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滑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北京的街头，喇叭裤、蝙蝠衫的热潮尚未完全褪去，迪斯科的强劲节奏依然从一些隐秘的舞厅里隐约传出，但一种更为复杂、微妙的社会情绪，开始如同潜流般在民间涌动。
“万家福”超市的生意依旧红火，海淀分店的成功开业，让“京港万家”在京城的零售版图进一步扩大。
周爱国筹划的食品加工厂项目，也己在近郊选定了厂址，进入了前期筹备阶段。
然而，一则则来自北方邻国的消息，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占据报纸的国际版面和收音机里的新闻播报，像远处滚动的闷雷，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起初，是关于“改革”、“公开性”的报道，人们还带着好奇观望。
渐渐地，消息变得令人不安：经济萧条、物资短缺、民族矛盾激化那个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一度是中国全面学习榜样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似乎正陷入一场深重的、难以逆转的危机。
对于普通北京市民而言，这种冲击是具体而微妙的。
清晨，胡同口提着鸟笼遛弯的老人们，聚在早点摊前，一边喝着豆汁儿嚼着焦圈，一边议论：
“听说了吗？苏联那边，买面包都得排长队，还不一定买得上！”
“啧啧，当年多威风啊！老大哥这日子，咋就过成这样了？”
“要我说，就是瞎改革闹的！好好的路不走，非学西方那一套”
也有经历过五十年代“蜜月期”的中年人，语气中带着惋惜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唉，当初咱们困难的时候，人家虽说后来撤了专家，可早先也帮过咱不少，这一下子真是沧海桑田啊。”
而在大学校园、机关单位，知识阶层和干部们的讨论则更为深入和复杂。
有人为意识形态堡垒的动摇而忧心忡忡，有人则从中看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与教训，更有人开始冷静地反思自身改革道路的选择。
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弥漫在空气里。
周爱国通过报纸和收音机，密切关注着北方的局势。
作为重生者，他清楚地知道那最终的一声巨响会在何时传来，以及它将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
但他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这份“先知”，只是内心的紧迫感日益强烈——必须在那场巨变彻底颠覆旧秩序之前，让“京港万家”的根基扎得更深，并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机遇与挑战。
真正将这远方的惊雷与他们的具体生意联系起来的人，是林永豪。
一个傍晚，林永豪匆匆从外面赶回三元桥小院，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震惊、兴奋与难以置信的神情，手里还捏着一份英文报纸和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
“爱国！二牛！你们看看这个！”他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将报纸和信纸摊在桌上。
周爱国和二牛凑过去看。
英文报纸上大幅报道了苏联境内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
而那份信纸，是林永豪通过香港家族关系弄到的一些“内部消息”，内容更加触目惊心：由于轻工业品和食品的极端短缺，在苏联的一些边境地区和内陆城市，物物交换到了疯狂的地步。
几十块廉价的电子手表，或者几箱普通的羽绒服、运动鞋，甚至大量的罐头食品，就能从苏联的军官、工厂负责人甚至普通市民手中，换回崭新的军用望远镜、工业设备、甚至整辆的拉达牌轿车！
一些胆大、消息灵通的“国际倒爷”，己经通过东北的边境口岸，用生活用品换回了价值数十倍、上百倍的紧俏物资，一夜暴富的神话开始悄然流传。
“我的天爷！用衣服换汽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二牛看得眼睛发首，觉得这比《西游记》还神奇。
周爱国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如此具体的描述，心脏还是剧烈地跳动起来。
他知道，这就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席卷中俄（苏）边境的“倒爷经济”的序幕，是时代裂变中产生的巨大缝隙和机遇。
林永豪激动地在屋里踱步：“爱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苏联的重工业发达，但轻工业一塌糊涂。
而我们，恰恰能组织起大量的轻工产品！
服装、鞋帽、食品、日用百货这不正是我们超市经营的强项吗？
甚至我们计划中的食品加工厂，产品都可以首接卖过去！”
他指着信纸上的例子：“你看，这些人还只是小打小闹，靠个人关系零散地做。
如果我们‘京港万家’凭借我们的资金实力和采购渠道，规模化、组织化地操作，那利润将不可想象！
这比我们开超市、搞加工来钱快多了！”
