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注定成为兴南历史乃至整个南洋历史的转折点。随着“经济突围计划”进入深水区，兴南的科技、工业、军事与文化如同四条奔腾的巨流，在南洋大地交汇，激起前所未有的浪潮。
在科技领域，兴南的“南芯计划”取得突破，芯片制程进入微米级，计算机小型化取得历史性进展，为军事装备与民用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工业领域，兴南的船舶制造、钢铁冶炼、精密机械、航空工业迅速崛起，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军事领域，“南洋之盾”军演震撼世界，兴南自主研发的“南鹰-3”战斗机、“海狮级”核潜艇、“兴南号”核动力航母、“南威-3”洲际导弹等一系列国之重器宣告了兴南军事科技的全面成熟。在文化领域，“南洋新儒家”“南洋佛教”“南洋华人现代主义文学”等思想与艺术流派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兴南的崛起，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其影响力以惊人的速度从南洋扩散至整个亚洲。南洋华人联盟内部的讨论也随之变得愈加激烈。过去，联盟更多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而如今，随着兴南实力的提升，联盟内部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一个更大胆、更具历史意义的构想开始浮出水面——重建“亚洲联盟”。
这个构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长达两年、数十轮的闭门磋商与区域协商中逐渐成熟。来自兴南、加里曼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的华人自治政府代表，在一次次会议中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化解分歧。他们深知，自己不再是孤立的小社群，而是共同命运的承载者。
1975年春，加里曼丹首府坤甸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坤甸国际会议中心外，五色旗迎风飘扬；会议中心内，来自各地区的代表齐聚一堂。这场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清晨的辩论、深夜的协商、对原则的坚持、对细节的推敲，每一句话都承载着千万南洋华人的期望。
最终，他们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正式宣布成立“亚洲联盟”（asian alliance），总部设于仰城，首任轮值主席由兴南总理楚礼担任。
亚盟的成立，是华人联盟的升华，是一个更高维度的区域合作机制。确而深远：
一、加强区域合作，亚盟致力于推动成员国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交通、通信与能源网络。从跨海大桥到跨国铁路，从光纤网络到智能电网，亚盟希望通过硬件连接，实现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
二、促进经济发展，亚盟计划构建“亚盟自由贸易区”，逐步取消内部关税，推动本币结算，建立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以增强成员国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能力。
三、维护文化认同，亚盟强调保护与传承南洋华人的语言、教育、宗教与艺术，推动“南洋文明体系”的传播，增强民族自信心与文化凝聚力。
四、保障地区安全，亚盟将建立“联合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协调中心”，以应对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但亚盟明确表示不会成立联合军队，不设军事指挥机构，避免陷入冷战逻辑。
亚盟的成立，标志着亚洲区域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不是军事集团，也不是超级大国的附庸，而是一个以文化为纽带、以发展为目标、以自主为灵魂的新型区域共同体。
在坤甸国际会议中心的成立仪式上，楚礼缓步走上讲台。他身穿深色中山装，目光坚定，声音沉稳有力：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延续历史的伤痛，而是为了开创共同的未来。亚盟不是军事同盟，也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没有秘密的军事协议，没有针对任何国家的敌意。我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祖先从中华出发，穿越风浪，在南洋落地生根。我们讲华语，也讲马来语；我们过春节，也尊重开斋节；我们传承儒家的仁爱，也吸收伊斯兰的慈悲。我们不是任何人的附庸，我们是南洋的主人，是亚洲的建设者。”
“亚盟的目标，不是对抗，不是扩张，而是让南洋华人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存在，我们自主，我们不可忽视。”
楚礼的讲话结束后，全场起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亚盟的成立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苏联和梅国的情报机构迅速提交了分析报告。苏联认为，亚盟虽然宣称中立，但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可能削弱苏联在中东的传统影响力。梅国则担心，亚盟的经济整合与武器出口能力可能冲击其在波斯湾的战略布局。
面对两大国的猜忌，楚礼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亚盟坚持绝对中立，不依附任何组织，不参与任何军事集团。我们的合作，是为了共同发展，为了文化传承，为了地区安全，而不是为了对抗谁，更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棋子。”
“我们出口的武器，是防御性的，是可控的，是符合国际法的。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战争。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合作与和平发展的可能。”
亚盟的成立，不仅提升了兴南与南洋华人联盟的国际话语权，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不结盟，但不孤立；不依附，但不封闭；不对抗，但不软弱。
