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一夫立马拨通了环球金融总部总裁邓伟伦的电话：“邓总裁，第一个成功案例出现了。
一家拥有四十年历史的精密模具企业，在我们的平台上转型成功。
虽然销售额还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记录下来。”邓伟伦在电话那头说：
“告诉拼夕夕，把这个案例包装成传统匠人在新时代的成功转型。
做成宣传材料。
我们要让更多中小企业看到希望。
不是坚守旧路的希望，而是拥抱平台的希望。”
“明白，这会在中小企业群体中产生示范效应。”山本一夫满脸笑容道。
邓伟伦信誓旦旦的说道：
“拼夕夕不是在摧毁东瀛制造业，而是在帮助它转型。
至于转型的方向和代价那是市场选择的，不是我们决定的。
未来是互联网时代，要的是效率。
东瀛的经济想要重新崛起，就必须改变，主动拥抱未来。”
只是这话，他连自己都不信。
挂断电话后，山本一夫又拿起电话打给了拼夕夕创始人小林草芥。
将包装意思传达下去！
张启明真的有这么好心吗？
当然不是！
松本的成功是真实的，但也是特殊的。
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四十年的技术积累。
没有讲好故事的能力，更没有承受初期亏损的资本。
他们会被平台上的价格战碾碎，然后消失。
而平台，将吸收他们的尸体作为养分，长得更加茂盛。
这就是张启明设计的“产业进化论”。
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适者生存”。
而“适应”的标准，由平台定义。
启明系借此机会，可是吃下了不少有匠人精神的中小企业技术积累。
让启明系专利积累，又丰厚了不少。
拼夕夕总裁小林草芥在接到山本一夫通知后，当即召集公司人员，开始起草“新匠人计划实施方案”。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传统工匠的敬意和对新时代的憧憬。
没有谁知道，这份方案的本质，是一份温柔的死亡通知书。
它宣告了那个以“品质”为王的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以“性价比”为神的新时代的来临。
被选中的人，是幸运的！
他们将会得到新时代的眷顾，拼夕夕的流量倾斜和包装。
大阪，还不知道幸运大礼包就要降临的松本，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回复用户评价。
他写得很认真，每个字都斟酌。
果然，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999年11月15日，东京六本木新城大厦顶层宴会厅。
《东瀛经济新闻》主办的“数字经济年度峰会”正在举行。
巨大的led屏幕上滚动着令人目眩的数据：
拼夕夕双十一购物节单日gv突破6800亿日元，同比增长240。
爱拼团骑手单日配送峰值达820万单。
平台年度活跃用户突破2100万，覆盖东瀛47个都道府县。
聚光灯下，软银集团社长孙政亿站在讲台前，慷慨激昂的说道：
“朋友们，我们正在见证东瀛战后最重要的经济转型。
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正在发生。
在通货紧缩持续、家庭收入停滞的宏观环境下，一个全新的经济生态正在逆势爆发性增长。”
台下坐着三百多名企业家、投资者、政府官员和媒体人。
前排居中位置，邓伟伦。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看着孙政亿在台上表演。
这是一场造神演讲。
重点强化就业创造和消费者福利两个叙事。
台上，孙政亿点击遥控器，画面切换为一组精心制作的图表：
“让我们看这组数据！
平台经济在过去一年，直接创造了超过45万个灵活就业岗位。
其中爱拼团骑手月收入能达到50万日元。
远高于制造业技工38万日元月薪。”
他这话一出，顿时现场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那些外卖骑手，是个人就能干，凭什么收入这么高？”
“是啊，好歹我也是大学硕士毕业，月薪才40多万，一个跑外卖的，”
“”
邓伟伦听到这些议论声，暗自冷笑。
孙政亿所说的骑手月入50万日元。
那不过平台刻意宣传。
只有部分肯吃苦的顶级骑手，能月入50万日元以上。
这在几十万骑手当中，只是少数案例。
不过是用来制造“高收入幻觉”，吸引劳动力。
实际上骑手的收入是在15万日元到50万日元之间，波动极大。
孙政亿作为一名合格的商人，当然知道捡好的说。。”
“啪啪啪…”
掌声适时响起。
《日经新闻》主编浩二在台下频频点头，他已经在脑中构思明天头版标题：
《平台经济：通缩时代的破局者》。
在宴会厅角落的小型会客室里，一场截然不同的对话正在发生。
东京都文京区，东京大学副教授铃木雅彦的书房。
四十五岁的铃木雅彦坐在电脑前，眼镜滑到鼻尖。
他是东大社会信息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副教授，专攻数字社会结构研究。
电脑屏幕上打开着五份文档：
一份是总务省统计局未公开的《零工经济从业者生计状况抽样调查（中期报告）》。
一份是厚生劳动省内部流出的《平台就业者社会保障参与率数据分析》。
一份是他自己的研究团队，通过三千份问卷和两百个深度访谈整理的《“平台一代”：东瀛青年职业观与消费观的代际转变》。
还有两份是爱拼团和拼夕夕的公开财报关键数据摘录。
“铃木老师，咖啡。”研究室助手、二十六岁的博士生小林麻衣端着托盘进来：
“您已经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了。”
铃木接过咖啡，一饮而尽，苦涩让他稍微清醒。
“麻衣，你看这份数据。”铃木指向屏幕：
“总务省的抽样调查显示，爱拼团骑手中，有68的人这份工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而不是兼职。
这些人平均每周工作85小时，但只有12的人自行缴纳国民年金，缴纳健康保险的比例也只有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