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内，如潮的掌声终于渐渐平息，但空气中激荡的情绪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像一层厚重的、带电的云层，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张美玲在那位温和的女工作人员引导下，默默离开了讲台，她的背影在巨大的门廊下显得异常单薄，却又带着一种刚刚立下誓言般的、不容置疑的决绝。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仿佛将两个世界隔绝开来。一个是由泪水、呐喊和个体悲剧构成的情感世界；另一个，则是由规则、利益和冰冷逻辑主导的现实政治角力场。
会议厅内的灯光似乎都明亮了几分，驱散了先前那种悲情弥漫的氛围。工作人员悄无声息地更换了讲台上的名牌，张美玲的名字被取下，换上了“闭门技术讨论 - 仅对成员国代表及特邀专家开放”的标识。气氛瞬间变得务实而紧绷。
“诸位代表，”范德比尔特的声音平稳、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秘书处，对张美玲女士刚才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证词，表示最深的敬意和感谢。”他微微颔首，动作标准得像外交礼仪教科书。“她的勇气，她所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个人经历的悲剧，无疑为我们今天的讨论注入了一种紧迫感和道德维度。”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缓缓扫过全场，像是在确认每一位听众的注意力都已集中。
“然而，”这个词像一道分水岭，瞬间将气氛从感性的致敬拉回到理性的分析，“敬意与同情，不能替代审慎的评估和可行的行动方案。我们此刻聚集于此，肩负的责任是将这种道德呼吁，转化为具体、有效且可持续的全球政策。这要求我们，必须冷静、甚至严酷地，审视张女士所提议的‘全球水资源共享计划’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他的语调没有起伏，但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台下，支持该计划的代表们，如塞内加尔大使阿卜杜拉耶·恩迪亚耶，不自觉地挺直了背脊，眼神中流露出戒备。而另一些代表，如来自水资源丰富国家“北河联邦”奥尔洛夫，则微微后靠，双手交叉放在腹前，脸上是一种“早该如此”的淡漠。
“挑战之一，地缘政治与主权问题。”范德比尔特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切入核心，“水，自古以来就是最敏感的主权资源。国家边界可以划定，但地下含水层、跨境河流流域，却遵循着自然法则。”他调出世界水资源分布图，几个关键的跨境水域被高亮标出——尼罗河、湄公河、约旦河、恒河
“任何形式的‘共享’，无论其初衷多么高尚，都不可避免地触及下游国家与上游国家之间历史悠久的、极其复杂的水权争端。试问，我们如何能说服一个上游国家，在自身也可能面临缺水风险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战略资源的水‘共享’出去？国际法在此领域虽有框架，但约束力有限。一个强制性的共享机制，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近乎天方夜谭。”
恩迪亚耶大使忍不住了，他按下发言键，桌上的指示灯亮起：“主席先生，范德比尔特官员的观点固然是现实，但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正是因为存在争端，才更需要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框架！气候危机不尊重边界，我们的应对机制也必须超越边界！这不是乞讨，这是基于生存权的气候正义！”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西非法语区特有的韵律感，在冷静的会场里投下了一颗石子。
范德比尔特平静地点点头：“恩迪亚耶大使的立场我很理解。‘气候正义’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概念。但请允许我提出挑战之二：巨额资金与实施主体。”他切换幻灯片，上面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估算数字。“假设，仅仅是假设，我们要建立一个覆盖主要干旱地区的大规模水援助网络，包括海水淡化、长途运输——无论是通过管道、巨型水囊船还是其他方式——分配站点建设与维护初步的、极其保守的年度预算估算，是这个数字。”
屏幕上跳出一个以“百亿美元”为单位的巨大数字。会场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笔资金从何而来？”范德比尔特追问，目光锐利，“是由发达国家根据历史排放责任承担主要份额？这势必引发关于责任认定和分摊比例的无休止争论。是由联合国常规预算支出？这需要所有会员国，包括那些自身面临经济困难的国家同意增加摊款。还是建立一个自愿性的基金？那么，它的规模和稳定性将完全取决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周期。谁又来主导这笔巨款的使用？联合国？世界银行？还是一个新成立的、可能缺乏经验的专门机构？”
