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翰林的“悲剧”，如同在所有官员头顶悬起了一柄明晃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被彻底粉碎。
kpi考核，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命（仕途意义上的）！
在生存压力和奖金诱惑的双重驱动下，整个大夏官场的风气，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被迫的“焕然一新”。
效率至上，废话退散！
以往那种一份公文在各个衙门之间旅行数月、层层画圈就是不办事的扯皮现象急剧减少。现在谁都耽误不起！万一因为自己部门的延误，导致其他部门的kpi完不成，那可是要结仇的！办事流程被自发优化，沟通效率大幅提升。“马上办”、“尽快处理”成了官员们的口头禅。
数据说话，实绩为王！
奏折和汇报中，“可能”、“大概”、“想必”之类的模糊词汇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数据、清晰的图表和可量化的成果。吹得天花乱坠不如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官员们开始注重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努力用数字证明自己的价值。
主动揽事，拒绝躺平！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官场老油条哲学彻底破产。现在是不做肯定错，做少了可能错，只有做多了、做好了才能对！官员们开始主动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开始“创造需求”——没事也得给自己找点活干，不然年底kpi数据不好看！
跨界合作，抱团取暖！
单一部门的kpi往往难以独立完成，官员们开始自发地加强横向联系。工部修路需要户部拨款和征地，那就提前沟通，紧密配合；刑部破案需要地方官员支持，那就积极协调。一种“kpi共同体”的意识开始萌芽，虽然本质还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客观上促进了部门协作。
学习之风（诡异的）盛行！
官员们不再只读圣贤书，开始疯狂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算学书热销（为了看懂报表和税收），农书工书成了抢手货（为了指导地方生产），甚至有人开始研究番邦语言（试图开拓海外贸易增加kpi）。学习目的极其功利，但确实提升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在某些奇怪的方向上）。
当然，这种“焕然一新”也伴随着副作用。
急功近利，缺乏长远。 官员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快速出成绩、容易量化的项目，对于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短期难见效益的基础性工作或理论研究，则兴趣缺缺。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年底考核看的是眼前kpi。
数据造假，开始萌芽。 在高压下，个别官员开始动歪脑筋，在数据上做文章，夸大政绩，隐瞒问题。虽然朝廷加强了审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形式主义，换汤换药。 为了凑kpi，各种“创新举措”、“亮点工程”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
但无论如何，与之前那种暮气沉沉、效率低下的官场相比，现在的朝廷机器运转得无疑更快、更高效了。
夏桓对此感受最为首观。
需要他亲自处理的破事少了，奏折的质量高了，国家的各项数据（税收、粮食、人口）都在向好发展。
“嗯，这kpi考核，果然是管理学的瑰宝啊。”他惬意地躺在摇椅上，吃着冰镇葡萄，“早知道这么管用，朕登基第一天就该用上。”
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正享受着古代版“996福报”制度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