和器官的隐性损伤。
众所周知，dna的改变，会影响rna的转录，从而影响蛋白质的合成。
“果然”我心中凛然。这种能量层面的感受，与顾倾城提供的“基因编辑”情报相互印证。这绝非普通的基因突变或遗传病，而是粗暴的外力干预留下的烂摊子。
我睁开眼，恰好对上赵铭不知何时睁开的眼睛。他的眼神有些涣散，带着痛苦和一丝茫然。
“沈沈主任？”他声音嘶哑地认出我。
“感觉怎么样？”我拿起床头的病历板，一边记录监护仪数据，一边用平和的语气问道。
“难受全身都疼，像有针在扎有时候又控制不住地发抖”赵铭断断续续地描述着，表情痛苦。
我点了点头，这些症状与我的感知相符。“别担心，我们正在想办法。你之前在国外，接受过什么特殊的治疗吗？”我尝试着引导话题。
赵铭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闪过一丝恐惧，随即用力摇头：“没没有，就是普通的体检和营养补充”
他在隐瞒。看来那家诊所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或者，他签下了严苛的保密协议。
我没有逼问，只是温和地说：“放松，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们需要更全面的检查才能制定最佳方案。相信我，我们会尽力帮你。”
安抚好赵铭，我回到办公室，立刻调出了他所有的化验和影像学报告。
血液分析显示多种激素水平异常，免疫指标紊乱，肌肉活检提示存在不明原因的纤维化和异常蛋白沉积。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他的身体系统正在从内部逐渐崩溃。
常规的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只能缓解部分症状。要根治，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那些异常能量辐射和基因层面的“排异”反应。
这已经超出了现代临床医学的范畴，触及到了生命能量的本源和禁忌的领域。
我沉思片刻，拿起内部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吴师兄，是我，沈瑾年。有个病例，想请你帮忙分析一下数据，可能涉及非典型的能量扰动对生理系统的干扰模式。”
吴启明教授那边很快回应，声音里带着研究员特有的专注：“哦？能量扰动导致的生理紊乱？有意思，把数据传到我实验室的加密服务器。我正好最近在研究异常能量场与生物信息熵的关系，或许能找到一些关联模式。”
将赵铭的匿名化数据打包发送后，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将现代医学数据交给吴师兄这样的顶尖科学家进行分析，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找到突破口。但最终的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落在我自身对生命能量的理解和操控上。
天师府系统学习正统的道家心法和能量运用理论，似乎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周文渊的建议，确实高瞻远瞩。
正当我思索时，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起来。是住院总打来的。
“沈主任，急诊刚收治了一个重伤员，情况很危急，多处复合伤，怀疑有活动性内出血，一个瞳孔已经大了，普外和胸外已经下去了，但他们说伤员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麻醉风险极高，想请您去会诊，看能不能稳住情况”
“我马上到。”没有丝毫犹豫，我立刻起身。医院的日常，就是由这样一场接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组成的。那些隐藏在幕后的阴谋和危险，暂时只能搁置一旁。
我快步走向急诊中心，白大褂的下摆在身后扬起。无论未来有多少未知的挑战，至少在此刻，守住眼前的生命，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每一次这样的救治，或许也都是对自身能力的一次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