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乙卯日，文登的贼寇头子淳于难请求投降。唐朝顺势设置了登州，让淳于难当刺史。
突厥来骚扰并州，唐朝派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人去迎击。戊午日，突厥又去侵犯原州，唐朝再派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人前去应对。
辛酉日，徐圆朗自称鲁王，开始搞事情。
隋末的时候，歙州的贼寇首领汪华占据黟、歙等五个州，手下有一万多人，还自称吴王。甲子日，他派使者来投降，唐朝任命他为歙州总管。
同样在隋末，弋阳的卢祖尚召集了一群壮士保卫家乡，队伍管理得相当严整，其他盗贼都怕他。隋炀帝被杀后，乡亲们推举他当光州刺史，当时他才十九岁，还向皇泰主上表称臣。王世充称帝后，卢祖尚又来投降唐朝。丙子日，唐朝任命卢祖尚为光州总管。
己卯日，李渊下诏统计全国户口。徐圆朗跑去攻打济州，济州治中吴亻及论把他给打跑了。
癸未日，李渊下诏说，太常寺的乐工都是前代因罪被罚为奴的，子孙世代承袭，这么多年过去了，怪可怜的，应该都恢复平民身份，让他们去做事，如果能当官入仕，就别再把他们召集起来当乐工了。
甲申日，灵州总管杨师道出击突厥，成功打败突厥。杨师道是杨恭仁的弟弟。
李渊下诏征发巴、蜀的军队，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统领十二个总管，从夔州顺流东下；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从襄州出发，黔州刺史田世康从辰州出发，黄州总管周法明从夏口出发，一起去攻打萧铣。就在这个月，李孝恭从夔州出发。当时峡江水位正上涨，将领们都请求等水落了再进军，李靖却说：“兵贵神速啊！现在咱们的军队刚集结，萧铣还不知道呢。要是趁着江水上涨，一下子冲到他城下，打他个措手不及，肯定能把他拿下，这机会可不能错过！”李孝恭听了他的建议。
淮安王李神通带着关内的军队到了冀州，和李艺的军队会合。又征发邢、洺、相、魏、恒、赵等州的军队，凑了五万多人，和刘黑闼在饶阳城南干了一仗。李神通这边摆的阵有十几里长，刘黑闼人少，就靠着河堤排成单行的阵势来对抗。刚好碰上风雪天，李神通就趁着风势进攻，结果风向突然反转，李神通大败，士兵、马匹和军用物资损失了三分之二。李艺在西边，进攻高雅贤，把高雅贤打败了，追出去好几里地，结果听说大军这边情况不妙，就赶紧退守藁城。刘黑闼转头来打李艺，李艺也败了，薛万均、薛万彻都被俘虏，刘黑闼还把他们头发剪了，赶着他们走。薛万均兄弟后来逃了回来，李艺就带兵回幽州了。这一仗下来，刘黑闼的势力那是大大增强。
李渊觉得秦王李世民功劳太大，以前的官职都没法体现他的功绩，就专门设置了个天策上将，地位在王公之上。冬天十月，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加食邑两万户，还让他开天策府，设置官员属吏，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看天下逐渐平定，就在宫西开了个馆，邀请各地有文化的人。他下令让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宇、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都以本官身份兼任文学馆学士，分成三组，轮流值班，给他们提供超棒的饮食，待遇那叫一个优厚。李世民除了上朝办公，一有空就到馆里，和这些学士们讨论书籍文章，有时候到半夜才睡。还让库直阎立本给他们画像，褚亮写赞语，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要是能入选，当时的人就说这是“登瀛洲”，可牛了。蔡允恭是蔡大宝的侄子，薛元敬是薛收的侄子，颜相时是颜师古的弟弟，阎立本是阎毘的儿子。
