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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1章 炀皇帝中(1 / 1)

话说一开始,玄感偷偷派家里的仆人跑到长安,把李密和他弟弟玄挺召唤到黎阳。等起兵的时候,李密刚好赶到,玄感那叫一个开心,直接把李密当成主心骨,跟李密说:“兄弟你一直把拯救天下当自己的事儿,现在机会来啦!你快说说,咱咋整?”

李密就说了:“皇上出征,跑老远去了辽东,离幽州还隔着一千多里地呢。南边是大海,北边有强悍的胡人,就中间那么一条道儿,那可是相当危险。咱要是出其不意带兵杀过去,直奔蓟州,占据临渝的险要地势,掐住皇上的退路。皇上回不去,高丽那边知道了,肯定在后面追着打。要不了一个月,他们粮草就没了,士兵要么投降要么溃散,咱都不用咋打仗就能把皇上拿下,这可是上上策。”

玄感说:“再说说别的招儿。”

李密又说:“关中那地儿,四面都有险关,是个天然的好地方。虽说有个卫文升在那儿,但咱不用怕他。咱现在就带着大伙往西冲,路过城池别去攻打,直接拿下长安。招揽当地的英雄豪杰,安抚百姓,守住险要地势。就算皇上回来,老家都没了,咱再慢慢收拾他。”

玄感还是说:“再说说别的。”

李密接着讲:“咱挑出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突袭拿下东都,然后向四面八方发号施令。但就怕唐祎提前报信,东都那边先做好防守。要是咱带兵去攻打,一百天攻不下来,各地的救兵从四面赶来,那后面咋样我就不知道了。”

玄感却不同意,说:“不对呀,现在那些当官的家眷都在东都,要是先拿下东都,就能让他们心里慌。而且路过城池都不打下来,咋显示咱厉害呢!你说的下策,在我这儿就是上策。”于是就带兵往洛阳去,派杨玄挺领着一千勇猛的士兵当前锋,先去攻打河内。结果唐祎守着城,杨玄挺啥都没捞着。

唐祎又派人告诉东都的越王侗和樊子盖等人赶紧带兵防备,修武的老百姓也都一起守住临清关。玄感过不去,就在汲郡南边渡河,跟着他的人那叫一个多,跟赶集似的。他让弟弟积善带三千兵从偃师南边沿着洛水往西进发,玄挺从白司马坂翻过邙山往南进军,玄感自己带着三千多人在后面跟着,相隔大概十里地,还自称是大军。他们这些兵手里就拿着单刀和柳木盾牌,也没有弓箭和盔甲。

东都这边派河南令达奚善意带五千精兵去抵挡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带八千人去抵挡玄挺。达奚善意渡过洛水往南,在汉王寺扎营。第二天,积善的兵一到,达奚善意的兵都没咋打就自己溃逃了,盔甲兵器都被积善抢走。裴弘策到了白司马坂,刚打一仗就败逃了,扔掉盔甲兵器的人一大半,玄挺也没追。裴弘策往后退了三四里地,收拢逃散的士兵,又摆好阵势等着。玄挺慢悠悠地到了,坐那儿休息了好一会儿,突然起身进攻,裴弘策又败了,就这样连着打了五仗。丙辰那天,玄挺一直打到太阳门,裴弘策的将士就剩点骑兵逃进了宫城,其他的人一个都没回去,全投降玄感了。

玄感在屯兵在上春门,每次跟大伙发誓都说:“我身为上柱国,家里有钱得很,啥富贵我都不稀罕。现在我不顾灭族的危险起兵,就是为了给天下人解决那水深火热的苦日子!”大伙听了都特高兴。老百姓争着给送牛送酒,年轻人天天都有上千人跑到军营门口,主动要求效力。

内史舍人韦福嗣,是韦洸哥哥的儿子,跟着军队出来抵抗玄感,结果被玄感抓住了。玄感对他那叫一个客气,让他和自己的党羽胡师耽一起掌管文书工作。玄感让韦福嗣写信给樊子盖,数落皇上的各种不是,信里说:“现在我们要废掉昏君,拥立明主,你可别死守着那些小规矩,到时候给自己惹麻烦。”

