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竞赛延期一年，拿破仑三世，即洪秀全·波拿巴，在短暂的庆幸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他巩固权力、将这次危险的东方冒险转化为稳固基业的黄金机会。他深知自己是一个比满清更“外”的外来者，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仅靠武力与神权光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精妙的政治布局。
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走向了关押洪仁玕的监狱。在一番密谈中，拿破仑三世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务实与狡猾。他承认洪仁玕在太平天国体系内的元老地位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并提出了一项极具诱惑力的交易：他正式册封洪仁玕为“大汉王”，并宣布，在目前他所控制的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与太平天国并存的“大汉国”这一政治实体。更重要的是，他许诺，在他本人去世、返回欧洲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东方后，他在“大汉国”的一切统治权，将由洪仁玕及其后代继承，而非他波拿巴家族的子嗣。
这一安排，极大地安抚了那些因“洋上帝”上位而心怀不满的太平天国旧部，也为洪仁玕提供了东山再起、甚至最终掌权的希望。洪仁玕在经过权衡后，接受了这一安排，走出监狱，以“大汉王”的身份协助拿破仑三世稳定内部，整合各方势力。这本质上是一份权力过渡协议，用未来的承诺换取了当下的支持，暂时弥合了权力核心的裂痕。
在外部关系上，拿破仑三世采取了极其强硬的姿态。与英国人的彻底翻脸己是既定事实，他索性将对立公开化、激烈化。他宣布在其控制的所有港口和领土上，对英国船只及商品实施“无限制封锁”，企图以此打击英国在华南的贸易利益。
为了彰显决心并夺取战略要点，他更派遣麾下最精锐的、由法国军官指挥的“天赐”军团及部分远征军老兵，跨过狭窄的海域，向香港岛发起了进攻。此时英军在香港的防御尚显薄弱，占领不到一年的根基未稳，在拿破仑三世军队的猛烈攻击下，英军被迫撤离。香港岛的易主，极大地震撼了各方，也向世界宣告了这位“上帝次子”不惜与最强大的海洋帝国为敌的决心。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他以法兰西皇帝及“上帝次子”的双重名义，宣布印支半岛为其本人及其后代的东方世袭领地。他迅速与在印度支那半岛活跃的法国殖民力量及远东舰队取得了联系。这些原本效忠于巴黎政府的殖民军官和士兵，在一位声威赫赫（尽管在欧洲是流亡者）、且拥有“神性”光环的皇帝面前，加之其展现出的强大军事实力和在华的立足点，选择了向他个人效忠。这股力量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拿破仑三世的海军实力和区域影响力，使他的“东方帝国”初具雏形。
在内政方面，拿破仑三世决心引入他最为推崇的治理基石——《拿破仑法典》。他希望通过这部法典，建立起一套现代、高效且统一的司法与行政体系，从根本上改造他所控制的领土。
法典的推行，带来了混合的反响。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受到了拥有资产的地主、商人乃至部分自耕农的欢迎，这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保障。
一夫一妻制的明确规定，对于底层民众影响不大，甚至部分受过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表示认可，虽然这与传统士大夫的习俗相悖，但在洪秀全早期教义中己有类似倾向，故而阻力相对较小。
然而，当涉及到婚姻子女的认定时，法典中“妻子所生子女即视为丈夫合法子女”的原则（这在实际司法中常用于推定婚生子女，但在此被理解为即使是非丈夫亲生，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出生，也强制认定为丈夫子女），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极度重视血脉纯正、“夫为妻纲”的观念产生了剧烈冲突。士绅阶层激烈反对，认为这必将导致“牝鸡司晨”、血统混乱，动摇宗法社会的根基。甚至连普通民众也感到难以接受。
面对强大的传统阻力，即便是意志坚定的拿破仑三世，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他指示麾下的法学家与洪仁玕等本地官员进行磋商，最终对法典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本土化调整，加入了更多考虑宗族观念和父权确认的补充规定，缓和了这一尖锐的文化冲突。这一事件也让他明白，完全照搬西方的制度在东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必要的变通。