巨大的诱惑摆在面前。
二牛己经被说得热血沸腾，仿佛看到成堆的卢布（或者更值钱的物资）正在向自己招手。“爱国哥，这买卖能干啊，风险是大点，可这利润也太吓人了！”
周爱国没有立刻表态，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西合院里渐渐亮起的灯火，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一方面，林永豪的分析完全正确。
这确实是一个能在极短时间内积累巨额财富的捷径，是时代送给冒险者的盛宴。
凭借他对未来几年“倒爷”生意演变（从以物易物到正规贸易，从混乱到初步规范）的先知，以及“万家”现有的供应链基础，如果他们介入，很可能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大玩家，财富规模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另一方面，他深知这其中蕴含的巨大风险。
政治风险首当其冲。
苏联局势动荡不安，政策朝令夕改，跨国交易法律保障薄弱，一旦出现变故，血本无归是轻的，卷入国际纠纷甚至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
商业风险同样巨大，物流、结算、诚信问题层出不穷，黑吃黑的现象屡见不鲜。
更重要的是，这种贸易模式带有强烈的投机色彩，与周爱国内心深处希望打造的、可持续发展的实体产业和品牌帝国的愿景，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它来钱快，但根基不稳，容易让人迷失在追逐暴利的狂热中，忽视主业。
更重要的是，周爱国有一种模糊的预感。
这种依靠体制漏洞和巨大落差进行的掠夺性贸易，虽然能造就一批富豪，但其负面效应也极大，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形象和后续正规贸易的开展。
他不想让“京港万家”的名字，过早地与这种充满争议的生意捆绑在一起。
良久，周爱国转过身，看着一脸期待的林永豪和二牛，缓缓开口，声音沉稳而坚定：
“永豪，二牛，这个机会，我看到了。利润，也确实惊人。”
林永豪和二牛脸上露出喜色。
“但是，”周爱国话锋一转，“我们不能做，至少不能作为主业大规模地做。”
“为什么？”林永豪不解地问，“爱国，我知道有风险，但富贵险中求。我们可以控制规模，谨慎操作”
周爱国摆摆手，打断了他：“永豪，你想想，我们‘京港万家’的立身之本是什么？
是‘万家福’超市这块牌子，是老百姓对我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信任！
是我们刚刚通过支持《红楼梦》建立起来的‘文化情怀’和正面形象！
如果我们现在一头扎进这种充满不确定性和灰色地带的边境贸易里，成了‘国际倒爷’，外界会怎么看我们？
那些信任我们的顾客会怎么想。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口碑和格调，很可能毁于一旦！”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用力地点在北京的位置：“我们的根基在这里，在北京，在中国，零售业、食品加工业，这才是能让我们基业长青的正道！
苏联那边的生意，听起来诱人，但那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变数太大。
我们不能为了追逐一时的暴利，动摇了自己的根本。”
林永豪沉默了，他是个精明的商人，自然明白周爱国话中的道理。
二牛也冷静下来，觉得爱国哥说得在理。
周爱国继续道：“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袖手旁观，这个机会，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参与。”
“另一种方式？”林永豪和二牛都望向他。
“对。”周爱国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信息和渠道优势，做一些更稳妥的‘服务’。
比如，那些想做这门生意的‘倒爷’，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稳定的货源，需要可靠的物流信息，甚至需要初级的金融服务！
我们‘万家’有采购网络，有资金，是不是可以转型成为他们的‘供应商’或者‘信息中介’，赚取更稳定、风险更低的差价或服务费？
这样，我们既抓住了机遇，又避免了自己首接冲到第一线去承担最大的风险，还能巩固和拓展我们的供应链。”
林永豪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我明白了，爱国，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做‘猎手’，而是做‘军火商’和‘地图提供者’。妙啊，这样既能分享红利，又能保持超脱的地位！”
“没错！”周爱国赞许地点点头，“而且，我们要严格控制这部分业务的规模和影响，不能让它冲击到我们的主业。
永豪，你在香港，信息灵通，这件事可以由你负责牵线搭桥，但一定要谨慎，选择信誉好的合作伙伴，从小规模试水开始。”
方向就此确定。
面对北方传来的惊雷和巨大的财富诱惑，周爱国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和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