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天色落得很慢。
书屋门口的路灯刚亮，光有些发白，照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霜。我把门口的小黑板擦干净，重新写上“今日有茶”，刚转身，就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外。
他个子不高，却很结实，肩膀宽，背微微驼着。身上的夹克洗得发白，袖口磨起了毛，鞋上沾着干泥。最显眼的是他的眼睛，红得厉害，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犹豫。
我推开门，对他说：“进来坐会儿吧，外面冷。”
他点了点头，走进来，动作有些僵硬，像是身体还没从某种紧绷里松下来。
“要杯热水吗？”我问。
“行。”他说，声音低哑，“不麻烦。”
他坐在靠墙的那张椅子上，背却没有完全贴上去，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一看就是常年握方向盘的手。
水端过去时，他接得很小心，像怕烫，又像怕洒。
沉默了一会儿，他先开了口。
“老板，你这儿真能说话？”
我点头：“能。想说什么都行。”
他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像一条裂开的缝，很快又合上。
“那我就说说吧。”
他低头看着杯里的水，“不说，憋得慌。”
他说他是跑长途的，开货车，十几年了。
年轻时在厂里干过，厂倒了，只能学开车。一开始跑省内，后来跑全国，南来北往，什么路都走过。
“别人看着自由，”他说，“觉得开车多好，一路走一路看风景。可真干了才知道，哪有什么风景，全是路。”
他一趟趟地跑，白天黑夜颠倒。
困了，就在服务区眯一会儿；饿了，泡面就着冷水；冬天在车里睡，玻璃上全是白霜，早上起来，手都打不直方向盘。
“最怕的不是累，”他说，“是困。”
他说有一次夜里跑山路，眼皮怎么都撑不住，前面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像在往后拉他的魂。他狠狠掐自己大腿，掐得青一块紫一块，才挺过那一段。
“那会儿我就想，”他说，“要是真睡过去了，也就算了。”
我没有插话，只是听。
他说家在北方一个小县城，老婆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初中了。
一年到头，真正回家的日子不多。回去几天，孩子对他又亲又生，等他再出门，孩子站在门口不说话，眼圈红着。
“我不敢回头。”他说，“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他说最难受的一次，是孩子给他打电话，说学校开家长会，问他能不能回去。
他当时在千里之外，货已经装好，违约就要赔钱。
“我说回不去。”
他说这句话时，喉咙明显哽了一下，“孩子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就挂了。”
那一晚，他在车里坐了很久，没有立刻发车。
仪表盘的灯亮着，安静得吓人。
“我那时候突然不知道，自己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
后来他还是踩下了油门。
路还是那条路，夜还是那么黑。
他说这几年，身体也不行了，腰疼、胃疼，血压高。医生让他少熬夜，可他知道，那只是句好听话。
“不开车，家里就断了钱。”
他说得很平静，“可一直开，我怕哪天人就没了。”
他端起水，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
他却像没察觉，只是慢慢地喝着。
“老板，”他抬头看我，“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就只能选一种苦？”
我想了想，说：“有些苦，是为了活着；有些苦，是怕停下来不知道怎么活。”
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
“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
他又坐了一会儿，情绪慢慢平下来。
窗外有车驶过，灯影在玻璃上一闪而过。
临走前，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说：“跟你说完，轻松点了。明早还得赶路。”
我把一包茶叶递给他：“路上泡着喝，别老靠咖啡顶。”
他接过来，手停了一下，郑重地放进兜里。
“谢谢。”他说，“真谢谢。”
他推门出去，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影子在地上慢慢往前延伸，像一条不肯停的路。
门关上后，屋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坐回椅子上，心里却久久没静。
这个城市里，有多少这样的人，昼夜颠倒，在路上讨生活。他们不被记住名字，只被称作“司机”“跑车的”“送货的”。
可每一条不眠的路背后，都是一个咬着牙撑住的人。
我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字：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路上
不是因为喜欢远方
而是因为不敢停下
写完，我合上本子，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水汽慢慢升起，我忽然希望，那位司机今晚能睡个不那么困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