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三十五年秋，马六甲海峡。
一支由十二艘“镇远级”铁肋木壳蒸汽明轮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正以整齐的单纵阵破浪前行。旗舰“永乐号”的烟囱喷吐着淡淡煤烟，与洁白的风帆相映，象征着这个时代两种航海动力的完美结合。舰艏，巨大的龙纹徽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主桅顶端，一面长五丈、宽三丈的玄底金日银月旗猎猎招展——这是正德皇帝亲定的“日月旗”，如今已成为大明在海外最权威的象征。
舰队提督、年届六旬的陈靖（陈献之子，承父业投身海军）站在全封闭的装甲指挥塔内，透过特制的厚玻璃窗望着前方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那里是满剌加城——曾经被葡萄牙人占据近四十年的战略要冲，如今城头飘扬的已是日月旗。
“发信号：各舰按预定阵位进入锚地，举行归航仪式。”陈靖的声音沉稳。
三十年前，他的父亲陈献率领第一代特遣舰队在此与葡西联军血战，拉开了大明重返南洋的序幕。那场持续三日的“马六甲海战”异常惨烈，大明凭借火炮射程优势和初代蒸汽动力的灵活性惨胜，迫使葡萄牙签订《马六甲条约》，交还满剌加主权，退守印度果阿。西班牙则彻底放弃香料群岛争夺，转向太平洋和美洲发展。
此后三十年，是南洋秩序重塑的三十年。大明以望加锡、渤泥、收复的满剌加为三大支点，构建了覆盖整个南洋的“贸易保护与安全同盟”。朝廷不再直接占领大量领土，而是通过“驻港理事处”、“联合巡逻舰队”、“特许贸易网络”和“技术合作项目”，将影响力渗透到每一个重要港口和土邦。
如今，从安南占城到爪哇满者伯夷，从苏门答腊亚齐到香料群岛诸苏丹国，数百个大小政权都与大明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友好通商条约。大明的银元（正面日月，背面帆船图案）成为南洋最硬通的货币；大明的官话（以北京音为基础的“通语”）是各港口商人、官员必须学习的语言；大明的律法原则（修订后的《大明律·海事篇》）是处理跨国纠纷的主要依据。
“提督，满剌加理事处总办、南洋大学祭酒、各邦观礼使节已到码头。”副官报告。
陈靖点点头，整了整笔挺的藏青色海军礼服——这是正德二十年后定型的军常服，借鉴了西洋军服的修身设计，但纹饰、配色完全是中华传统。他乘小艇登岸，码头上早已旌旗招展，仪仗肃立。观礼人群中，有穿着大明官服的理事处官员，有头戴宋谷帽的马来苏丹，有缠头的印度王公，有西装革履的欧洲商馆代表，还有众多肤色各异但都操着流利“通语”的商人、学者。
“大明南洋舰队远航归来，仰赖陛下天威，四海升平，商路畅通！”陈靖的声音通过扩音筒传遍码头，“自今日起，‘镇远舰队’将轮换驻防，新到的‘靖海舰队’将接替巡航重任。大明水师，永为南洋安宁之基石！”
礼炮轰鸣二十一响，港内所有商船、渔船同时鸣笛致意。观礼的爪哇使节对身旁的暹罗王子低声道：“三十年前，这里还是红毛番的堡垒。如今日月所照，皆为航道。这才是天朝气度。”
更深远的变化发生在贸易结构上。最初的特许商制度早已演进为成熟的“海外贸易公司”体系。正德十五年，第一家股份制“皇明南洋贸易总公司”在广州成立，朝廷占股三成不干预经营，其余由各大商帮认购。随后，“闽海联合”、“江浙兴业”、“两广远洋”等十几家大型贸易公司相继诞生，它们组建自己的船队，设立海外分号，甚至投资开发种植园、矿山（主要在南洋和澳洲北部），将单纯的商品贸易拓展为原料、加工、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
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需求也在改变大明的产业。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正德二十年后获准在广州、厦门设立商馆）对瓷器、丝绸、茶叶的庞大订单，催生了佛山、景德镇、杭州等地出现首批千人规模的大型工场。而大明商船从美洲运回的白银、从印度运回的棉花、从南洋运回的香料和锡矿，又反过来刺激了国内金融、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的技术革新。一条跨越三大洋的“白银—商品”循环已然形成，大明正处在这个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
正德四十年夏，漠北，斡难河畔。