当初，杜如晦是秦王府的兵曹参军，没多久就升为陕州长史。那时候秦王府的很多属官都被调去外地当官，李世民很担心。房玄龄说：“其他人倒没什么可惜的，至于杜如晦，那可是能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人才啊！大王您要是想图谋天下，没杜如晦可不行。”李世民一听，惊讶地说：“要不是你说，我差点就错过他了！”马上就奏请让杜如晦回来当王府属官。杜如晦和房玄龄经常跟着李世民四处征战，在军帐里出谋划策。军中事务繁多，杜如晦处理起来那叫一个麻溜，跟流水似的。李世民每次打了胜仗，占领了城池，其他将领都忙着抢金银财宝，只有房玄龄专门搜罗人才，把他们招揽到幕府。要是发现有勇有谋的将领，房玄龄肯定会和他们结下深厚交情，让他们为李世民拼死效力。李世民每次让房玄龄进宫汇报事情，李渊都会感叹：“房玄龄给我儿子汇报事情，就算隔着千里，就跟当面说一样清楚。”李玄道曾经在李密手下做事，当记室。李密失败后，他和其他属官被王世充俘虏，大家都怕死，整夜睡不着觉。只有李玄道该吃吃该睡睡，跟平常一样，还说：“生死有命，担心也没用！”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识和度量。
庚寅日，刘黑闼攻下瀛州，把刺史卢士睿给杀了。观州的人抓住刺史雷德备，举城向刘黑闼投降。
辛卯日，萧铣的鄂州刺史雷长颖带着鲁山来投降唐朝。
赵郡王李孝恭率领两千多艘战舰东下，萧铣因为江水正在上涨，压根没做防备。李孝恭等人顺利拿下荆门、宜都两个镇，进军到夷陵。萧铣的将领文士弘带着几万精兵驻扎在清江，癸巳日，李孝恭把他打跑了，缴获三百多艘战舰，敌军被杀死和淹死的有上万人。李孝恭他们一路追到百里洲，文士弘收拾残兵又来再战，结果又败了，李孝恭他们就进入了北江。萧铣的江州总管盖彦举带着五个州来投降。
毛州刺史赵元恺，性格严厉急躁，手下人都受不了。丁卯日，州里的百姓董灯明等人造反，杀了赵元恺来响应刘黑闼。
盛彦师从徐圆朗那里逃了回来。王薄趁机劝说青、莱、密等州投降，还真都被他说服了。
萧铣之前解散军队去务农，身边就留了几千人当卫队。听说唐朝军队来了，又得知文士弘战败，吓得不行，赶紧匆忙征兵。可那些兵都在长江、五岭之外，路途遥远，一时半会儿根本集结不起来，没办法，只能把现有的兵都拉出去迎战。李孝恭准备进攻，李靖拦住他说：“他们这是来挽救败局的军队，事先没什么作战计划，这种势头维持不了多久。咱们不如先在南岸停泊，缓一天再说。他们肯定会分兵，一部分留下来对付咱们，一部分回去防守。兵一分，势力就弱了，咱们趁他们松懈的时候进攻，肯定能赢。现在要是急着进攻，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拼死一战，楚地的兵可勇猛了，不好对付。”李孝恭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己带着精锐部队出战，结果真的战败逃跑，往南岸奔去。萧铣的士兵丢下船去抢唐军的军用物资，每个人都背得满满的。李靖看到他们队伍乱了，就带兵奋起攻击，把萧铣的军队打得大败，乘胜直接打到江陵，进入外城。又攻打水城，也拿下了，缴获了大量战舰。李靖却让李孝恭把这些战舰都扔到江里，让它们顺流而下。将领们都很疑惑，说：“好不容易打败敌人缴获的，应该留着自己用啊，怎么能扔了便宜敌人呢？”李靖解释说：“萧铣的地盘，南边到岭南，东边到洞庭湖。咱们孤军深入，如果江陵城攻不下来，敌人的援兵从四面八方赶来，咱们就会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就算有这些船，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把船扔到江里，让它们顺流而下，敌人的援兵看到，肯定以为江陵已经被攻破了，就不敢轻易前进。他们肯定会派人来打探情况，这一来一回，怎么着也得个把月，到时候咱们肯定能拿下江陵。”萧铣的援兵看到这些战舰，果然起了疑心，不敢前进。萧铣的交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人本来要去江陵朝见，听说萧铣战败，就都到李孝恭那里投降了。
这段记载聚焦于唐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至十月的历史片段，看似零散的事件串联起了一个王朝在统一进程中的关键转折，既展现了军事征伐的刀光剑影，也暗藏着政治布局的深谋远虑，更折射出乱世向治世过渡的复杂肌理。
统一战争的“双线博弈”局与北方困局