！他的一连串问题，像一连串重锤，敲打在支持者们的心上。
“至于技术瓶颈，”范德比尔特继续推进，不给人们喘息的机会，“大规模海水淡化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太阳能、风能成本尚未降到足够低且不稳定的地区，我们是在用能源换水，这可能加剧碳排放，与我们的减排目标背道而驰。长距离输水，无论是跨越国境的管道，还是动用舰队运输，其成本、能耗以及对沿途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未知数。我们是否有成熟、可靠且负担得起的技”
“主席先生！”一个清亮而急切的声音打断了他。是来自太平洋岛国基里蒂玛的年轻女代表，玛拉·托卡塔。她因为激动，脸颊微微泛红。“我们总是在讨论成本！讨论技术难题！但我想请问，坐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干渴，这个成本又该如何计算？我们基里蒂玛正在被上升的海平面吞噬，我们理解未来的威胁！但张女士所说的，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死亡！当一个人在你面前渴死，你还会和他讨论淡化的能源成本吗？”
她的质问带着年轻人的直接和一种濒临绝望的愤怒，让会场再次陷入短暂的寂静。
范德比尔特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眼神中似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但他的声音依旧平稳：“托卡塔代表，没有人否认生命的价值，也没有人质疑危机的紧迫性。但正因为我们尊重生命，才必须确保我们的干预是有效的，而不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因为无法持续而半途而废，造成更大的失望和动荡。”
“范德比尔特官员的分析非常全面和清醒。”奥尔洛夫的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自信，“我认为，张女士的提议，其情感力量值得肯定，但将其上升为一项需要调动全球资源的‘计划’，恐怕过于理想化，或者说，乌托邦。”
他微微摊手，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水资源管理，首先是，也应该是主权国家的责任。国际社会的角色是提供援助、技术和知识共享，而不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水分配局’。这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效率问题。我们见过太多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最终因为官僚主义、腐败和执行力匮乏而沦为昂贵的空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恩迪亚耶和托卡塔，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危险的倾向——将不同性质的气候问题混为一谈，甚至对立起来。‘冰点救援计划’是针对全球性、存在性威胁的科学应对方案，其目标是保护全人类的核心居住区和文明成果。而区域性的水资源短缺，虽然悲惨，但本质上更应通过区域合作、国家治理改善和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来解决。将两者相提并论，甚至暗示要重新分配投入，是短视的，可能会损害我们应对更宏大威胁的能力。”
“更宏大的威胁？”恩迪亚耶猛地站了起来，几乎是在低吼，“奥尔洛夫大使！对于即将失去家园的岛国居民，对于在沙漠里渴死的人，还有比失去生命、失去家园更‘宏大’的威胁吗？‘冰点计划’是为了拯救未来的曼哈顿和上海，那谁来拯救现在的‘希望之泉’？难道只有富裕沿海地区的未来才值得投资，而内陆干旱地区当下的生命就可以被牺牲吗？这是否是一种新的、基于地理和经济地位的气候歧视？”
这番尖锐的指控让会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支持“水共享计划”的代表们纷纷出声附和，而反对者则摇头反驳。会议厅里充满了各种语言的、激动的争论声。
范德比尔特用力敲了几下木槌：“秩序！请保持秩序！”
就在争论稍歇，但敌意依然在空气中噼啪作响的间隙，一个冷静、带着北欧口音的声音响起。中年女性，埃尔莎·林德格林。她以理性和务实着称。
“主席先生，范德比尔特官员，各位代表，”林德格林的声音不高，但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理解各方立场。但我想提出一个具体问题，这也是公众和媒体很可能提出的问题。”她顿了顿，目光投向范德比尔特，也仿佛穿透了他，看向那个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的“冰点救援计划”的影子。