昔年成吉思汗兴起之地，如今矗立着一座完全由砖石水泥筑成的棱堡式城镇——“镇北城”。城墙上的了望塔里，身着新式野战服（土黄底色，利于隐蔽）的哨兵正用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的草原。城内街道整齐，商铺、客栈、学堂、医馆一应俱全，居民半是驻军家属，半是与大明贸易的蒙古、女真、回部商人。
城外二十里，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联合演习刚刚结束。参演部队包括：完全摩托化（以蒸汽卡车和早期内燃机车牵引）的“疾风”炮兵旅；装备最新式“正德丙型”连发步枪（弹仓供弹，射速每分钟十二发）的“磐石”步兵师；以及由蒙古归附部落精锐改编的“苍狼”骑兵旅——他们依然保持骑射传统，但装备了轻型马枪和骑兵刀。
演习总指挥、北疆都督府大都督杨继勋（杨一清之孙）站在观摩台上，对身旁来自欧洲的几位军事观察员（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军官）介绍：“此次演习，模拟了在开阔草原地带，应对大规模传统骑兵冲击、并实施快速反击与追击的全过程。诸位看到的摩托化炮兵快速机动、步兵线列与散兵线结合、骑兵侧翼包抄等战术，都是基于过去四十年与蒙古各部作战经验总结而成。”
一位法国伯爵盯着手中刚刚获赠的“正德丙型”步枪样品，忍不住问：“都督阁下，贵国军队全面换装这种连发火器，已有多少年？后勤如何保障？”
“全面换装始于正德二十五年，迄今十五年。”杨继勋从容回答，“至于后勤，北疆主要军区都已通铁路（蒸汽机车），弹药、粮秣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至前线兵站，再由摩托化车队分发至各部队。我们有专门的兵工联合体，设在太原、大同、沈阳，年产步枪二十万支，炮弹百万发。”
观察员们相顾骇然。他们想起三十年前，欧洲各国还以能买到一两门大明淘汰的“正德乙型”火炮为荣；如今，大明的军事体系已进化到他们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种代差的形成，是持续四十年军事改革的成果。自正德十年野狐岭小试锋芒后，新军建设全面加速。到正德二十年，九边重镇及京营已完成三轮整编，淘汰老弱超过三十万，新编常备新军二十五万，全部装备燧发枪和标准化火炮。同时，朱厚照力排众议，推动“兵役法”改革，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与义务兵役制结合：常备军职业化，待遇优厚；适龄男子需服两年义务兵役，接受基础训练，形成庞大的后备力量。
更深刻的是军事思想的变革。正德十五年成立的“皇家军事学院”（由原武学堂扩建），不仅教授兵法、测绘、工程，还开设了“万国兵要”、“海权论”、“后勤学”等新课程。大量有实战经验的军官被聘为教官，将北疆对蒙古、南海对西夷、西南对土司的作战经验理论化、条令化。总参谋部（由原兵部职方司和前线参谋司合并）成为军队大脑，负责制定战略计划、组织演习、协调各军种。
而北疆的对手，早已不复当年之勇。达延汗于正德十八年病逝后，蒙古草原陷入诸子争位的内乱。乌兰公主曾试图联合瓦剌、结好沙俄以抗明，但在正德二十二年的“库伦会战”中，她亲自统帅的五万联军，被杨继勋之父杨镇（时任宣大总督）率领的三万新军彻底击溃。此战后，乌兰公主归降，被赐爵“顺义夫人”，其部众被安置在河套，半牧半耕。其余蒙古部落或内附，或西迁，漠南漠北再无能威胁长城的统一政权。
如今的长城，已不再是单纯防御的边墙。主要关口都通了铁路，沿线建立起一系列屯垦城、贸易站和兵站。戍边的将士，很多已是在当地安家的职业军人，他们的子女在边境新城中读书成长，模糊着“华夷”的界限。战争不再是常态，贸易、交流、共同开发成为主题。每年秋季在张家口举行的“草原互市大会”，汇集来自蒙古、女真、朝鲜、乃至中亚的商队，交易额以百万两计，被誉为“塞上广州”。
正德四十五年，松江府，黄浦江东岸。
这里已看不到成片的稻田桑园，取而代之的是望不到头的厂房、仓库、码头和纵横交错的铁轨。高耸的烟囱林立，喷吐着或黑或白的烟雾；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工厂的汽锤声、码头的吊装声、轮船的汽笛声，交织成一片工业时代特有的轰鸣交响。
“江南制造总局”的巨大招牌，悬挂在占地超过千亩的总部大楼门楣上。这座由昔日松江棉布商人黄汝璋与苏州丝商沈继宗联手创办的工坊，经过三十五年发展，已成为大明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工业联合体。它旗下拥有纺织、机械、造船、化工、五金等十几个分厂，雇佣工人超过五万，年产值占全国官营工坊总值的近三成。