尽管拿破仑三世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一个冰冷的现实如同枷锁般束缚着他的野心：浩瀚的海洋，依然牢牢掌控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手中。他这位“上帝次子”、法兰西皇帝，回返欧洲的道路被无情地阻断，困守于远东一隅。这对他个人抱负的打击是致命的——无法回到欧洲舞台中心，他所有的宏图，包括以神子身份震撼旧大陆的计划，都成了空中楼阁。
面对这困境，拿破仑三世骨子里他叔叔拿破仑一世那种不畏挑战、甚至热衷于宏大工程的性格被激发了出来。既然归路被封锁，那么，就打破这封锁！一个前所未有的、迥异于任何中国传统政权的战略，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成型：大力发展海军，以海权破局。
他不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陆地上的征战与割据。他颁布敕令，宣布将以中国南部掌控的广东、广西、福建部分之力，倾注资源，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舰队。这支舰队肩负着双重使命：其一，从海上再次北伐，绕过清军重兵布防的北方陆路，首接攻击京津乃至辽东，彻底推翻道光皇帝的清朝；其二，也是更长远的目标，挑战并击败英国在远东的海上霸权，打通前往欧洲的航道，甚至在未来，携东方之力，助他“打回法国去”，夺回他失去的皇位。
这一雄心勃勃、甚至可以说有些异想天开的战略，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新晋“大汉王”洪仁玕的鼎力支持。
洪仁玕的支持，自有其精明的算计。他深知，在拿破仑三世这套权力架构中，陆军骨干多由法国军官和原北伐雇佣兵把持，他难以插手。而新兴的海军，则是一片全新的领域，是他可以积极介入、安插亲信、培植自身力量的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只有拿破仑三世回到法国，他这个 “大汉王”才能名副其实。
于是，一个奇特的同盟形成了：一位渴望通过海洋打回欧洲的法国皇帝，与一位希望拿回权力的中国王爷，在“大力发展海权”这一目标上找到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洪仁玕利用其影响力，积极筹措款项，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青年，协调船厂工匠，为拿破仑三世的海军梦奔走效力。
在拿破仑三世的强力推动和洪仁玕的积极配合下，整个政权开始走上一条与中国数千年农耕传统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坚定的海权之路。
技术引进与造船狂潮：广州、福州等地的船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运转起来。高薪聘请的法国、意大利乃至北欧的造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的舰船设计图纸和建造技术。不仅修复和改装缴获的清军水师船只和部分外国商船，更大胆地开始尝试自造蒸汽明轮战舰和新型炮艇。木材、铁料、帆布、煤炭一切与造船相关的物资被优先供应。
海军人才培养：除了依靠效忠的欧洲海军军官，拿破仑三世下令建立海军学堂，强制要求部分“天赐”军团和招募的识字青年入学，学习航海、测绘、炮术等新式知识。洪仁玕也趁机将一批有心学习西洋知识的年轻士子送入其中。
经济结构倾斜：政权财政开始向海军建设极度倾斜，关税、盐税乃至部分内陆赋税被大量挪用于购买舰炮、招募水手。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被实际抛弃，与海洋贸易相关的行业受到鼓励，以期更快地积累资金。
战略观念的颠覆：在拿破仑三世和其欧洲军官团的灌输下，一种“制海权决定国运”的观念开始在这个奇特的政权内部萌芽。以往被视为辅助的水师，如今被提升到国本的地位。战略讨论的核心，从如何攻城略地，转向如何控制航线、夺取关键岛屿、进行舰队决战。
这条“以中国之力，行海权之道”的道路，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它耗费巨大，引起了部分内陆传统势力的不满；它技术门槛高，进展未必一帆风顺；它首接挑战海上霸主英国，风险极高。然而，在拿破仑三世的野望和洪仁玕的权力算计共同驱动下，这架战车己经启动，义无反顾地驶向了波涛汹涌的未知领域。中国南方的海岸线上，前所未有的造船轰鸣声与海军操练的号子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力量正在孕育，即将挑战旧有的陆权秩序与海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