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会议告一段落，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各家展位前很快聚集了大批参观者。
有来自各地钢厂的厂长、总工，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工业部的领导和技术官员。
“这个掐丝电路板，真的能替代传统的继电器柜吗？”一个来自武汉钢厂的中年工程师指着剖面模型问。
李师兄上前解答：“完全可以。我们已经在全国19家兄弟单位、数十条生产线上实际应用，累计运行超过73万小时。它的优势不仅在于体积小、可靠性高，更重要的是，它是‘可设计’的。可以根据控制逻辑的需要，直接设计掐丝图案，不用像继电器柜那样繁琐地接线。”
他拿出几张设计图纸和成品照片，详细解释设计流程。
另一边，钱兰被几个高校女教师围住，询问“电子耳朵”系统的技术细节。
“它的基本原理是振动、温度、声音传感和无线传输。”钱兰拿着一个传感器节点实物讲解，“我们在关键设备上安装这种节点，实时监测振动频谱及温度、声音异常。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提前报警，避免突发故障。”
“无线传输的可靠性怎么样？工厂里电磁干扰很严重啊。”一个戴眼镜的女教师问。
“我们采用了跳频技术和强纠错编码。”。”
展区的另一角，吕辰正在向工业部孙副部长和几位司长讲解“数字孪生”系统。
“……这是热处理炉内温度场的阶段模拟。”吕辰指着展板上的彩色云图，“左边是数学模型计算出的温度分布，右边是实际热电偶的测量值。
孙副部长仔细看着展板，频频点头：“这个系统能做什么具体应用？”
“目前主要有三个方向。”吕辰切换画面，“一是工艺优化。比如，我们要生产一种新钢种，可以在数字系统里先模拟不同的加热曲线，找到最优工艺参数，再在实际炉子里验证，大大缩短试制周期。”
“二是故障预警。如果炉内某处温度异常，但热电偶还没检测到，模型可能通过上下游温度的关联性变化提前发现苗头。”
“三是工艺参数固定，我们可以经过无数次计算，将某种特种钢材的温度曲线固定下来，新工人可以直接按参数操作，不用担心烧坏炉子或出安全事故。”
孙副部长沉思片刻，问道：“这个系统推广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主要是三方面。”吕辰坦诚回答，“一是需要准确的数学模型，这要求对物理过程有深刻理解，这方面我们和北大团队合作。二是需要大量实时数据，这对传感器和通信网络要求很高。三是需要既懂工艺又懂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目前非常稀缺。”
“人才问题确实是普遍瓶颈。”孙副部长感慨道，转身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来，要研究一下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
这时，北大-首钢展区那边传来一阵掌声。
吕辰望过去，看见他们正在演示他们的转炉吹炼终点预测系统。
幻灯片上实时显示着光谱数据和模型预测结果，看起来非常精准。
几个大型钢厂的厂长和技术负责人围在那里，显然对这个系统兴趣浓厚。
“北大的模型确实做得扎实。”不知何时，王卫国和赵老师来到吕辰身边。
“数学模型是他们的强项。”吕辰点头。
“但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赵老师低声说，“模型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来训练和验证。中小钢厂根本提供不了这种数据环境。所以他们的技术，注定只能在一流大厂应用。”
这正是不同技术路线的根本分歧，是追求顶尖的“最优解”，还是提供普惠的“可行解”？
下午两点，分组技术讨论开始。
会场按照技术领域划分了十几个分会场：钢铁冶金、重型机械、自动化控制、材料科学、能源动力、化工流程……
吕辰选择了自动化控制分会场。
这里聚集了各联合体在控制领域的顶尖专家，讨论注定激烈。
果然，会议开始没多久，争论就出现了。
一个来自大连机床厂的老工程师质疑脉冲电机的承载能力：“你们这个小电机，定位精度是不错，但最大扭矩才多少？能带动重型刀架吗？我们加工大型工件，切削力动不动就几吨！”
诸葛彪站起来回答：“您说得对，目前这一代脉冲电机确实承载有限，主要应用在轻载精密定位场合。但我们已经在研发大扭矩版本，采用多定子结构和新型永磁材料，目标扭矩是现在的十倍。原理样机下个月就能出来。”
“那可靠性呢？”另一个代表问，“机床车间油污重、振动大，你们这些精密电子器件扛得住吗？”
“我们在红星轧钢厂的生产线上做过环境测试。”吴国华展示测试报告，“脉冲电机本身是封闭结构，防护等级ip65。控制电路板做了三防处理，在含油雾、粉尘的环境下连续运行六千小时无故障。”
“成本呢？”问题接踵而至，“比传统的液压伺服系统便宜多少？”
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吕辰接过话：“目前小批量生产的成本，大约是进口液压伺服系统的一半。如果我们能实现规模化生产，成本可以降到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更重要的是，它的维护成本低，没有液压油泄漏问题，没有复杂的管路系统。”
“但液压系统力量大、响应快，这是电气系统比不了的。”哈工大的一位教授指出。
“所以我们不主张完全替代。”吕辰诚恳地说，“重型、高速、大功率的场合，液压系统依然有优势。但在中轻载、高精度、多轴协同的场合，电气系统更合适。未来的工厂，应该是液压、电气、气动各取所长、混合驱动的智能系统。”
这个回答相对平衡，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讨论转向控制系统架构。
一个来自计算所的专家提出：“你们现在的控制主要还是靠继电器逻辑和定制电路板，下一步有没有考虑用计算机直接控制？”
