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王朝崩塌的前夜，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自身前途谋划时，有一个人以近乎固执的忠诚，坚守着对汉室的信仰直至生命尽头。
他并非门阀世族出身，却凭借战功跻身三公；
他本可与群雄逐鹿，却选择为气数已尽的王朝殉葬。
他，就是与皇甫嵩齐名、最终却走向不同结局的末世名将——
朱儁。
朱儁（？—195年），字公伟，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
他的出身与皇甫嵩截然不同——并非将门之后，而是真正的寒门子弟。
父亲早逝，母亲以贩缯（丝绸）为业，这种平民背景在重视门第的东汉后期尤为罕见。
但朱儁的早年经历，也折射出东汉选官制度尚未完全僵化的最后余晖。
他因孝养母亲闻名乡里，被举为孝廉，出任县丞、县令，“好义轻财，乡闾敬之”。
后交趾梁龙叛乱，朱儁被任命为交趾刺史，他“家本寒微，然轻财好义”，招募家乡子弟兵，旬月间平定叛乱，斩梁龙，降数万人，因功封都亭侯，迁谏议大夫。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
与出身将门的皇甫嵩不同，朱儁此时是以文官身份（谏议大夫）被紧急任命为右中郎将的。
这项任命意味深长：一方面显示朝廷已无将可用，另一方面也证明朱儁的军事才能早有公认。
他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各率一军，开赴颍川前线。
朱儁的平乱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颍川初战波才时，他因轻敌冒进遭遇挫折。
《后汉书》载：“儁前与贼波才战，战败。”
这位以文官转型的将领，为自己的经验不足付出了代价。
所幸皇甫嵩及时退保长社，并最终以火攻大破敌军，朱儁得以重整旗鼓。
但这次失败并未击垮朱儁，反而让他迅速成长。
他与皇甫嵩、曹操合兵，乘胜追击，“斩首数万级”，平定颍川。
随后兵分两路：皇甫嵩北上冀州，朱儁则南下荆州，征讨南阳、汝南、陈国的黄巾军。
朱儁面临的是黄巾军在南阳的坚固堡垒。
这里由张曼成率领，后由赵弘、韩忠、孙夏相继指挥，兵力雄厚。
战役分三个阶段：
1 初次围城与心理战
朱儁围宛城，韩忠乞降。
司马张超建议接受，朱儁却说出了一番残酷而清醒的军事哲理：
“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他认为在天下已定（名义上）时，纳降会鼓励叛乱。
于是急攻不克，他佯装撤围，韩忠果然出战，被伏击大败，斩首万余级。
2 登城血战与韩忠之死
韩忠退保内城，朱儁“鸣鼓攻其西南”，吸引敌军主力，亲率精卒“掩其东北”，乘虚登城。
韩忠退守小城，最终出降，却被南阳太守秦颉所杀。此举导致余部推孙夏为首，继续抵抗。
3 西鄂精兵的最后一击
孙夏率部走保西鄂精山（今河南南阳北）。
朱儁紧追不舍，孙夏“复与儁战，儁斩之”。
“复斩万余级”，南阳黄巾至此平定。
宛城战役持续近一年，是黄巾之乱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惨烈的攻城战。
朱儁展现出与皇甫嵩不同的风格：皇甫善用智谋和时机，朱儁则更依赖坚韧和强攻。
这种差异，或许源于二人不同的出身背景——
将门之后更重“术”，寒门崛起更凭“力”。
中平二年（185年），朱儁因功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此时的他达到人生巅峰：出身寒微，位至列侯，名震天下。
但危机已悄然而至：
一方面，宦官张让、赵忠索贿五千万钱，朱儁拒绝，被诬陷“连战无功”，险些罢官。
经皇甫嵩上书力保，才改任光禄大夫。
另一方面，他被调往并州防御边患，这看似重用，实则是调离中原权力中心。
中平四年（187年），凉州叛军王国、韩遂等寇掠三辅。
朝廷以朱儁为右车骑将军，看似重用，实则“兵少不敌”，他“顿兵不敢进”，后被董卓取代。
这次经历，让他与董卓结下芥蒂，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入京专权。
与皇甫嵩的顺从不同，朱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抵制。
董卓迁都长安时，朱儁留守洛阳，“与山东诸将通谋”，计划起兵讨卓。
事泄后，为避免与董卓直接冲突，他接受征召赴长安，任太仆。
初平元年（190年），关东诸侯起兵讨董，推朱儁为“山东义兵”的精神领袖。
《后汉书》载：“及山东兵起，卓惧，乃征儁为城门校尉。儁将行，其帐下督李傕（非董卓部将李傕）谏曰：‘天下大人，可坐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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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傕（朱儁部将）的建议极具诱惑：坐观成败，收渔翁之利。
但朱儁答：“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
他选择奉诏，因为这是“天子诏”。