樊子盖刚从外地调到京城当官,东都原来的官员很多都不咋听他的。在安排军事的时候,也不太听他指挥。裴弘策和樊子盖级别差不多,之前出去讨伐玄感吃了败仗,樊子盖又让他出战,裴弘策不肯去,樊子盖直接下令把他拉出去砍了示众。国子祭酒河东人杨汪,稍微有点不恭敬,樊子盖又要砍他脑袋,杨汪磕头都磕得流血了,才逃过一劫。这下,那些将领官吏都吓得不行,都不敢抬头看,樊子盖说啥是啥。玄感拼尽全力攻城,樊子盖见招拆招,玄感就是攻不下来。不过那些高官子弟来参军的,听说裴弘策死了,都不敢进城。像韩擒虎的儿子世咢、观王雄的儿子恭道、虞世基的儿子柔、来护儿的儿子渊、裴蕴的儿子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俨、周罗睺的儿子仲等四十多人都投降了玄感,玄感把重要的职位都交给他们。郑善果呢,是郑译哥哥的儿子。

玄感收拢了五万多士兵,派五千人守住慈磵道,五千人守住伊阙道,还派韩世咢带三千人去围攻荥阳,顾觉带五千人去攻打虎牢。虎牢投降后,玄感就让顾觉当郑州刺史,镇守虎牢。

代王侑派刑部尚书卫文升带四万兵去救东都。卫文升到了华阴,把杨素的坟给挖了,烧了他的尸骨,给士兵们表明决一死战的决心,然后一路击鼓行军,穿过崤山、渑池,直奔东都城北。玄感迎上去抵抗。卫文升边打边走,最后在金谷屯兵。

辽东城一直攻不下来,皇上就派人做了一百多万个布袋子,装满土,想堆成一条像鱼梁一样的大道,有三十步宽,跟城墙一样高,好让士兵爬上去攻城。还做了八轮楼车,比城墙还高,放在鱼梁道两边,想从上面往下射箭攻打城里,都定好日期要进攻了,城里形势危急。结果这时候杨玄感造反的消息传到皇上这儿,皇上可吓坏了,把纳言苏威叫进帐篷,问他:“这小子挺聪明的,会不会成大麻烦啊?”苏威说:“能分清是非,知道成败的,那才叫聪明。玄感这人做事粗糙,不用担心他。就怕因为他造反,以后天下要大乱。”皇上又听说那些高官子弟都在玄感那儿,更担心了。

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跟玄感关系特好,玄感造反,他也参与谋划了。玄纵兄弟逃跑回来,也是斛斯政偷偷送的。皇上要严查玄纵等人的同党,斛斯政心里害怕,戊辰那天,逃到高丽去了。庚午那天,夜里二更的时候,皇上悄悄召集各位将领,下令撤军。那些军资、器械、攻城工具堆得像小山一样,军营、帐篷都原封不动,全扔那儿不要了。士兵们心里都慌得不行,队伍也乱了,各走各的道。高丽那边很快就发现隋军撤了,但一开始不敢出来,就在城里敲鼓呐喊。到第二天中午,才慢慢出来,四处侦查,还怀疑隋军是不是设圈套。过了两天,才派几千兵追上来,可又怕隋军人多,不敢靠近,一直保持八九十里的距离。快到辽水的时候,知道皇上的御营都已经渡河了,才敢靠近隋军的后军。当时后军还有几万人,高丽军就跟在后面偷袭,最后把几千体弱的士兵杀了,抢了东西。

这段关于杨玄感起兵反隋的记载,像一幅浓缩的隋末乱世画卷,既暴露了大隋统治的深层危机,也展现了乱世中各方势力的战略博弈与人性选择,其中藏着太多值得拆解的历史逻辑。

战略选择:理想与现实的错位,暴露起义者的短视

李密为杨玄感提出的“三策”,本质是对隋王朝权力核心的精准预判:上策扼守蓟州,切断远征辽东的隋炀帝退路,让其陷入“前有高丽、后无归途”的绝境;中策直取关中,以“四塞之国”为根基,坐观天下变化;下策才是攻打东都洛阳。这三策的核心逻辑,是“避实击虚”——避开隋朝暂时还能集中力量的核心据点,先掌握战略主动权。