总局议事堂内，一场董事会正在进行。主席位上坐着的，是一位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沈文澜，沈继宗之侄，如今是沈氏家族掌门人兼制造总局总办。他的左右，是黄汝璋之子黄宗宪、当年其他几位特许商的后人，以及代表朝廷持股的“皇明资产管理局”专员。
“诸公，去年总局各厂营收汇总已出。”沈文澜声音洪亮，“全年营收银元两千八百万，利润五百六十万，按章程，三成上缴国库，两成留作研发与扩大再生产，五成分红。在座各位，最少可得红利五万元。”
众人面露喜色。银元是正德二十年开始发行的新货币，一两白银兑换一元，币值坚挺。五万元，相当于过去五万两白银，这是寻常地主累世也难积攒的财富。
“不过，今日召集诸位，主要不是为分红。”沈文澜话锋一转，“有两件大事需议。第一，格物院徐山长（徐明远已退休，其子徐光启接任格物院山长）派人来商谈，希望我们投资合作，在总局下设‘电力实验工坊’，研究什么‘发电机’、‘电动机’。据说是用蒸汽机带动一种机器产生‘电流’，再用电流驱动另一种机器做工，无需传动轴和皮带，能量可远距离输送诸公以为如何？”
众人面面相觑。蒸汽机他们懂，但这“电”力听起来玄乎。
黄宗宪沉吟道：“沈总办，格物院这些年来，搞出的新东西不少，虽有些天马行空，但确实推动了各业进步。蒸汽机、铁肋船、连发枪、化肥、染料哪一样最初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既然徐山长亲自提议，想必有些把握。我以为，可先拨五万元，设个小工坊试试。”
提议获得通过。沈文澜接着说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可能有些敏感。广东‘十三行’、福建‘闽商会馆’、浙江‘宁波商帮’等十七家南北大商帮联名上书朝廷，并致函我总局，建议组建‘中华全国商会总会’，制定行业规范，协调内外贸易，并代表工商界，向朝廷陈情建言。”
议事堂安静下来。这可是涉及“本业”与“末业”、“民”与“官”关系的大事。大明历来重农抑商，虽经正德皇帝大力推动工商，商人地位提高，财富暴涨，但在法理和礼制上，士农工商的排序并未根本改变。组建全国性商会，还要“陈情建言”，这无异于要求政治话语权。
“朝廷会准吗？”有人小心翼翼问。
“陛下尚未批复，但将此议转交内阁并通政司，令‘广征民意，详加议奏’。”沈文澜缓缓道，“据我在京中的消息，朝中对此分歧很大。保守一派认为此乃‘商贾干政’，违背祖制；革新一派则认为，工商已成国库支柱，从业者千万，应有其发声渠道。陛下态度似更倾向后者。”
他环视众人：“我江南工商，乃天下工商之翘楚。此事无论成否，我们都需有所准备。若准，我总局当仁不让，应参与筹建，发出江南之声；若不准”他顿了顿，“我们也该让朝廷看到，今日之工商，早已不是昔日贩夫走卒，而是掌握技术、雇佣万众、缴纳重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力量。我们的声音，朝廷应当听见。”
会议持续到深夜。最终决定：由制造总局牵头，联合苏杭丝业公会、松江棉业联合会、景德镇瓷业商会等，先成立一个“江南工商联席议事会”，作为预备。同时，加大对各大学堂（如松江的“格致学堂”、苏州的“实务学堂”）的捐助，培养更多懂技术、懂经营、也懂时务的新式人才。
走出议事堂时，已是月上中天。沈文澜站在楼顶露台，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厂区和江面上如繁星般的船舶灯火，心潮澎湃。他想起三十多年前，叔父沈继宗在苏州为了一台织机改良与织造局周旋，为行会章程与人争辩；想起自己年轻时南下月港，亲眼见到第一支特许商船队扬帆出海那时的梦想，不过是多织几匹好绸，多赚几分银钱。
而今，眼前这片绵延十里的工业城，每年生产的棉布可绕赤道数圈，丝绸远销欧罗巴，铁器行销南洋，船舶下水量占全国一半。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力量——依托机器、资本、技术、组织，而不再仅仅是土地和官位的力量——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勃然生长。它带来的改变，或许比改朝换代更加深远。
黄浦江的晚风带着水汽和淡淡的煤烟味，吹动他花白的鬓发。沈文澜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味道不算好闻，却让他感到无比的踏实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