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在沃尔科夫家拍的，1987年11月。”伊万诺夫的心脏猛地一跳，“日期对上了。火灾发生在1987年11月3日左右。照片很可能拍摄于火灾前后，甚至可能记录了火灾原因或涉及的人员。”
“所以，胶卷里的内容，可能就是这张，或这批照片的底片？或者与照片相关的重要文件？”安德烈推理道，“死者彼得罗夫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涉及沃尔科夫家族火灾的秘密，可能牵涉到某些人物，于是用微缩胶卷保存下来。凶手或许受雇于那些想掩盖秘密的人，前来夺取胶卷并灭口。”
“还有一个问题，”伊万诺夫指出，“凶手既然拿到了胶卷，为什么还要冒险撕走相册里的实体照片？除非他不能确定胶卷是否完全复制了关键信息，或者，相册里的照片本身就有胶卷没有的细节，比如背面留言，或者，他需要确认死者没有其他副本。”
他们立刻调查沃尔科夫家族的现状。这个家族如今只剩一位成员住在莫斯科——沃尔科夫，五十八岁，经营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名声不错，没有犯罪记录。但进一步深挖发现，沃尔科夫的贸易公司，近三年与几家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往来密切，其中一家企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里，赫然出现了谢尔盖·索科洛夫的姐夫的名字。
关系网开始闭合。
现在需要决定性的证据。请了对谢尔盖·索科洛夫的住所进行秘密侦查的许可，基于假发购买线索和与死者的关联，同时协调莫斯科同事监视其行动。
伊万诺夫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凶手是索科洛夫，他刚刚犯下命案，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但现场留下了纤维证据，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现在会做什么？”
“他会紧张，会想尽快处理掉所有可能牵连自己的东西。”
安德烈回答，“假发、作案时的衣服、手套还有，他可能会查看甚至销毁胶卷内容。”
“胶卷需要特殊设备阅读。”
伊万诺夫说，“档案馆有这种设备，但他不敢用。他可能会找私人渠道，或自己购买简易设备，他做过档案工作，知道哪里能弄到。”
通过监视，他们发现索科洛夫在案发后的行为确实异常，他请了病假，但并未在家休息，而是多次前往莫斯科城南的一个旧货市场，那里以出售各种稀奇古怪的旧器材闻名，便衣警察发现他似乎在寻找某种老式的显微阅读器部件。
与此同时，对索科洛夫住所外围垃圾的检查有了收获：在一个丢弃的快餐袋里，发现了被剪碎后浸泡过漂白剂的深蓝色棉布碎片，经初步检验，与案发现场门槛处发现的极微量蓝色棉纤维成分一致。这是他试图销毁作案衣物留下的痕迹。
时机成熟。在索科洛夫终于从旧货市场凑齐了一套简易显微阅读设备，并在一处租用的偏僻小仓库里试图查看胶卷内容时，警察破门而入。
人赃并获。
仓库的小桌子上，放着那个微缩胶卷，以及已经被拼接还原出部分内容的阅读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几份陈旧文件的照片，内容涉及1987年沃尔科夫家族火灾的虚假保险索赔，以及当时地方官员受贿掩盖事故真相的记录。其中提到了现今几位颇有地位的人物。相册里被撕掉的那张实体照片，也在这里——照片上是年轻的沃尔科夫和另外两人，其中一人正是如今某位官员的父亲站在沃尔科夫祖宅前的合影，日期正是火灾前一天，照片背面有死者的笔迹，记录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暗指纵火阴谋的对话。
面对证据，索科洛夫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供认，是沃尔科夫找到他，许以重金，并利用他早年一次轻微违规操作相威胁，逼迫他设法从正在整理相关档案的彼得罗夫那里，找到并销毁所有关于那场火灾的原始记录。然而死者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将最关键的部分制成微缩胶卷藏匿，索科洛夫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承认自己极度紧张，杀人后清理现场时手都在抖，假发纤维可能是在低头擦拭壁炉边一处血点时不小心挂掉的。他确实想找回那个可能暴露情报传递方式的金属筒，但没有找到，以为掉进了壁炉烧毁了，便移动了油画检查后面，没想到反而让纤维暴露，沃尔科夫随后被捕。
法院门口，安德烈从背包里拿出两个三明治，递了一个给伊万诺夫。
“如果你是我同事，你就是头功。”安德烈咬了一口三明治，含糊不清地说。
伊万诺夫摇摇头：
“我只是帮你注意到了你原本也会注意到的东西。你只是太累了。”
“也许吧。”
安德烈叹了口气，靠着墙壁：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即使我们找到凶手，以现在的法律，如果他能请到好律师，表现出悔意，可能连无期都判不了，更别说死刑了。”
