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的成功，在于他将军事上的奇”与政治上的正”完美结合。
战场上，他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兵”；
政治上，他是恪守臣节、恭谨低调的正臣”。
他深刻理解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规律，并以主动的藏”来应对，实现了良弓”的保全。
他遇到了雄才大略且懂得珍惜人才的李世民，是他的幸运；
而他以绝对的忠诚和极高的政治智慧回报了这份信任，则是李世民的幸运，更是大唐的幸运。
他是盛世之下，功高武将得以善终的最完美范式。”】
【综合评定：
功绩指数：十星！（开国擎天，拓土定边，军神之名实至名归）
智慧指数：十星！（政治嗅觉敏锐，处世低调谨慎，深谙进退之道）
善终指数：十星！（生前尊荣，帝信不衰，死后哀荣，名垂青史）
君臣典范指数：十星！（与李世民共同定义了何为盛世君臣）】
天幕之下，各时空再次陷入深思与赞叹：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看着身旁垂首恭立的李靖，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药师，天幕知你，朕，亦知你。
这简单一句话，已包含千言万语。
李靖再次深深一躬，一切尽在不言中。
大明，奉天殿。
朱元璋沉默良久，对朱标道：“标儿，看到了吗？
李靖之退”，比之王翦之求”，更显高明。
他是在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主动求退，此非大智慧者不能为。
为将者，当学李靖之谨；为君者————当效李世民之明。”
最后一句，朱元璋说得有些艰难，但终究是说了出来。
大秦，咸阳宫。
赢政看向王翦，意味深长：“王老将军，观李靖之举，可知退”亦有不同时机与火候。
汝之求田问舍是退”，彼之阖门称疾亦是退”，皆得其法也。”
王翦躬身：“陛下圣明，老臣受教。”
大汉，未央宫。
刘彻对卫青道：“仲卿，李靖处盛世而能持盈保泰，其难度更胜乱世。
汝之恭谨，颇类李靖，朕心甚慰。
望你亦能如此，与朕善始善终。”
卫青郑重应诺：“臣必竭尽全力，不负陛下信重。”
殷宴看着后台依旧汹涌的情绪值，知道“李靖”这个典范再次击中了各时空君臣内心最敏感的那根弦。
“一文，一武，一军政全才，一盛世军神————典范已经不少了。”
殷宴摩掌着下巴，“接下来，该引入一些更具冲突性，或者说，其善终”更显来之不易的人物了。”
“我们盘点过了运筹惟幄的武将，也见识了总揽朝政的文臣。”
殷宴的声音通过天幕传遍万朝。
“但在权力的巅峰，还有一种人，他们不直接掌控军队，也不总领具体政务，却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精神影响力，参与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贡献堪称功高”，其地位可谓震主”。”
“接下来这位，他来自雪域高原，是一位宗教领袖。
他以其深邃的佛学和卓绝的政治智慧，成为一代雄主忽必烈的帝师。
他不仅为蒙古帝国创制了新的文本，更参与规划了元朝的政治制度与都城建设，是元朝开国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之一。”
“他，就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祖，大元帝师，八思巴·洛迪坚赞！”
天幕之上，庄严肃穆的梵呗之音与蒙古长调交织，画面中浮现出雪域高原、
蒙古草原与大元都城（大都）的壮丽景象，一位身披红色僧袍、面容瑞智的僧人形象逐渐清淅。
【盘点历史十大功高震主却得善终的君臣！】
【第五期：雪域帝师，大元设计者一帝师，八思巴！】
大元，至元年间，大都。
忽必烈正于宫中与八思巴论法，君臣（亦师徒）相得。
当天幕亮起，出现八思巴的名字与“帝师”、“大元设计者”称号时，忽必烈抚掌大笑：“法王（对八思巴的尊称），天幕亦知汝于我大元之功，堪比伊尹、周公！”
八思巴面容平和，单手立掌，微微欠身：“陛下过誉。
一切皆是佛法因缘，陛下福德所感，贫僧不过略尽绵力。
他眼神深邃，并无太多波澜，仿佛天幕所言，只是寻常。
然而，殿下的一些蒙古贵族，看着天幕，眼神中却闪过一丝复杂。
他们对这位地位超然、深受皇帝信赖的“喇嘛”，心情颇为矛盾。
大明，奉天殿。
朱元璋皱起眉头：“番僧？
帝师？
哼，蒙元以夷变夏，尊崇释教，乱我中华衣冠，此其国祚不永之由也！”
朱元璋对元朝的许多制度，尤其是尊崇藏传佛教，抱有极大的反感。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略显好奇：“哦？以僧人为帝师，参与国政，创制文本————
这忽必烈，倒是有几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度。
只是，佛法治国，可能长久？”
他对此持保留态度。
大秦，咸阳宫。
赢政冷哼一声：“方士、僧侣，此等人物，近之则可咨询鬼神、安定民心，然若委以国政大权，岂非本末倒置？
这八思巴，竟能得善终，倒是奇事。”
他对这类精神领袖参与内核政治，本能地警剔。
【上榜理由：他以宗教领袖身份，成为大元皇帝忽必烈的精神导师和重要政治顾问，创制“八思巴文”，参与规划元朝政治架构与都城建设，其影响力渗透到帝国顶层设计，却能始终保持超然地位，最终荣归故里，圆寂于萨迦寺，实现了宗教权威与政治影响力的完美平衡与善终。
【八思巴：精神领域的“无冕之王”】
【画面展现八思巴的卓越贡献：
1佛法治心：作为忽必烈的帝师，传授藏传佛教密法，为蒙古统治提供了精神信仰和意识形态支持，尤其在安抚西藏、维系帝国统一方面作用巨大。
2创制文本：受忽必烈委托，仿藏文本母创制“八思巴文”，作为元朝的官方文本之一，用于诏书、碑刻等，虽未彻底普及，但意义非凡，是帝国“文化工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