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穿龙袍，只着一袭家常的蓝色团龙便服，身形依旧挺拔，但鬓角白发愈发明显，背影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与孤寂。
“臣张卫国，见陛下。”张卫国行礼。
“起来吧，赐座。”
朱元璋转过身，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似感慨，似决绝，
“张先生，胡惟庸的案子，基本了了。牵扯的人不少。朝堂空了一半。”
张卫国不知如何接话，只能道：
“陛下肃清奸逆，乾坤独断，乃社稷之福。”
“福？”
朱元璋走到御案后坐下，示意张卫国也坐，
“也许是祸。杀了那么多人，其中未必没有冤枉的，或者罪不至死的。但朕没得选。”
他目光投向虚空，
“丞相没了，六部直接对朕负责，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朕每天要看两百多件奏疏，处理四百多件事。从五更天坐到深夜，一刻不得闲。”
张卫国这才注意到，御案上堆叠的奏章几乎有半人高，朱笔搁在一旁，砚台里的墨似乎刚刚研过。
皇帝的工作量，确实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陛下勤政爱民，古之圣君不过如此。然龙体攸关天下，亦需保重。”
张卫国劝道。
“保重？”朱元璋苦笑，
“朕何尝不想。但朕不放心！六部的尚书、侍郎，都是新提拔上来的，能力、忠心，都要观察。”
“五军都督府的那些老兄弟，仗打完了，心思也活络了，得时时敲打。都察院、六科的人，盯着别人，自己是不是干净？”
“还有地方上那些官，天高皇帝远，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朕若松懈一分，他们就能搞出十分的名堂！胡惟庸就是前车之鉴！”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官僚系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源于他早年被胥吏盘剥的经历，源于打天下时见识过的各方势力的反复无常，也源于登基后对官员惰政、贪腐的深刻洞察。
“陛下设立六部、五府、都察院相互制衡，又以锦衣卫监察百官，制度已极为周密。”
张卫国道，
“或可适当放权，责成各部院依制办事，陛下总揽大纲，督查重案即可。如此，陛下可稍减劳顿，亦能使百官各司其职，锻炼才干。”
朱元璋摇头：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执行。而人是最靠不住的。贪欲、惰性、野心，随时可能冒出来。”
“朕必须亲自盯着，让他们知道，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看着！”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一些，
“你那边，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事，办得如何？”
张卫国将进展和遇到的阻力简要汇报。
朱元璋听得认真，眼中寒光一闪：
“阻力？谁敢阻挠？这是国策！你放手去办，需要人手、权限，朕给你。遇到阻力的，无论是谁，记下名字，报上来！朕倒要看看，是他们的脖子硬，还是大明的刀硬！”
他又问了些天文、农时方面的问题，张卫国一一作答。
末了，朱元璋忽然道：“标儿近来读史，对汉武帝、唐太宗晚年用刑颇峻有所疑惑，觉得朕用刑也过于严苛了。先生觉得呢？”
张卫国心中叹息。
太子朱标性格仁厚，深受儒家教化，对父亲严刑峻法、尤其是胡惟庸案牵连甚广的做法，私下颇有微词，父子间因此有过龃龉，这并非秘密。
“太子殿下仁爱，乃天下苍生之幸。”
张卫国字斟句酌，
“然治国之道，宽严相济。天下初定，百弊丛生，奸顽未戢，不用重典，无以震慑宵小，树立纲纪。陛下之心，在于廓清寰宇，为后世开太平之基。”
“此中苦心，殿下年岁渐长，阅历加深，自能体察。”
朱元璋沉默良久，叹道：
“但愿如此吧。标儿什么都好，就是心太善，把人都想得太好。”
“这天下，不是光靠仁义就能治好的。有些脏活、狠活，朕替他做了，骂名，朕来背。”
“只希望他将来，能坐稳这江山，做个太平天子。”
这番话，流露出一个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甚至是有些悲壮的爱。
张卫国听得心中复杂。
他知道朱元璋对朱标的培养不遗余力，寄予厚望，但两人治国理念的差异，或许早已埋下隐患。
离开谨身殿时，天色已晚。
宫灯次第亮起，将重重殿宇的轮廓勾勒出来，庄严而孤独。
张卫国走在漫长的宫道上，心中思绪万千。
朱元璋正以他钢铁般的意志和近乎偏执的勤政，亲手打造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的帝国。
他废除丞相，独揽大权；修订严律，以酷刑驭下。
建立特务，监控百官。清查田亩，控制经济每一步都伴随着鲜血与恐惧，但也确实在快速扭转元末以来纲纪废弛、豪强割据的局面，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然而，这样的统治模式，对皇帝个人的精力、能力要求极高，也极度依赖皇帝个人的权威与意志。
朱元璋可以做到，但他的子孙后代呢？
严刑峻法带来的恐惧能维持多久？
被极度压抑的官僚体系会孕育出怎样的反弹？
太子朱标将来能否驾驭这架沉重的、被其父亲上紧发条的国家机器？
这些问题，张卫国已经有答案。
他也看到，洪武十三年的这个春天，在胡惟庸案的腥风血雨之后，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如同这紫禁城一样，被修筑得更加坚固，也更加孤立。
时光流转，洪武朝的铁腕统治在血与火中继续深化。
胡惟庸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不断扩大，最终演变为一场持续多年、席卷全国的政治清洗风暴。
洪武十三年后，所谓胡党的清查并未停止，反而在朱元璋的授意和锦衣卫的深挖下，不断发现新的同谋和余孽。
案件的性质也逐渐从谋逆扩展到贪腐、结党、欺君、不法等各个方面。
朱元璋利用此案，不仅清除了他认为不可靠的官员，更借机打击了部分早期跟随他、但如今可能居功自傲、违法乱纪的淮西勋贵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