伊万诺夫咀嚼着三明治，没有说话。这个问题他太熟悉了——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世界里，他见过太多罪犯利用法律漏洞逃脱应有惩罚。那些夜晚，他独自在办公室加班，看着卷宗上那些受害者照片时的无力感，此刻异常清晰地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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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让你感到绝望吧。”
他问，“我们这么努力追寻真相，但真相本身可能改变不了结果。”
安德烈沉默了很久。手电筒的光在他年轻的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
“我父亲殉职前跟我说过一段话。”他缓缓开口，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清晰，“那时我十岁，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说，我们这行，追求的从来都不只是结果。”
伊万诺夫侧过头看他。
“法律会变，刑罚标准会变，甚至公义的定义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解读。”安德烈继续说，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看向某个遥远的地方，“但有一种东西是恒久不变的：追求真相的意志，只要这种意志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在黑暗中点燃蜡烛查看血迹，在灰尘中寻找纤维，在谎言中辨别真话，无论罪犯暂时多么逍遥法外，真相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顿了顿，指向窗外。夜风吹过，窗外的蒲公英丛中几朵白色绒球散开，无数种子的冠毛随风飘向夜空。
“追求真相的人就像这些蒲公英。”安德烈轻声说，“我们会被风吹散，会被雨打落，会被践踏入泥。但种子总会飘到某个地方，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生根发芽。老警察退休了，年轻警察接替；一个检察官倒下了，另一个站起来；一个真相被掩盖了，总有新的线索在多年后浮现。”
他转回头，看着伊万诺夫的眼睛，“每一代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在黑暗中寻找光。虽然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追寻中受伤、牺牲，但永远会有新的人接过火炬。因为真相是无法被彻底杀死的，只要还有追寻者活着，它就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伊万诺夫感到胸腔里某种沉重的东西在松动。那些他多年来背负的挫败感，未破的悬案、逃脱的罪犯、无能为力的时刻，在这一刻找到了安放的位置。
“我办的最后一个案子……”
他听见自己说，声音陌生得像是别人在说话，“非常复杂。牵扯到不可以随便调查的人，还有某种邪教组织。我追查了很久，只找到一缕线索，其余时间都在打转。我没能抓住凶手，在死之前……”
他停住了，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死之前。
我是死了吗？
对啊，我死了。
安德烈安静地等待着，没有催促。
“我甚至没完全弄清楚真相。”伊万诺夫最终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很多人，那些受害者，我的同事，还有，那些相信我的人。”
手电筒的光线开始变得不稳定，忽明忽暗。房间似乎在微微旋转，墙壁的轮廓变得模糊，伊万诺夫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不得不闭上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坐在一辆车的副驾驶座上。
窗外是飞驰而过的夜色，路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驾驶座上的是安德烈，他专注地看着前方道路，侧脸在手电筒，话说为什么车里会有手电筒的光？
他的脸在光晕中显得格外柔和。
“我送你回家。”
安德烈说，“反正顺路。”
伊万诺夫点点头，看向窗外。景色很熟悉——这是通往他祖父家的路。
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路边的建筑风格混杂着他童年记忆中的苏联时期楼房和更现代的公寓楼，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搅拌过，不同年代的景象重叠在一起。
“先生，”他忽然问：
“如果你错过了决定性证据最后的存在时机，如果因为技术限制或资源不足，你没能及时找到真相……你会责怪自己吗？”