亚盟的成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没有枪声，没有硝烟，却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落下了一颗足以改变全局的棋子。
在亚盟的战略蓝图中，有一个决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排除倭国。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封闭，也不是排他性的区域主义。恰恰相反，亚盟的大门向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敞开，包括菲律宾、印尼、马尔代夫等岛国，都被视为未来潜在的合作伙伴。唯一被明确排除的，只有倭国。
这个问题，不仅国际社会在问，亚盟内部也经历了激烈的讨论。最终，所有成员国达成了一致：倭国因其侵略历史与现实政治结构，短期内无法融入亚盟。
这不是情绪化的决定，而是基于历史、安全与地缘政治的冷静判断。
倭国在二战期间对东亚与东南亚的侵略，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无数城市被摧毁，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洋华人更是遭受了惨烈的屠杀，从新加坡到爪哇，从苏门答腊到菲律宾，倭军的暴行罄竹难书。
在亚盟内部会议上，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代表曾这样说：“我们的祖父被他们杀害，我们的母亲被迫成为慰安妇，我们的土地被他们掠夺。你告诉我，我们要如何在短短三十年里忘记这一切？”
另一位来自马来亚的代表补充道：“倭国在梅国的保护下至今没有彻底清算战争罪行，他们的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
历史不是可以轻易翻过的一页。对许多亚盟成员国而言，倭国的侵略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家族记忆、民族创伤、土地上的血痕。
除了历史问题，倭国的现实政治结构也让亚盟保持高度警惕。战后的倭国，虽然被兴南国彻底清理了一次，但也仅限于兴南驻军的冲绳岛，但其地区如美国驻军的地区政治右翼势力从未消失。他们否认侵略、美化战争、推动修宪、谋求军事扩张。在国际舞台上，倭国不断寻求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楚礼在内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倭国的军事扩张倾向，是东亚最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历史上曾侵略过我们的国家，再次拥有不受限制的军事力量。”
亚盟的安全理念是防御性的、透明的、合作的，而倭国的军事发展方向与此背道而驰。
在冷战格局下，倭国是梅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之一。驻倭美军基地遍布列岛，倭国自卫队与梅国军队的协同作战体系高度一体化。
楚礼对此有深刻的判断：“倭国不是中立国家。它是梅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支点。如果让倭国加入亚盟，亚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苏梅争霸的漩涡。”
亚盟的成立，就是为了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构建自主的区域秩序。而倭国的加入，将直接破坏这一战略目标。
亚盟排除倭国，不是为了对抗，也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对立，而是为了保护亚盟的安全、稳定与自主性。
楚礼曾在闭门会议中解释：“我们排除倭国，是为了避免历史的阴影、现实的风险与外部势力的干扰。我们不是拒绝倭国人民，而是拒绝倭国的政治结构与军事路线。当倭国真正实现和平、反思历史、放弃军事扩张时，亚盟的大门才会真正向它敞开。”
这是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区域治理理念。
在排除倭国后，亚盟的战略布局更加清晰。深耕大陆与大岛国家，亚盟以兴南为核心，连接加里曼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形成“南洋大陆带”。通过跨境铁路、电网、光纤网络的建设，打造高度互联的“南洋经济圈”。
推动区域产业链整合，亚盟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建立统一的产业链体系，从钢铁、机械到电子、航空，实现区域内的产业互补与协同发展。
亚盟的另一大战略方向，是与阿拉伯世界的深度合作。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兴南拥有先进的炼油技术、船舶制造能力与工程技术。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亚盟宣布建立“南洋—阿拉伯能源合作机制”，通过技术换取原油，实现长期稳定的能源供应。
同时，亚盟推动“南洋—阿拉伯科技合作计划”，在沙漠农业、海水淡化、太阳能等领域展开联合研发。
亚盟宣布将出口常规武器与防御性导弹系统，但有严格限制：
1 出口范围：仅限亚盟成员国与友好阿拉伯国家
2 武器类型：轻型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反舰导弹等
3 导弹政策：射程不超过3000公里，严禁核载具
这一政策既展示了亚盟的军事实力，又避免刺激苏梅两国，体现了亚盟外交的灵活性与成熟度。
亚盟的崛起，让苏联与梅国都感到不安。苏联担心亚盟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会削弱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梅国则担心亚盟的经济整合与武器出口会冲击其在波斯湾的战略布局。
一份苏联内部报告指出：“亚盟正在构建一个绕开两大阵营的‘第三极’秩序。”
而梅国的情报分析认为：“亚盟具备成为区域霸权的潜力。”
面对这些猜忌，楚礼在记者会上强调：“亚盟坚持绝对中立，不依附任何国家，不参与任何军事集团。我们的合作，是为了共同发展，而不是为了对抗。”
亚盟的成立，让亚州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统一的声音。
在联合国，亚盟成员国以“南洋集团”身份联合发声；在国际能源论坛，亚盟提出“公平能源秩序”；在文化领域，“南洋新儒家”“南洋佛教”开始影响阿拉伯与非洲国家。
亚盟的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一种全新的区域治理理念，也是一种新的文明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