此时的唐朝正处于平定天下的攻坚期，南北战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
南方战场上，赵郡王孝恭与李靖率军攻萧铣的战役，堪称“闪电战”与“心理战”的经典结合。李靖力排众议，趁长江涨水之际疾进，打了萧铣一个措手不及——这种“兵贵神速”的决断，精准抓住了南方割据势力“罢兵营农”、防备松弛的弱点。更妙的是攻破夷陵后，李靖故意将缴获的舟舰散入江中，让下游援兵误以为江陵已破，从而迟滞其行动。这一操作跳出了“夺敌物资必自用”的常规思维，以虚击实，尽显军事家的全局视野。萧铣的迅速溃败，不仅为唐朝平定长江中游扫清了障碍，更意味着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退出舞台，为后续整合岭南、荆湘地区奠定了基础。
而北方战场则陷入胶着。淮安王李神通与幽州李艺联军五万，竟被刘黑闼以少胜多，核心原因在于对战场环境的误判（逆风作战反遭反噬），更暴露了河北地区的深层矛盾——刘黑闼作为窦建德旧部，能迅速集结力量反击，本质是河北民众对唐朝初期统治的不信任（窦建德在河北曾有“宽厚”之名）。这场败仗让刘黑闼势力大振，也预示着唐朝对北方的统一不会一帆风顺，需付出更持久的努力。
李世民的“双轨布局”文治的双重积累
这段记载中，李世民的角色尤为关键，其行动暗藏着对自身势力的精密构建。
军事上，“天策上将”的设置是史无前例的——位在王公之上，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更允许开府置官属。这不仅是对他平定窦建德、王世充等核心功勋的认可，更标志着其权力已超越常规官僚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天策府”势力圈，为后续政治博弈积累了资本。
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学馆”的设立。在天下初定之际，李世民没有沉溺于军功，而是“延四方文学之士”，让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更日直宿”，讨论文籍。这绝非单纯的文化爱好：一方面，这些人多是经历过隋末乱世的精英，兼具谋略与声望（如房玄龄善识人、聚才，杜如晦善决断），成为他治理天下的“智囊团”；另一方面，“十八学士”的名号与“登瀛洲”的赞誉，为他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塑造了“崇文重道”的形象，与单纯依赖武力的割据势力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军功立威、文治固势”的双轨策略，让李世民在唐朝初年的权力格局中逐渐占据主动。
记载中散落的诸多“小事”，实则是唐朝构建统治秩序的关键细节。
地方势力的降附模式多样：淳于难、汪华等“贼帅”主动请降，获封刺史或总管，体现了唐朝对地方势力的“招安策略”——以官职换取归附，减少统一阻力；卢祖尚十九岁据守乡里，先附皇泰主、后降唐，反映出乱世中地方精英的“务实选择”，而唐朝对其“原职任用”，则是对地方秩序的尊重与整合。
社会治理层面，“蠲除太常乐工为民”意义深远。这些乐工是“前代因罪配没”的后代，世代为奴，唐朝将其释放为平民，甚至允许入仕，既打破了“罪奴世袭”的陋习，也通过“恤民”姿态争取民心。而“括天下户口”则是王朝巩固统治的基础操作——掌握人口数据，才能稳定赋税、征发徭役，为统一后的长治久安提供支撑。
结语：从“割据混战”到“王朝定型”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唐朝如何在“打天下”与“治天下”之间找到平衡。军事上，既需用李靖式的奇谋突破割据壁垒，也需直面刘黑闼式的地方反弹；政治上，既需靠李世民的功勋与威望凝聚力量，也需通过文学馆、释奴等举措构建统治合法性。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新生王朝从战乱中站稳脚跟、逐步走向强盛的清晰轨迹——既有刀光剑影的征伐，也有润物无声的治理，更有权力格局的悄然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