“这正是我们的目标。”吕辰说，“但一步到位有困难。我们的路径是分三步走：第一步，用继电器和定制电路实现基础自动化；第二步，用晶体管和小规模集成电路实现专用控制器；第三步，用微处理器和软件实现通用可编程控制。”
他展示了技术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我们处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期。明年，我们计划推出基于晶体管的专用顺序控制器；未来，要拿出可编程控制器的原型机。”
“这个节奏是不是太慢了？”有人质疑，“国外已经在研究计算机直接控制了。”
“但国外的工业基础和我们不一样。”吕辰耐心解释，“他们有很多现成的电子元器件、成熟的工艺链、充足的研发资金。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先把基础打牢，再往上建高楼。否则，就算引进最先进的计算机，没有配套的传感器、执行器、工艺模型，也只能当摆设。”
这时，北大的一位年轻教师举手发言：“我同意吕工的观点。我们北大团队在做数字模型时深有体会，如果没有准确反映物理过程的数学模型，再强的计算机也算不出正确结果。如果没有可靠的传感器数据，再智能的算法也无法做出正确决策。工业智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盯着最顶层的计算机。”
这话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共识逐渐浮现，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既要有长远规划，也要有渐进路径。
就在分会场讨论热烈进行时，一名学弟前来通知，国防科委和几个军工联合体的代表，参观了清华-红星的展区，找了个房间要求见面。
方教授让赵老师和吴国华应付开会，带着吕辰，跟着报信的学弟赶往会面房间。
来到房间外，两名站岗的军人检查了证件，才让二人进去。
只见几位身穿军便装的中年人在房间里坐成一排，为首的一人肩章显示是大校军衔，正在和钱兰说着话。
“首长好！”方教授和吕辰上前敬礼。
大校回礼，开门见山：“我们在会议上听了你们的介绍，很感兴趣。尤其是‘电子耳朵’技术，在装备状态监测方面可能有重要应用。”
他拿着一个小小的传感器节点：“这个东西，能在坦克发动机、舰船轮机、飞机引擎上使用吗？”
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技术的军用前景。
方教授谨慎回答：“原理上完全可以，但军用环境比工厂更加恶劣，高温、高湿、盐雾、强烈振动、电磁脉冲……需要对现有设计进行适应性改进。”
“需要改哪些地方？多长时间？”大校问得很具体。
吕辰接过话头：“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传感器本身要加固，封装材料和结构要重新设计；二是电路要增强抗电磁干扰能力，可能要加屏蔽层和滤波电路；三是电源系统要改进，可能需要自发电或高能电池；四是通信协议要加密，防止被侦听和干扰。”
“如果你们提供技术支持和测试环境，改进版本三个月内可以出来。”方教授补充道。
大校与随行人员低声商议片刻，然后说：“我们可以提供测试环境，包括振动台、高低温箱、盐雾箱、电磁兼容实验室。如果测试通过，我们愿意采购一批试用。”
这是一个重大机会！军工订单不仅意味着稳定的需求和较高的利润，更代表着国家对技术的最高认可。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方教授郑重承诺。
“还有你们的红外测温枪。”大校低声道，“测距多远？精度多少？”
“我们需要一种能在一百米外测量坦克发动机舱温度的型号。”。能做吗？”
吕辰心算了一下：“技术上可行，但成本会高很多。光学系统、探测器、信号处理电路都要升级。”
“成本不是问题，只要性能达标。”大校干脆地说，“先做五支样枪，测试合格后，第一批订单至少两百支。”
又一个大单！
军工代表们在展区停留了将近一个小时，详细询问了各项技术细节，记录了几十页笔记。
临走时，大校低声道：“你们做的这些工作，看似是民用技术，但在国防领域可能有更大价值。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国家需要这样实实在在的创新。”
送走军工代表，团队成员们难掩兴奋。
但他们知道，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展会还有两天，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傍晚时分，各展区的人流逐渐稀少。
清华-红星团队开始整理展品、总结今天的交流情况。
“今天总共接待了三百多人次咨询。”钱兰统计着记录本，“其中明确表示有合作意向的四十七家，包括八家大型钢厂、十二家中型厂、六个研究机构，还有刚才的军工单位。”
“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吴国华归纳，“一是成本，中小厂普遍关心价格；二是可靠性，大家担心新技术不稳定；三是技术支持，很多厂缺乏使用维护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王卫国补充，“好几个代表问，我们的系统能不能和他们的老设备兼容。他们不可能把现有设备全扔掉，换我们的新系统。”
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从北京饭店出来，长安街华灯初上，北京城的夜晚宁静而深沉。
在这个春夜，一千多位中国工业的精英齐聚于此，为这个国家的未来争论、谋划、蓄力。
他们的声音或许不同，他们的路径或许各异，但他们心中那份让中国工业崛起的渴望，却是如此一致而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