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一，起自公元618年（戊寅年）正月，止于七月，共七个月。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戊寅年）
这年春天，正月初一（丁未日），隋恭帝下诏书，特许唐王李渊上殿可以佩剑、不脱鞋，朝拜时不用自报姓名。唐王李渊拿下长安后，写信告知各个郡县。这下可好，东边从商洛开始，南边一直到巴、蜀地区，那些郡县的长官、强盗头子、氐羌部落的首领，都争着派自家子弟来求见，表示愿意投降。负责回复的官员，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有上百封。
王世充得到了东都的军队后，在洛水北岸进攻李密，把李密打败了，然后就驻扎在巩北。十五日（辛酉日），王世充命令各路军队各自造浮桥渡过洛水去攻打李密，谁的桥先造好就先过河进攻，结果队伍前后行动不一致。虎贲郎将王辩攻破了李密的外围营寨，李密军营里一片惊慌，眼看就要溃败了。可王世充不知道这情况，居然吹响号角收兵。李密趁机带着敢死队反攻，王世充被打得大败，士兵们争抢着过桥，淹死的有一万多人。王辩战死，王世充好不容易才逃脱，洛北的各路军队全都溃散了。王世充不敢回东都，往北逃到河阳。当天晚上，又是狂风又是寒雨，士兵们趟水过河，全身湿透，在半路上冻死的又有上万人。王世充只带着几千人逃到河阳，自己把自己关在监狱里请罪。越王侗派人赦免了他，把他召回东都，还赏赐给他金银绸缎、美女，好安抚他。王世充收拢逃散的士兵，又凑了一万多人，驻扎在含嘉城，再也不敢轻易出兵了。
李密乘胜占领了金墉城，修缮城门、城墙上的矮墙和房屋后住了进去。他军队里敲锣打鼓的声音，东都都能听见。没过多久，李密就拥有三十多万兵力，在北邙山列阵，向南逼近上春门。十九日（乙丑日），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抵抗李密。段达一看李密的军队阵容强大，害怕了，扭头就往回跑。李密趁机出兵追击，隋军一下子就溃败了，韦津战死。这一来，偃师、柏谷以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人，各自带着自己的部下向李密投降。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人都派使者送来奏表，劝李密称帝。李密的下属裴仁基等人也上表，请求李密正式称帝。李密说：“东都还没平定，现在谈这个还不行。”
二十二日（戊辰日），唐王李渊任命世子李建成做左元帅，秦公李世民做右元帅，率领十多万军队去救援东都。
这时候东都洛阳粮食短缺，太府卿元文都等人就招募那些守城但不领公家粮食的人，给他们散官二品的职位。这一下，那些商人都赶着大象来上朝领官做，人数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二月初三（己卯日），唐王李渊派太常卿郑元璹带兵从商洛出发，去攻打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去攻打安陆以及荆州、襄阳。
李密派房彦藻、郑颋等人向东到黎阳，分路去招抚各个州县。任命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还亲自写信给杨汪说：“以前在雍丘的时候，咱俩还互相打过，就像管仲射齐桓公、勃鞮砍晋文公那样，我可不敢有啥奢望（能跟你和好）。”杨汪派使者和李密来回沟通，李密也就先把他稳住。房彦藻写信去招窦建德，让他来见李密。窦建德回了信，言辞谦卑，还送了厚礼，借口说罗艺向南侵犯，他要留下来抵御北方边境。房彦藻往回走，到卫州的时候，强盗头子王德仁半路拦截把他杀了。这王德仁手下有好几万人，占据着林虑山，到处抢劫，成了好几个州的祸患。
三月初五（己酉日），李渊任命齐公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的军事，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
隋炀帝到了江都，变得更加荒淫无度。宫里设了一百多间房，每间房都布置得特别奢华，里面住满了美女，每天让一间房的美女当主人招待他。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佳肴，隋炀帝和萧后以及宠爱的姬妾们轮流到各房宴饮，酒杯不离手，一千多个姬妾也常常喝得醉醺醺的。不过隋炀帝看到天下大乱，心里也慌得很，坐立不安。退朝后，他就换上便服，拄着拐杖，在各个台馆到处溜达，不到夜里不罢休，整天急急忙忙地，好像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隋炀帝自己懂占卜、看相，还喜欢说吴地方言。有天晚上他摆了酒席，抬头看天象，对萧后说：“外面有不少人想算计我呢，不过就算那样，我最差也能当个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的封号），你也能当个沈后（陈后主的皇后），咱们还是喝酒享乐吧！”说完就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次，他拿着镜子照自己，回头对萧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会来砍呢？”萧后惊讶地问他为啥这么说，隋炀帝笑着说：“富贵贫贱、痛苦快乐，本来就是轮流着来的，又有啥好在意的！”
隋炀帝看到中原已经大乱，不想回北方了，打算把都城迁到丹杨，占据江东。他让大臣们在朝堂上讨论这件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觉得这主意不错；右候卫大将军李才却极力反对，请求隋炀帝回长安，说完就气呼呼地和虞世基争吵着出去了。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潮湿，土地狭窄，要供应皇帝和三军的物资，老百姓可负担不起，恐怕到时候会人心散乱啊。”结果御史弹劾李桐客诋毁朝政。于是公卿们都顺着隋炀帝的意思说：“江东的老百姓盼着陛下驾临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去安抚他们，这就跟大禹治水一样是好事啊。”隋炀帝就下令修建丹杨宫，准备迁都过去。