但杨玄感的选择恰恰相反。他坚持“先取东都”,理由是“百官家口在彼,可动其心”“经城不拔,何以示威”。这种思路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他的短视:他把“示威”和“动摇官僚集团”放在了“生存”之前。洛阳作为隋朝东都,城防坚固,且是朝廷重点布防区域,一旦陷入攻城战,必然给朝廷留下调兵围剿的时间。后来的战局也印证了这一点——樊子盖死守东都,卫文升率军来援,杨玄感果然“不能克”,陷入被动。

这种战略错位,本质是“野心”与“能力”的不匹配:杨玄感想利用天下对隋炀帝的不满起兵,却缺乏对全局的把控力,最终被眼前的“政治符号”(东都的象征意义)绑架,错失了一击致命的机会。

杨玄感起兵初期的顺利,藏着两个关键信号:

一是“从之者如市”“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这说明隋炀帝的统治早已失尽民心——征辽东、修运河等持续的劳役,让百姓“倒悬”之感深重,杨玄感“解倒悬”的口号,正好击中了民众的痛点。

二是“达官子弟四十馀人皆降”。韩世咢、虞柔等勋贵子弟的倒戈,更致命地暴露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分裂。这些人本是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却选择背叛,说明隋炀帝的权威已在精英阶层中崩塌。裴弘策因战败被樊子盖斩杀后,“达官子弟应募从军者皆不敢入城”,进一步印证了官僚集团对朝廷的失望——他们宁愿投靠叛军,也不愿为隋炀帝送死。

但民心与士心的支持,并未转化为杨玄感的胜势。原因在于他未能整合这些力量:军队“皆执单刀柳楯,无弓矢甲胄”,装备低劣;分兵防守慈磵道、伊阙道,又派韩世咢围荥阳、顾觉取虎牢,看似扩张,实则分散了兵力。这种“粗放式扩张”,暴露了他缺乏组织能力——乱世中,民心是“燃料”,但没有制度性的整合,燃料只会烧得快、灭得也快。

东都方面,樊子盖的“铁腕”成了隋朝暂时稳住防线的关键。他斩杀裴弘策、威慑杨汪,看似严苛,却在短期内扭转了东都“旧官多慢之”的涣散局面,实现了“令行禁止”。这种高压手段在危机时刻确实有效,但也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达官子弟因恐惧不敢入城,反而投向杨玄感,说明“铁腕”只能治标,无法解决王朝的根本信任危机。

远在辽东的隋炀帝,则暴露了他的慌乱与失序。得知杨玄感叛乱后,他首先担心“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可见其对内部叛乱的恐惧远超对高丽的战事;而当他决定撤军时,“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皆弃之而去”,军队“无复部分,诸道分散”,甚至被高丽军“抄击”后军。这种狼狈撤退,不仅让隋朝对辽东的多年经营功亏一篑,更向天下暴露了隋军的虚弱——连皇帝都能因内乱仓皇逃窜,这个王朝的根基早已松动。

历史镜鉴:叛乱是矛盾的爆发,而非解决

杨玄感的起兵,本质是隋末社会矛盾的“总爆发”:隋炀帝的穷兵黩武与严刑峻法,让民不聊生;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失衡,让精英阶层离心。但杨玄感最终失败,也印证了一个规律:单纯依靠“反现状”的口号和混乱的力量整合,无法建立新的秩序。

李密的三策,其实指向了“新秩序”的可能性——要么切断旧王朝的权力中枢(上策),要么建立自己的统治根基(中策),但杨玄感却选择了最容易激化矛盾却最难收尾的“下策”。这也为后来的隋末群雄混战埋下伏笔:乱世中,能笑到最后的,往往不是第一个举旗的人,而是能看清“破与立”逻辑的人。

总的来说,这段记载不仅是杨玄感个人的兴衰史,更是隋朝灭亡的“预演”:当民心离散、士心叛离、统治者慌乱无措时,即便没有杨玄感,也会有其他人点燃乱世的火种。而杨玄感的选择与失败,不过是给这场大戏拉开了序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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