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殿内，香炉里龙涎香的青烟笔直上升，在触及藻井的幽暗前悄然散开，化作一片无形的芳香，笼罩着每一个角落。
年轻的皇帝赵煦并未端坐于御案之后，而是负手立于轩窗之旁。
纯白常服在烛光下显得柔和，却与他周身散发的、超乎年龄的沉静威仪形成微妙对比。
徐行垂首立于殿中，能清淅感受到那道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并不锐利，却带着沉甸甸的审视，仿佛在掂量一件器物的成色与用途。
而在赵煦眼中，徐行坦然迎视的目光何尝不也是一种审视？君臣二人就这样静静对视，谁也没有率先打破这片寂静。
侍立一旁的雷敬摒息凝神，不停向徐行使眼色，却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应。在北宋，虽不兴跪拜大礼，却极重君臣之仪。
徐行这般直视天颜，若真要治他个藐视之罪，也毫不冤枉。
时间仿佛被御座后那道青色屏风上的墨龙吞噬，流淌得格外缓慢。
最终，还是徐行率先开口：“微臣徐行，拜见官家。”
他躬身行礼，目光却依旧落在前方那道身影上。
对这位少年天子的心性，他尚如雾里看花，需得一步步试探——方才的沉默是试探，此刻的行礼也是试探。
赵煦终于有了动作。
他走回御案前，执起那份绿色奏疏：“爱卿的漕运策论尚未尽述，不妨在此为朕补全如何？”
他称“朕”！
赵宋官家平日多以“吾”或“我”自称，仅在诏书或特别场合才用此称。
徐行听得这个字，心下顿时了然——眼前这位，恐怕不似仁宗或神宗那般宽和。
“臣遵旨。”徐行知道，赵煦的试探开始了。
雷敬悄步上前取过奏疏，又搬来一张小案。
徐行便在赵煦面前站着，提笔续写《漕运三分计时策》的下篇。
北宋定都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其最大优势在于四水贯通的漕运枢钮地位。
国家的命脉、京师的运转、军队的补给，无不依赖东南六路经漕运输送的粮秣物资。可以说，漕运就是大宋的生命线。
上策已将大政方针剖析明白，下策无非是细则补充。
其中关键，在于推行标准化载重与创建损耗概率模型，更创新地在固定损耗率外增设浮动奖励——若官方核定损耗为百分之三，而实际仅百分之一，则节省部分的一半犒赏漕运官兵，一半充公。
原本策论到此便可收笔，但徐行笔锋一转，又添了一条新法：引入竞争，试行“官督商运”。
即由官府制定标准、严加监督，招募实力商队参与非内核河段的运输，按成效支付费用。
此举意在借民间效率打破官营体系的僵化。
当然，这一切都需循序渐进。若河道条件未备，仓促推行反而徒生事端。
他写下这条，实为试探赵煦对变革的底线——是盲目推崇王安石变法，还是自有考量？
这对他至关重要，若只是照搬熙宁新法，那他充其量只是个工具，价值将大打折扣。
洋洋洒洒写就，徐行搁笔静立。
雷敬立即上前，轻吹墨迹，将奏疏呈至御前。
不料赵煦又取出四份奏疏，示意雷敬递给徐行：“一奏定一品。徐怀松，你能官至何阶，全凭自家本事。”
徐行微微蹙眉，展开雷敬奉上的第一本奏疏。
【西夏告宋主书】
“大宋皇帝陛下：甥舅之盟，历有年所。然我国内府库空虚，军民嗷嗷，群情激愤，皆言旧赐微薄，不足赡养。为固盟好，永息边衅，敢请陛下：一、请将每岁所赐银、绢、茶帛，倍于旧数。二、请重开延庆、保安军等处榷场，畅通互市……”
徐行的目光落在最后那句“若上述二请，皆不获允，他日铁骑东来，叩关请命，悔之晚矣！”上。
眉锋微翘，想到西夏此时正是小梁后与兄弟争权之时，西夏国内权利斗争最是焦灼。
对方却在这时候递上这份国书，其目的值得他琢磨一二。
思虑片刻，他重新执笔，紫狼毫饱蘸浓墨，抬头看了眼正细读漕运策的少年天子，低头挥就二字：“征伐”。
他甚至不无恶意地揣测，这份国书恐怕才是赵煦毅然宫变的真正导火索——毕竟史书记载中的这位，可是两宋罕见的强硬主战派。
想到此处，他壑然开朗：赵煦是以漕运策试他的“才”，而以西夏国书试他的“胆”。
他展开第二份奏疏，内容一目了然：市舶司官员贪墨成风，奢靡无度，已糜烂成相互包庇、欺瞒朝廷的利益集团，其中更牵扯不少朝中重臣。
其实贪污在北宋宽松的司法环境下早已司空见惯。
这得益于奇特的“议刑”与“奏裁”制度——八品以上官员犯罪，地方无权判决，必须上奏皇帝裁决。
对于高官或疑难案件，常由皇帝召集重臣“议刑”，其间充满政治权衡，而非纯粹依法断案。
加之“官当”与“赎刑”，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官员特权。
“官当”指用官职抵罪，“赎刑”指用钱财赎罪。
虽然死刑不能赎，但不是还有议刑么，这议刑就是将想办法将死罪变成活罪，然后用官位和钱财换去罪责。
正因如此，北宋官员贪腐在后世史书中着墨不多——既然大多不了了之，史笔也懒得费墨了。
清官自然是有，但以北宋官员之众，怕是贪者更多。
徐行嗤笑一声，再次提笔，写下了一个力透纸背的：“杀！”
后世证明，肃贪抄家是见效最快、成本最低的生财之道。
再说大宋养士百年，最不缺的就是候补官员，京城里等着补缺的“选人”可还有两万之众呢。
第三策、第四策关乎冗兵、冗官，这又是两大顽疾，亦是王安石变法力求解决的症结。
岁入近亿贯的北宋，到神宗朝竟出现财政赤字，“三冗”问题正是病根。
故而无论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内核都是为国敛财，以求平衡“三冗”。
后来的赵佶与蔡京干的也是同一件事——将民间财富转为国库收入，只是蔡京手段酷烈十倍，终致徽宗末年民不聊生。
心中有太多想法，也有诸多对策，但他不得不顾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以及眼下盘根错节的政治生态。
任何脱离现实的政治构想，都不过是易碎的泡沫，注定被利益集团的巨轮碾碎。
此时，赵煦已读完漕运策论，不知何时已来到徐行身侧。
见他执笔良久却迟迟未落，不由开口：“徐爱卿，可是有所顾忌？”
徐行想起盛明兰临行前的再三叮嘱，又对上赵煦眼中毫不掩饰的期盼，终是轻声问道：
“官家，可会因言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