当时江都的粮食快吃完了，跟着隋炀帝的骁果军大多是关中人，在外地待久了，都想念家乡。他们看隋炀帝没有回西边的意思，很多人就谋划着叛逃回家。郎将窦贤带着自己的部下往西跑，隋炀帝派骑兵去追，把他们杀了。可还是有人不断逃跑，隋炀帝为此很头疼。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直很受隋炀帝宠信，隋炀帝让他带领骁果军驻扎在东城。司马德戡和他要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量说：“现在骁果军人人都想逃跑，我要是跟皇上说吧，怕还没等说出口就被杀了；不说吧，以后事情暴露了，咱们也免不了被灭族，这可咋办呢？又听说关内沦陷了，李孝常据守华阴叛变，皇上把他两个弟弟关起来，还想杀了他们。咱们的家属可都在西边，能不担心吗？”元礼和裴虔通都害怕了，问：“那你有啥主意？”司马德戡说：“要是骁果军真的都跑了，咱们不如也跟他们一起走。”元礼和裴虔通都说：“好主意！”于是他们互相拉拢，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士杨士览等人都参与了这个谋划，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商量，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公开讨论叛变的计划，一点儿都不害怕、不避讳。有个宫女告诉萧后：“外面的人都想造反。”萧后说：“你去告诉皇上吧。”宫女就去跟隋炀帝说了，隋炀帝听了大怒，觉得这不是宫女该说的话，就把她杀了。后来又有宫女跟萧后说这事儿，萧后说：“天下都乱成这样了，也没办法挽救了，说这些有啥用呢！只会让皇上徒增烦恼罢了！”从这以后，就没人再跟她说这事儿了。
赵行枢和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平时关系很好，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他俩把这个谋反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听了特别高兴。司马德戡等人原本计划在三月十五日那天结伙往西逃跑，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昏庸无道，但他的命令还是能执行的，你们就这么逃跑，就跟窦贤一样是找死。现在上天要灭亡隋朝，各地英雄纷纷起兵，和咱们一心想造反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了，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干一番大事，这可是成就帝王大业的好机会啊。”司马德戡等人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赵行枢、薛世良提议让宇文智及的哥哥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当头儿，大家商量好后，就去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这人胆小又没主见，听了之后，吓得脸色大变，直冒冷汗，不过后来还是答应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恰是隋亡唐兴的关键转折点。从字里行间能清晰看到，一个王朝的崩塌与新势力的崛起，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民心、策略、人性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先看李渊集团的动作，透着一股“稳准狠”的政治智慧。攻克长安后，他不急于称帝，而是通过“剑履上殿，赞拜不名”的待遇巩固权威，同时以书信招抚各地郡县。从商洛到巴蜀，官吏、贼帅、酋长纷纷归附，这背后是天下人对隋朝的失望——与其说是李渊号召力强，不如说是隋朝的统治早已失去人心。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十多万兵救东都，更是精准的战略布局：既向天下展示“匡扶”姿态，又借机渗透中原，为日后争夺天下铺路。
再看李密与王世充的洛阳拉锯战，像极了乱世中军阀的“内耗缩影”。王世充本有机会击溃李密，却因“鸣角收众”的昏聩指挥功亏一篑，一万多士兵溺死洛水，暴露了隋末将领军事素养的参差；李密乘胜拿下金墉城，拥兵三十万却拒绝称帝，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这既是他的清醒——知道过早称帝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埋下隐患——未及时凝聚人心，为后来的败亡留了口子。而东都“商贾执象而朝”的荒诞（用财物买二品散官守城），更是隋朝财政崩溃、统治体系失灵的直接写照。
最具戏剧性的，是隋炀帝在江都的“末日狂欢”。他的行为几乎是“末代君主”的教科书式表演：明知天下大乱，却躲在江都造百间房，日日宴饮；对着镜子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看似豁达，实则是对现实的彻底逃避。想迁都丹阳保江东，却没意识到“江东卑湿，民不堪命”——百姓早已被赋税压垮，换个地方就能续命？这暴露了他对底层疾苦的无知，也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基本逻辑。
而江都兵变的酝酿，更是隋朝统治从“内部瓦解”的铁证。骁果军多是关中人，思乡成了叛乱的导火索；司马德戡等官员的参与，则是官僚集团对隋朝的集体“用脚投票”。从“宫人报反被杀”到“后曰无可救者”，可见连身边人都知道隋朝气数已尽。宇文智及一句“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把兵变从“逃回家乡”升级为“改朝换代”，彻底敲响了隋朝的丧钟。
这段历史最扎心的启示，或许是“民心”二字：李渊的崛起，靠的是顺应“厌隋”之心；李密的暂时强盛，凭的是“反隋”的大势；而隋炀帝的覆灭，根源在于他把“民心”当成了可以肆意挥霍的筹码。乱世中，每个势力的选择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你是在为自己争权，还是在回应天下人的期待？答案，往往就是历史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