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甲戌年）
春天，二月辛未日，皇帝下诏让百官讨论要不要再去攻打高丽，讨论了好几天，愣是没人敢说话。戊子日，皇帝又下诏，再次征召天下的军队，让各路军队一起进发。
丁酉日，扶风的强盗头子唐弼拥立李弘芝当皇帝，自己手下有十万人，他自己则自称唐王。
三月壬子日，皇帝出发去涿郡，路上士兵逃跑的一个接一个。癸亥日，到了临渝宫，皇帝祭祀黄帝，还杀了些叛乱的士兵，用他们的血涂在鼓上，但士兵逃跑的现象还是没止住。
夏天，四月，榆林太守成纪人董纯和彭城的强盗头子张大虎在昌虑打了一仗，董纯把张大虎打得大败，砍了一万多人的脑袋。
甲午日，皇帝到了北平。
五月庚申日，延安的强盗头子刘迦论自称皇王，建立年号叫大世，手下有十万人，还和稽胡勾结起来到处抢劫。皇帝下诏，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让他带兵去攻打。双方在上郡交战，屈突通杀了刘迦论和他的一万多将士，俘虏了好几万男女，然后收兵回朝。
秋天，七月癸丑日，皇帝的车驾停在了怀远镇。这时候天下已经大乱了，征召的士兵很多都没能按时到达，高丽那边也被折腾得够呛。来护儿带兵到了毕奢城，高丽出兵迎战，被来护儿打败。来护儿正准备向平壤进军，高丽国王高元害怕了，甲子日，赶紧派使者来投降，还把斛斯政关起来送了过来。皇帝特别高兴，马上派使者拿着符节召来护儿回朝。来护儿召集众人说：“咱大军三次出征，都没能平定高丽。这次回去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再来了。辛辛苦苦却没啥成果，我觉得挺丢人的。现在高丽确实已经很困难了，就凭咱们这些人去攻打，要不了几天就能拿下。我想直接进兵包围平壤，抓住高元，得胜回朝，这多好啊！”于是他上表请求继续进军，不肯接受诏书。长吏崔君肃坚决反对，来护儿不听，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被打垮了，就靠我自己，肯定能搞定。我在外带兵，事情就得我自己决定。就算最后抓住高元回来后被怪罪，我也不能放弃这个成功的机会！”崔君肃就跟大伙说：“要是听元帅的违抗诏书，这事儿肯定得被上报，咱们都得获罪。”将领们一听害怕了，都请求回朝，来护儿这才接受诏书。
八月己巳日，皇帝从怀远镇班师回朝。邯郸的强盗头子杨公卿带着他的八千手下，在皇帝车驾后面的第八队抢了四十二匹上等好马，然后跑了。冬天，十月丁卯日，皇帝到了东都；己丑日，又回到西京。皇帝带着高丽的使者和斛斯政到太庙去祭告祖先；还征召高丽国王高元入朝，可高元一直没来。皇帝又命令将帅们准备好装备，打算以后再找机会攻打，但最后也没真的行动。
当初，开皇末年的时候，国家那叫一个繁荣昌盛，朝廷上下都想着收拾高丽，只有刘炫觉得不行，还写了篇《抚夷论》来反对，到这会儿，他说的话开始应验了。
十一月丙申日，在金光门外把斛斯政给杀了，用的是和杨积善一样的刑罚，还把他的肉煮了，让百官都去吃，那些巴结的人有的吃得饱饱的。吃完后把剩下的骨头收集起来，烧了扬灰。
乙巳日，皇帝要在南郊举行祭祀活动，却没在斋宫好好斋戒。第二天早上，准备好盛大的车马仪仗，到了就直接举行仪式。这天刮起了大风。皇帝自己祭祀上帝，三公分别祭祀五帝。仪式结束后，皇帝骑着马飞快地回宫了。
乙卯日，离石的胡人刘苗王造反，自称天子，手下有好几万人；将军潘长文去讨伐，没打赢。
汲郡的强盗头子王德仁带着几万人，躲在林虑山当强盗。
皇帝打算去东都，太史令庾质劝他说：“这几年一直去打辽东，老百姓实在是太疲惫困苦了。陛下您应该留在关内安抚百姓，让他们能安心种地养蚕，过上三五年，天下稍微富足一些，再出去巡视，这样比较合适。”皇帝听了不高兴。庾质借口生病不跟皇帝去，皇帝发火了，把庾质关进监狱，庾质最后死在了监狱里。十二月壬申日，皇帝去东都，还大赦天下；戊子日，进入东都。
东海的强盗头子彭孝才到处转战掠夺到了沂水，彭城留守董纯去讨伐，把他抓住了。董纯虽然打仗老是赢，但强盗却越来越多，有人就说董纯胆小懦弱；皇帝听了很生气，派人把董纯锁起来押到东都，然后杀了他。
孟让从长白山出来，到处抢夺各个郡县，到了盱眙的时候，手下已经有十多万人了，还占据了都梁宫，靠着淮河作为屏障坚守。江都丞王世充带兵去抵抗，建了五个营寨堵住险要的地方，故意装出一副弱小的样子。孟让笑着说：“王世充就是个舞文弄墨的小官，哪会带兵打仗！我今天非得把他活捉了，大摇大摆地打进江都去！”那时候老百姓都建起堡垒自保，孟让他们抢不到东西，手下人慢慢就没吃的了。于是孟让就留了一小部分兵围着王世充的五个营寨，其他人去南边抢东西。王世充瞅准他们松懈的时候，出兵攻击，把孟让打得大败，孟让只带着几十个骑兵逃跑了，王世充这边砍了一万多人的脑袋。