这种对汉室象征性权威的执着，贯穿了他的一生。
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祸乱长安。
朱儁被任命为太尉，录尚书事，成为名义上的百官之首。
他利用这个身份，竭力维持朝廷运转，甚至劝说李傕、郭汜释放被劫持的百官。
兴平元年（194年），李傕、郭汜内讧。
朱儁被任命为大司农，持节出关，调解关东诸侯矛盾。
这看似晋升，实则是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但朱儁视之为最后的机会：他希望以朝廷名义，重新整合关东力量。
朱儁先至徐州，与刺史陶谦等商议迎献帝东归。
但袁术、曹操等势力错综复杂，计划无果。
此时，李傕、郭汜为拉拢他，又征其为太仆。
部下杨奉劝他：“今郭多（郭汜）劫质公卿，将军宜还京师，以正朝政。”
这是最后一个选择：是留在关东徐图发展，还是回长安这个火坑？
朱儁再次选择了“忠臣”的道路：“天子播越，非人臣宴饮之时。”
他决定回长安，试图“正朝政”。
朱儁回到长安附近时，李傕劫持献帝，郭汜则扣留百官为人质。
朱儁不幸落入郭汜手中。
郭汜性猜忌，将朱儁扣押营中。
这位曾平定黄巾、位至三公的老将，受尽屈辱。
兴平二年（195年）四月，朱儁在郭汜营中发病卒。
《后汉书》记载含蓄，但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献帝春秋》透露了更惨烈的真相：
朱儁是被郭汜扣押后，“愤懑发病死”，更有说法是他服毒自尽。
无论是病逝还是自尽，根本原因都是“愤懑”——
对时局的绝望，对自身无力回天的痛苦，对汉室将倾的悲哀。
这位寒门出身、凭借战功登上顶峰的将领，最终以一种最“士大夫”的方式结束生命：义不可辱。
朱儁常与皇甫嵩并称“嵩、儁”，但二人结局迥异：
比较维度：皇甫嵩vs朱儁
出身：将门世家（凉州三明之后）vs寒门（母贩缯为业）
军事风格：善用智谋、火攻、时机vs坚韧强攻、正面突破
对董卓：曾有机会除卓而不敢vs公开反对，谋联合关东
最终选择：服从征召，晚年闲居vs试图整合关东，失败被囚
结局：病逝，得享哀荣vs被扣押后愤懑而终/自尽
后世评价 “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 “节义至死，可谓纯臣”
朱儁代表了汉末士人的一种典型选择：
1 曹操型：利用乱世，重建秩序（实用主义）
2 袁绍型：依仗门第，逐鹿天下（野心家）
3 朱儁型：坚守臣节，殉葬旧朝（理想主义）
他本可选择曹操的道路——手握兵权时，完全可割据一方；
也可选择袁绍的道路——四世三公虽不可得，但以他的声望，做个军阀绰绰有余。
但他选择了最“不聪明”的道路。
朱儁的价值，恰恰在于他的“不聪明”。
在一个人人都在计算利害的时代，他的选择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尺度：忠诚本身可以成为目的，而非手段。
1 对寒门上升通道的最后诠释：他以战功证明，即便在东汉末世，寒门仍有上升可能
2 对“君臣之义”的终极实践：他的死，为汉代三纲五常做了最极端的注脚
3 悲剧的警示意义：他的失败，宣告了单纯依靠个人忠诚无法挽救制度性崩溃
朱儁在世时，即便政敌也敬其人格。
董卓虽忌惮，却不得不借重其声望；李傕、郭汜跋扈，仍给他三公之位。
这种尊重，是对他公认品格的妥协。
《后汉书》作者范晔的评价值得玩味：
“皇甫嵩、朱儁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建功于天下，声驰于朔野。其所以勤王之义，可谓至矣。然嵩能折节下士，而儁矜己自高，此其所以败也。”
“矜己自高”四字，或许道破了朱儁的悲剧性格：他太珍惜自己的“忠臣”人设，以至于无法像曹操那样灵活变通。
在《三国演义》中，朱儁形象被简化，主要出现在早期镇压黄巾的情节中。
但罗贯中通过他之口说出的“纳降无以劝善”，这句历史上真实的言论，成为了小说中忠直将领的象征。
朱儁的一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悲剧：
成功的悖论：他成功镇压了黄巾，却为军阀割据扫清了障碍；他位至三公，却救不了王朝。
忠诚的悖论：他对汉室的忠诚无可置疑，但这忠诚最终将他引向囚禁与死亡；他越是努力尽忠，离挽救时局的目标就越远。
出身的悖论：寒门出身让他更珍视汉室提供的上升通道，但这通道在他成功后已彻底崩塌。
当我们回顾东汉最后几十年，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王朝最忠诚的扞卫者，往往加速了它的灭亡。
皇甫嵩、朱儁等人扑灭了黄巾，但连年战争耗尽了帝国最后元气；他们恪守臣节，但这份忠诚让他们无法在乱世中采取非常手段。
朱儁服毒的那一刻，吞下的不只是毒药，更是整个东汉士人价值观的破灭。
他之后，再无这般“纯粹”的汉臣——
曹操是权臣，刘备是宗室，孙权是割据者。
那个寒门子弟凭战功封侯、位至三公、为王朝殉葬的故事，随着朱儁的死，永远成为了绝响。
在这个意义上，朱儁不仅是汉末名将，更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延续了四百年的汉朝，画下了一个鲜血淋漓的终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