“根据公开资料，‘冰点救援计划’的初步预算估算，高达数千亿美元级别。”她的话语像冰水一样，浇在刚刚燃烧起来的争论之火上，发出“嗤”的声响，“这是一个旨在应对未来数十年海平面上升风险的、前所未有的地球工程预算。而张美玲女士所揭示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导致大规模丧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她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凝重：“我的问题是：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是否有道德责任，重新评估资源的优先顺序？我们是否应该，甚至必须，考虑将‘冰点救援计划’的一部分预算——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临时调剂或分流，用于立即应对像非洲之角这样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我们拯救未来城市的努力，是否应该以牺牲当下无数个体的生命为代价？”
！这个问题，像一把精准的匕首，刺入了会议最核心的矛盾。它将李墨飞团队所代表的、面向未来的、宏大的科技救赎叙事，与张美玲所代表的、直面当下的、血腥的人道灾难叙事，直接置于天平的两端，逼迫每一个人进行价值判断。
会场陷入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深沉的寂静。没有人能轻易回答这个问题。支持“冰点计划”的人担心这会开创危险的先例，瓦解来之不易的共识；支持“水共享”的人则仿佛找到了最有力的道德武器。
范德比尔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措辞。“林德格林代表的问题非常深刻，也极其困难。”他最终承认，“这涉及到不同时间维度、不同风险性质、以及不同伦理框架下的权衡。‘冰点计划’旨在防止全球性的、不可逆的系统性崩溃，其投入可视为对文明基础的保险。而应对眼前的人道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的道德义务。两者并非完全对立，但在实际操作和资源分配上，确实存在竞争关系。这需要更高层面的政治决断，而非我们此次技术讨论所能裁定。”
他巧妙地将这个烫手山芋暂时搁置，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已经被摆上了台面，再也无法忽视。
接下来的辩论，虽然依旧激烈，但似乎都绕不开这个核心的悖论。各方立场鲜明，言辞交锋，但谁也说服不了谁。范德比尔特以其高超的议程控制能力，引导讨论最终聚焦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结论。
“基于以上讨论，以及各方表达的关切与分歧，”会议接近尾声时，范德比尔特总结道，“我建议，并未此次会议正式提议：成立一个由相关成员国、联合国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和独立专家组成的‘全球水资源安全与合作特别研究小组’。”
他特意避开了“共享计划”这个敏感词。
“该小组的任务是：第一，深入评估全球，特别是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现状及未来风险；第二，系统梳理现有技术方案的可行性、成本与环境影响；第三，研究不同合作模式的法律、政治和财务框架；第四，就水资源危机与人道主义响应机制的衔接提出建议。小组将在六个月内向秘书长及相关机构提交初步报告。”
没有欢呼，也没有强烈的反对。这是一个典型的联合国式成果——当无法达成实质性协议时，就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将问题交给时间和更冗长的程序。支持者如恩迪亚耶和托卡塔，虽然对这个缺乏强制力和时间表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也知道这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开端。反对者如奥尔洛夫，则勉强接受，因为这至少将那个激进的“共享计划”拖入了无休止的研究和讨论中。
会议在一种疲惫而未尽的气氛中宣布结束。
张美玲独自坐在代表团休息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手中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水。窗外的纽约灯火璀璨，车流如织，构成一幅与她记忆中景象截然不同的、充满生命力的画卷。
恩迪亚耶大使和托卡塔代表找到了她。恩迪亚耶脸上带着战斗后的疲惫，但眼神依然坚定。他简单地向张美玲复述了会议后半程的激烈交锋，以及最终成立“特别研究小组”的结果。
“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张美玲轻声重复着，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弧度，“用来研究”
“这是一个开始，美玲女士。”恩迪亚耶安慰道，但他的声音也缺乏足够的底气，“至少，你的声音让他们无法再假装看不见。问题已经被摆上了桌面。”
张美玲抬起头，望向窗外无尽的繁华，目光似乎没有焦点。“研究需要时间。而干渴，不需要。”她轻轻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
她明白，那道她用血泪筑起的“哭墙”，虽然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真正要改变流向权力的江河，她面对的将是坚不可摧的堤坝和错综复杂的暗流。会议的结束，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真正漫长、艰苦博弈的开始。
涟漪已经荡开，但距离掀起改变命运的巨浪，还遥不可及。她握紧了手中冰凉的水杯，指节微微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