齐郡的强盗头子左孝友带着十万人在蹲狗山驻扎，郡丞张须陀在附近扎营逼近他，左孝友没办法，只好出来投降。张须陀的威名在东夏地区传开了，因为立功被升为齐郡通守，还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的强盗头子卢明月带着十多万人在祝阿驻扎，张须陀带着一万人去拦截他。双方对峙了十多天，张须陀这边粮食吃完了，准备撤退，他对手下将士说：“敌人看到咱们撤退，肯定会全部追上来。要是能派一千人去偷袭占领他们的营地，肯定能有大收获。这事儿确实很危险，谁愿意去？”大家都不吭声，只有罗士信和历城的秦叔宝站出来说愿意去。于是张须陀放弃营地假装逃跑，让他俩各带一千人埋伏在芦苇丛里。卢明月果然带着所有人追了上去。罗士信和秦叔宝赶紧跑到卢明月的营地，营门紧闭，他俩一下子就爬上城楼，各杀了好几个人，营里顿时大乱；两人砍开营门，放进外面的伏兵，还放火烧了三十多个营寨，浓烟大火冲天而起。卢明月赶紧往回跑，张须陀又回军奋力攻击，把卢明月打得大败，卢明月只带着几百个骑兵逃跑了，被俘虏和斩杀的人数都数不清。秦叔宝名叫秦琼，平时大家都叫他的字。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的乱世图景，字里行间满是隋朝末年的风雨飘摇。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至少折射出三个层面的深刻问题，也埋下了后续王朝更迭的伏笔。
隋炀帝的“执念”与帝国的崩塌：穷兵黩武的必然后果
大业十年的核心事件，仍是隋炀帝对高丽的第三次征伐。此时天下早已大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士兵在途中“亡者相继”，连杀叛军“衅鼓”都无法阻止逃亡——这分明是帝国机器即将散架的信号。但隋炀帝仍执意为之，甚至在高丽“困弊乞降”后，因对方未按要求入朝，又计划“更图后举”。
这种近乎偏执的征伐，本质是对“皇权威严”的病态维护。他无视太史令庚质“百姓劳弊，宜镇抚关内”的劝谏，将其下狱致死；对来护儿“乘胜破平壤”的军事建议，以“诏书”强令召回——宁可放弃可能的军事成果，也要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种“面子大于里子”的统治逻辑，最终让隋朝在“三征高丽”的消耗中油尽灯枯：百姓“尽力农桑”的基础被摧毁，士兵不愿为暴政卖命，叛乱自然此起彼伏。
农民起义的“燎原之势”：暴政下的生存反抗
这一年的起义军已不再是零星作乱，而是形成了“众十万”“据险为固”的规模化势力。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刘迦论建元“大世”、孟让拥众十余万据都梁宫——他们不仅有兵力，更有政治符号（称帝、建元），说明反抗已从“求生”升级为对隋朝统治的否定。
起义军的兴衰也暴露了早期农民运动的局限：孟让因轻视王世充“文法小吏”的身份，轻敌冒进，最终在“野无所掠、众渐馁”时被击溃；左孝友虽拥十万众，却在张须陀的军事压力下“窘迫出降”。这反映出农民军缺乏长远战略、易被暂时优势冲昏头脑的短板，也为后来“地主武装”（如张须陀、王世充）镇压或收编起义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能臣”与“乱世”：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这一年的人物群像，更显乱世的残酷与荒诞：
--来护儿作为将领，有“乘胜破敌”的军事远见，却因“阃外之权”与“君命”的冲突，最终被迫班师——折射出隋朝军事体系中“皇权绝对控制”对专业判断的压制；
--张须陀、秦叔宝（秦琼）、罗士信的组合堪称“乱世利刃”：张须陀以少胜多，靠的是对士兵心理的精准把握（“贼见吾退，必悉众来追”）；秦、罗二人“超升其楼”“斩关纳兵”的勇武，既展现了个体能力，也暗示了“猛将择主”的时代趋势——他们后来成为唐朝开国功臣，恰是乱世中“人才流动”的必然；
--董纯的结局最具讽刺：他屡破叛军，却因“盗贼日滋”被诬陷“怯懦”而遭诛杀；王世充则靠“示弱诱敌”的权谋取胜，显露出乱世中“能力不如权术”的生存法则。
结语：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大业十年的历史，本质是隋朝“暴政逻辑”的总爆发：隋炀帝用无休止的征伐、严苛的控制、残酷的刑罚维护统治，却在“民力耗尽、人心尽失”中加速崩塌。农民起义的蔓延、将领的无奈、能臣的冤死，共同构成了隋朝灭亡的“倒计时”。而秦琼、罗士信等人物的崛起，则预示着新的秩序将在旧体系的废墟上，由这些在乱世中淬炼出的力量重新构建——这段记载，恰是“旧时代终结、新时代酝酿”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