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鸣最后一次见沈雯晴，是在玛河市人民医院三楼那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
那天她转身离开，背影挺得笔直，门在她身后轻轻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他站在病床边，看着那扇关闭的门，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母亲在旁边低声啜泣，父亲闭着眼叹气，整个病房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破碎的气氛。
他知道，有些东西，彻底碎了。
那天晚上，父亲的情况稳定下来。周逸鸣让母亲回去休息，自己留在医院守夜。病房里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和父亲偶尔发出的、压抑的呻吟。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天，是真的塌了。
父亲是公务员，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可现在这根柱子倒了，什么时候能重新站起来，医生都不敢保证。医药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肇事司机逃逸，保险理赔遥遥无期。母亲以前从没为钱发过愁，现在却开始翻存折，打电话跟亲戚借钱时声音都在抖。
周逸鸣记得，母亲打完一个电话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发了很久的呆。他走过去，听见她低声说：“你舅舅说……先借我们两万，但他家也要用钱，下个月得还。”
两万。对以前的周家来说，可能只是一次旅行的开销。现在，却是救命的钱。
“妈，”周逸鸣说，“我卡里还有三千多，是这些年攒的压岁钱。”
母亲抬头看他，眼圈又红了：“那是给你上大学用的……”
“先给爸治病。”周逸鸣说得很平静，“大学的事，再说。”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是那种“我十八岁了所以我是大人了”的成长，而是真正地、被迫地扛起了什么。就像沈雯晴说的——天塌下来，不是只有一个人顶着。以前有父亲，现在父亲倒了，他得站起来。
三天后，父亲转出icu，住进普通病房。周逸鸣回学校请假，班主任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叹了口气：“家里的事要紧，学习先放放，落下的课回来再补。”
回到学校，一切照旧。高三的教室永远弥漫着试卷和焦虑的味道，同学们埋头刷题，偶尔有人抬头看他一眼，眼神里有同情，有好奇，也有事不关己的漠然。周逸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翻开物理练习册，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他想给沈雯晴打电话。
手机就在口袋里，摩托罗拉的翻盖机。他想起和她相识的一幕幕，从那个漂亮的小男孩，到排碱沟里钓鱼时闪着狡黠的光的身影。从那雪天帮他挡下混混的刀子，到暑假里在他怀里哭泣的身体。
他当时说：“我妈是我妈，我是我。”
现在想想，真幼稚。
他翻开手机盖，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手指悬在拨号键上，却按不下去。说什么呢？说“对不起”？说“那天我没替你说话”？说“我妈那样不对”？
这些话，现在说还有什么用？
他最终合上手机，塞回口袋。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拨过那个号码。
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母亲开始四处找工作——一个当了十几年官太太的中年女人，除了打麻将、逛街、管儿子，什么都不会。最后托关系在一家事业单位找了个临时文员的活儿，一个月八百块，朝九晚五，还要看人脸色。
妹妹周晓雯再也没有买过帆布鞋和漂亮的衣服，她每次回来做着以前妈妈做的那些家务。
周逸鸣周末回家，看见母亲穿着以前绝不会穿的廉价套装，挤公交车上下班。有一次下雨，她没带伞，到家时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狼狈不堪。看见他，勉强笑了笑：“回来了？饭在锅里，自己热热。”
那一刻，周逸鸣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
他想起以前，母亲永远是精致的、体面的。出门前要化半小时妆，衣服要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说话永远带着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现在，那些精致和体面，都被现实一点一点磨掉了。
父亲出院回家休养，但走路还需要拐杖，脑子也偶尔会犯糊涂。家里的气氛变得很奇怪——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管东管西，她太累了，每天上班、照顾父亲、操持家务，连兄妹俩都不怎么管了，她已经耗尽了所有精力。而父亲，那个曾经说要改革出一片天的男人，现在大部分时间沉默地坐在阳台晒太阳，眼神空洞。
周逸鸣反而自由了。
以前母亲会规定他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周末必须上补习班，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现在，没人管他了。母亲下班回来累得倒头就睡，父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可以学习到深夜，也可以一整天不说话。
但他没有放纵自己。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历史、地理、数学，一本一本的笔记，一套一套的真题。困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就啃馒头。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他还在台灯下背题、整理框架，背到喉咙发干，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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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考出去。
不是随便什么大学，是警校，最好是江南警察学院。这是他想了很久的决定，他要找到父亲车祸以及背后的真相。
