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银座“昭和座”影院。
这家影院有些年头了，招牌的霓虹灯管有几处不亮，外墙的瓷砖也有些剥落。但它票价相对便宜，吸引了大量中年观众。
野村、佐藤、田中三人走到影院门口时，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
门口的空地上，聚集着七八个中年男人。他们穿着西装或 polo衫，年龄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有的靠着墙，有的蹲在台阶上，手里都夹着烟。
没有人说话。
他们只是抽烟，眼神放空，看着街上来往的车流，或者盯着地面某个点。
“这些人”野村小声说，“是刚看完电影出来的？”
“看样子是。”佐藤观察着，“你看他们的表情不是难过，也不是高兴。更象是在想事情。”
三人绕过这群男人，走到售票窗口。
窗口里没人。
“有人吗？”野村敲了敲玻璃。
“这儿呢。”
声音从身后传来。
三人回头，看见一个穿着旧衬衫、头发花白的男人从“抽烟男人们”的群体中走出来。他手里也夹着烟，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抱歉抱歉，”男人走过来，打开售票窗口，“我是老板森村和二。刚才在跟他们聊天。”
他指了指那群男人。
“我们要三张《那海那人那声》的票。”佐藤说。
老板森村和二看了看墙上的场次表：“下一场三点二十，还有二十分钟。要等吗？还是买四点四十的？”
“三点二十的就好。”田中开口。
买好票，三人准备进场时，森村和二突然说：“你们是第一次看？”
三人点头。
森村和二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过来人的了然：“那看完别急着走。可以在大厅坐坐，想想。”
说完，森村和二目送着三人走进放映室后，又走回那群中年男人中间，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题。
大家继续抽烟，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冷不丁的来了一句：“我爸去年走的。”
森村和二没说话，只是点点头，因为这话没法接。
“肺癌。”男人继续说，“从发现到走，三个月。最后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去医院，坐在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给他削苹果，削了一个又一个，他吃不下，我就自己吃。”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电影里那个儿子给父亲递水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爸最后那天，跟我说‘口渴’。我给他倒了水，扶他起来喝。他喝了一小口，说‘够了’。然后看着我，说‘辛苦你了’。”
男人抬起头，眼睛是红的，但没流泪：“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辛苦你了’。像老板对下属说的。”
森村和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这时，另一个男人走过来，四十多岁，身材微胖，手里拿着车钥匙。
“老板，”他声音有点哑，“这片子还会放多久？”
“至少再两周。”森村和二说，“怎么了？”
“我想带我老爸来看。”男人说，“他在乡下，来东京住不惯，每次来待三天就吵着要回去。但我刚才想如果我说‘爸，我请你看电影’，他应该会来吧？”
“会来的。”森村和二肯定地说，“父亲啊，只要儿子说‘我请你’，就算是要去看他最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也会来的。”
“可是”男人尤豫了，“看完之后呢？看完之后，我们能说什么？我们父子二十多年没好好聊过了。”
森村和二想了想，“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他说，“就看完了，出来，你问他‘要不要去吃碗拉面’，他说‘好’。就这样。”
男人愣了愣，然后缓缓点头。
“有道理。”他喃喃道，“拉面我爸爱吃拉面。”
一周后，《电影旬报》推出特别专栏。
标题是：《“那海”现象：沉默的父辈，与终于看见他们的我们》。
编辑是：野村和真，田中一郎和佐藤美穗。
专栏的开头写道：“一部没有明星、没有特效、甚至没有强烈戏剧冲突的电影，为何能在这个夏天席卷日本？答案也许不在电影里，而在每一个走出影院的观众脸上，那些被晨光照亮的、终于敢于回望的侧脸。”
文章详细分析了电影的社会心理背景，引用了多位观众的真实反馈，最后写道：“《那海那人那声》的成功，不是电影工业的胜利，而是社会情绪的集体释放。
它给了我们一个正当的理由，在黑暗中，在虚构的故事里，去面对那些现实生活中难以启齿的情感：对父母的愧疚，对故乡的疏离，对时间的无力，以及对‘家’这个概念的重新思考。”
“电影结束后，真正的故事才开始。”
专栏刊出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社会上，出现了带父亲看电影的潮流。并把和家人一起看电影后，留下的票根当做纪念品，报纸在采访这种行为时，配文很简单“和爸爸看了《那海》。他没说什么，但散场后拍了拍我的肩。”
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地方影院开始自发组织父子专场。
大坂的一家小影院，老板在门口挂出牌子：“每周三下午，‘父子专场’特惠。欢迎带上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儿子。”
东京涩谷的一家影院，有观众在留言簿上提议：“能不能开‘回乡纪念场’？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搬家，很久没回老家的人，可以一起看，看完聊聊故乡。”
提议被影院采纳了。
第一个“回乡纪念场”结束后。二十多个陌生人坐在一起，看完电影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影院的休息区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聊起了各自的故乡。
“我是青森来的，十年没回去了。”
“我老家在鹿儿岛，上次回去还是三年前。”
“我想带我爸妈来看，但他们在大坂，我在东京”
“那就带他们去大坂的影院看啊。我查了，难波那边有上映。”
几天后，武藏海看着面前《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周刊现代》，《文艺春秋》，甚至是nhk的文化节目的采访邀请，一头雾水。
“我不是记得，我们的宣传费在《每日新闻》后，就用的差不多了吗？”他拨弄着邀请函，上面甚至有人手写了“请务必接受采访”的字样。
大村秀五摇摇头，笑容更明显了：“一分钱都没花。”
武藏海抬起头。
“这些媒体。”大村一字一顿地说，“是主动找上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