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发展体育事业，让兴南民众的体魄日益强健的同时，楚阳始终没有忘记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突进——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军事的强盛，更在于文化的赓续与精神的挺立。他曾多次在政府高层会议上，以振聋发聩的言辞强调：“体育强健体魄，文娱滋养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就算体魄再强健，也难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仅要让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强健的体魄，更要让他们有精神寄托，有文化归属，有高雅的艺术享受。”
这番话，绝非空泛的口号，而是楚阳为兴南擘画的发展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笔。为了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兴南政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将文娱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整个国家还处在百废待兴的重建浪潮中，当城市的废墟上还回荡着建设者的号子，政府便高调颁布了《兴南精神文明建设纲要》。这份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对民族未来的深思，不仅为兴南未来几十年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更成为了文娱产业腾飞的行动指南。
《纲要》明确提出，要“规范文娱行业制度，扶持本土文娱创作，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具有兴南特色的华人文化品牌”。它将文化建设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要求政府在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给予全方位、无死角的支持。为此，兴南政府不惜投入巨资，设立了数额庞大的“国家文化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扶持本土文化创作与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在文化部下设专门的“文娱产业促进局”，负责统筹协调音乐、广播、小说、电影、电视等多个领域的全面发展。一场以“文化兴国”为目标的宏大工程，就这样在兴南大地上悄然拉开序幕，而音乐，作为最能直击人心的艺术形式，成为了这场文化复兴浪潮中，最先绽放的一朵璀璨之花。
兴南的音乐产业，起步于战后废墟之上的一片荒芜。当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当和平的曙光重新照耀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兴南的音乐市场几乎是一片令人心酸的真空。市面上充斥着的，要么是欧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爵士乐唱片，旋律慵懒，歌词晦涩，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格格不入，带着浓重的异域色彩，唱的是他乡的悲欢。而属于兴南人自己的音乐创作，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缺乏专业的创作人才、成熟的制作团队和发行体系，更没有能够扎根本土、触动人心的作品。彼时的音乐，似乎只是上流社会沙龙里的消遣，是贵族们附庸风雅的工具，与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隔着一道遥不可及的鸿沟。
楚阳深知，音乐是情感的载体，是心灵的共鸣，是最能触动人心、凝聚人心的艺术形式。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一个在南洋热土上艰苦奋斗、开疆拓土的族群，绝不能让自己的耳朵被外来文化所占据，绝不能让自己的心声，淹没在异国的旋律里。他决心打造属于兴南自己的音乐，唱出兴南人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家国情怀。这份决心，如同火种，点燃了兴南音乐产业的燎原之势。
在楚阳的亲自批示与大力推动下，兴南国立音乐学院（xan national nservatory of ic）在首都仰城风景秀丽的镜湖畔，正式挂牌成立。这所被寄予厚望的音乐学府，从诞生之日起，便被视为兴南音乐事业的“黄埔军校”，承载着培养本土音乐人才、重塑民族音乐灵魂的重任。
政府对这所学院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在镜湖畔的一片开阔地上，现代化的校舍拔地而起——宽敞明亮的琴房里，摆放着从欧洲进口的三角钢琴；设备先进的录音棚，配备了当时最顶尖的收音与混音设备；阶梯式的音乐厅，能容纳上千名观众，音响效果堪比欧洲的顶级剧院。不仅如此，学院还专门设立了民族乐器陈列室，收藏了从华国故土流传而来的古筝、二胡、琵琶，以及南洋本土特有的椰胡、甘美兰等乐器，让学生们能够近距离接触不同风格的音乐载体。
学院的师资力量组建，采取了“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策略。一方面，政府不惜重金，从华国的中央音乐学院、沪海音乐学院等知名学府，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他们带着正统的华国音乐理论和教学经验，将江南丝竹的婉转、北方梆子的高亢，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另一方面，也邀请了部分在东南亚享有盛誉的西方古典音乐家和作曲家，他们带来了欧洲古典音乐的创作技法和编曲理念，让学生们得以接触到和声、复调等系统化的音乐理论。这种独特的师资配置，为学院日后的教学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既不盲目崇洋，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走出一条属于兴南自己的音乐之路。
音乐学院开设的专业，涵盖了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各个领域：声乐专业分为美声、民族两个方向，器乐专业则兼顾西洋乐器与民族乐器，此外还有作曲、编曲、音乐理论、音乐史等理论性专业。在教学理念上，学院院长——一位从华国归来的老音乐家——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台下一张张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孔，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培养的，不是只会模仿的匠人，不是只会弹奏别人曲子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艺术家。你们的笔下，应该流淌出这片土地的声音；你们的歌声里，应该唱出南洋华人的悲欢离合。记住，音乐的根，永远在脚下的土地里，在我们的血脉里。”
为了激励学生们的创作热情，学院每年都会举办“年度音乐创作大赛”，大赛的主题，始终围绕着“本土”与“情怀”展开——或是描绘南洋的风土人情，或是歌颂建设者的奋斗精神，或是抒发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优秀的作品，不仅会获得丰厚的奖金，还会被学院推荐给唱片公司，进行录制发行。一时间，学院内的学术氛围空前浓厚，创作热情高涨。琴房里，日夜回荡着钢琴的旋律、二胡的呜咽、小提琴的悠扬；作曲教室里，学生们伏案疾书，将心中的情感，化作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们既是学生，也是兴南音乐未来的希望。
除了在教育层面的深耕细作，政府在产业层面的扶持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48年，兴南政府正式设立“兴南音乐创作基金”，每年从国家财政中拨出专款，对优秀的本土音乐作品进行奖励和扶持。基金的扶持范围极为广泛，无论是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创作，还是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无论是典雅的民族器乐合奏，还是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歌谣改编，只要内容健康向上、旋律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都能申请到资金支持。
这一政策，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了兴南音乐这片干涸的土地，极大地激发了民间音乐人的创作热情。许多原本在街头卖唱、在酒吧弹琴的民间艺人，终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们走出狭小的酒馆，走出逼仄的街头，背起行囊，深入民间，走遍兴南的山山水水。他们来到槟城的橡胶园，听割胶工人在晨曦中哼唱的劳动号子；他们来到马六甲的渔村，听渔民们在归航时唱的咸水歌；他们来到内陆的茶园，听茶农们在采茶时节唱的山歌。这些质朴的旋律，这些饱含生活气息的歌词，成为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作曲家们将这些珍贵的民间音乐素材，与华夏传统的五声音阶、戏曲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借鉴西方音乐的和声与配器技法，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南洋新民乐”。这种音乐，既有东方旋律的婉转悠扬，又有南洋风情的热烈奔放；既有传统音乐的厚重底蕴，又有现代音乐的创新元素。旋律优美动听，歌词质朴感人，每一首曲子，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南洋大地上的故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作曲家黄自明创作的《南洋之歌》。黄自明是兴南国立音乐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也是土生土长的南洋华人。他的祖父，是当年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华工，靠着一把锄头、一双勤劳的手，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为了创作这首歌，黄自明带着一把吉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在槟城的橡胶园里住了整整三个月。他与割胶工人同吃同住，凌晨四点便起床，跟着工人们走进胶林，看他们顶着烈日，在胶树上划出一道道整齐的口子；他听他们讲述祖辈们下南洋的艰辛——在海上漂泊数日，九死一生；在异国他乡受尽欺凌，却从未放弃希望；他听他们哼唱着祖辈传下来的思乡小调，旋律里满是对故土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