那天在医院，沈雯晴说：“你现在是个学生，没权没势没资源，凭什么跟那些人斗？”她说得对。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无处安放的愤怒和一颗被迫转向文科的脑袋。父亲的车祸不是意外，他知道。一辆车在柏油路上撞了镇长，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有这么巧的事？可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了，母亲沉默地替他改了志愿：“文科稳妥些，将来考公务员，安稳。”他懂她的恐惧，也咽下了自己的不甘。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连肇事司机都找不到，更别说理清背后是否藏着更复杂的利益链条。
但如果有权力呢？如果他穿上制服，手里有调查权，能理清资金流向、能撬开那些看似完美的账目呢？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悄悄生根发芽。他开始查江南警察学院的招生要求——视力要达标，体能要过关，政审要清白，分数要够高，尤其是文科分数线。他一项一项对照，发现自己差得很远。
那就补。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步，从三公里到五公里，再到十公里。晚上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哑铃从五公斤增加到十公斤。视力还好，但为了防止下降，他严格控制用眼时间，每天做眼保健操。学习更不用说，文科需要大量的记忆与整合，他把政治书的边角背到磨损，把历史年表摞成思维导图贴在墙上，地理的地图画了一张又一张。高三本来就是拼命的时候，他现在拼的是命，更是扭转局面的可能。
父亲能撑着拐杖慢慢走动后，某个傍晚，周逸鸣推着他在医院楼下散步。他鼓起勇气，低声说：“爸，我想当警察。考警校。”
父亲停下脚步，转过头看他。那张被伤痛和忧虑刻满皱纹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晚风吹过，父亲的手按在他推着轮椅的手背上，粗糙，却很用力。
“逸鸣，”父亲的声音沙哑，“这条路……累，危险。”
“我知道。”他答得很快，“但我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父亲看了他很久，混浊的眼睛里渐渐浮起一层很深的、复杂的东西。最后，他只是很重地拍了拍儿子的手背，什么也没再说。但那沉默的拍打，比任何语言都更像一种托付。
压力？他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压力。父亲后续康复的费用，家里陡然紧缩的开支，母亲在纺织厂加班后疲惫的背影，还有那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愧疚——对沈雯晴的愧疚，以及对自己无法选择理科、似乎离“查明真相”更远了的愧疚。
他买了一本厚厚的日记本，黑色封面，不带任何花纹。每天晚上学习结束后，他会写几行字。不写心情，不写琐事，只写目标，写计划，写今天完成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
3月15日：文综选择题错4个，还是太多。政治经济生活部分需强化。
3月20日：跑步5公里27分45秒。引体向上勉强8个。不及格。
4月5日：父亲今天不用扶，自己走了十几米。母亲厂里说要裁员。
4月18日：二模总分年级第52。江南警院去年文科线对应排名约前40。不够。
有一天晚上，他写到很晚。台灯的光晕在纸面上铺开，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他忽然停下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权力不是用来欺负人，是用来保护该保护的人，查清该查清的事。”
写完后，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合上日记本，关灯躺下。黑暗里，他望着天花板，眼前仿佛不是一片虚无，而是交错的道路、卷宗的棱角，和一道需要他足够强才能迈过去的门槛。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又走，夏天悄然逼近。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教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绷。周逸鸣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规律地运转着——学习、锻炼、回家、照顾父亲、沉默。
他偶尔会听到沈雯晴的消息。那些同样转到知行中学的妈妈说的“土财主们”。听说她回学校了，成绩还是很好；听说她跟那个叫方韫的女生走得很近；听说……有很多男生喜欢她。
听到这些的时候，他心里会钝钝地疼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现在没资格想这些，没资格去打扰她。那天在病房里，她看他的最后一眼，平静得像看一个陌生人。那种平静，比愤怒更让他难受。
五月的某个周末，他回家。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客厅看电视。他放下书包，去阳台收衣服。母亲跟出来，犹豫了很久，才开口：“逸鸣，你爸的单位……可能要调整他的职务。”
周逸鸣的手顿了一下：“什么意思？”
“他这个样子，肯定不能回去当镇长了。”母亲的声音很低，“上面可能会安排个闲职，工资……会少很多。”
“少多少？”
“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
周逸鸣没说话，继续收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抱在怀里。夏天的衣服很薄，不占地方，但他抱得很紧。
“妈，”他忽然说，“我考上大学后，会申请助学贷款。不用家里出钱。”
母亲愣住了，眼圈慢慢红了：“说什么傻话，妈供得起你……”
“我知道。”周逸鸣打断她，“但我想自己来。”
他抱着衣服走回房间，关上门。房间很小，书桌、床、书架，挤得满满当当。他在书桌前坐下，打开台灯，翻开物理课本。
窗外传来邻居家小孩的嬉笑声，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声音。世界照常运转，不会因为谁家的变故而停下。
周逸鸣拿起笔，开始做题。一道力学综合题，涉及斜面、摩擦力、能量守恒。他画受力分析图，列方程，一步一步推导。笔尖在草稿纸上滑动，发出规律的沙沙声。
他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债，只能自己还。
不是钱债，是人情债，是良心债，是那天在病房里没能说出口的话，是九个月前就该明白的道理。
他要变得强大，强大到可以保护想保护的人，强大到可以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付出代价，强大到……有朝一日，能堂堂正正地站在她面前，说一声“对不起”。
虽然，她可能不需要了。
笔尖顿了顿，在纸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墨点。他抬手擦掉，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