年轻警察没有立即回答。车子转过一个弯，前方出现了伊万诺夫祖父家的轮廓。安德烈慢慢将车停在路边，熄了火。
车内陷入沉默。
只有远处传来的隐约风声。
“我父亲殉职的那个案子，至今没破。”安德烈终于开口，声音平静：
“他在追捕一个银行抢劫犯时被枪杀，凶手从未被抓住，我母亲花了十年时间上诉要求重启调查，但证据不足，证人记忆模糊，最后不了了之。”
他转过头，看着伊万诺夫：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恨所有人——恨那个逍遥法外的凶手，恨没能破案的警察，恨这个不公的世界。然后有一天，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
安德烈从外套内袋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皮质笔记本，递给伊万诺夫。
在车内昏暗的光线下，伊万诺夫翻开本子，字迹工整，记录着日常，观察和思考，在最后一页，只有短短一行字：
“灯塔不因船只迷航，而停止发光。”
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像是往黑暗的海洋中投下一块石头。
石头沉没，不会立刻改变海洋。
但如果我们都投下石头，如果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投下石头。
终有一天，海平面会因此改变。
伊万诺夫抚摸着日记本粗糙的封面。一种奇异的熟悉感涌上心头，这个触感，这种皮革的气味，他在哪里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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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需责怪自己，阿列克谢，”安德烈忽然说，声音变得异常温柔，“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伊万诺夫猛地抬头。
安德烈没有像之前那样叫他名字，而是用了更亲昵的称呼方式。而且这个语气，这个措辞，年轻警察的脸在阴影中似乎发生了变化，金色的头发变深了，变成了铁灰色。眼角的细纹加深了，蓝色的眼睛沉淀了岁月，却依然清澈。那张脸逐渐变成伊万诺夫记忆中另一张脸，更老，更沧桑，但眼神里的那种坚定和温柔从未改变。
“祖父？”伊万诺夫难以置信地低语。
他的祖父——微笑着，不是那个垂垂老矣、躺在摇椅里的老人，而是更年轻、更有活力的版本，穿着警察制服，就像伊万诺夫童年记忆中最鲜明的那个形象。
“我一直以你为傲。”
祖父说，用伊万诺夫童年时的小名称呼他，“从你决定追随我的脚步那天起，我就知道你会走得更远。”
伊万诺夫感到眼眶发热，泪水长流。那些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话：
那些深夜里的自我怀疑，那些面对腐败和阴谋时的无力感，那些曾经看着受害者家属眼睛时的愧疚——
此刻，全都涌上喉咙，堵得哽咽难抑，“我的最后一个案子……我……”他哽咽着，“我失败了，我没能保护该保护的人，没能揭露该揭露的真相，我甚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离真相还有多远的距离。”
祖父伸出手，温暖宽厚的手掌覆在伊万诺夫的手上。这个触感如此真实，如此熟悉——童年时牵着这双手走过林间小路，少年时这双手教他如何握枪，成年后这双手在葬礼上最后一次握住他的肩。
““我职业生涯中最遗憾的，不是某个没破的案子，而是我没能看着你长大成人。”
车窗外，夜风吹得路边的蒲公英丛剧烈摇晃。白色冠毛如雪花般漫天飞舞，在车灯的光束中旋转升腾，飘向看不见的远方。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朵蒲公英。”祖父继续说，目光追随着那些飘散的种子，“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力量有限。风会把我们吹散，雨会把我们打落。但种子会飘走，落在新的土壤里，等待下一个春天。”
他转回头，深深看着伊万诺夫的眼睛：“你已经播下了种子，在那个案子里，你找到了关键的线索，你建立了信任的纽带，你点燃了其他人心中的火。现在，该让风带着种子去它们该去的地方了。”
车内的光线开始变化。不是变暗，而是变得更加柔和、弥漫，仿佛晨雾中的第一缕阳光。祖父的轮廓在光中渐渐透明。
“我要走了吗？”伊万诺夫问，眼泪干了他的心中没有太多恐惧，只有深沉的平静。
“是时候休息了。”祖父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直接响在心底：
“你做得足够多了。接下来的路，该交给那些你播下的种子了。”
“藤原里奈……”
伊万诺夫想起那个总是冷静克制、眼底藏着火焰的女检察官：
“她收到了我留下的信息吗？”
光中的祖父微笑起来，那个笑容包含了所有的理解、骄傲和无限的爱：“我觉得她会明白的。就像你曾经明白过一样。就像我此刻明白你一样，一定会的，就算她做不到，后来的人总有人能够办到。”
“告诉她……”伊万诺夫急切地说，“告诉她不要孤军奋战。告诉她信任值得信任的人，就像我曾经信任她一样，告诉她真相的代价很高，但沉默的代价更高。”
“她会知道的。”
祖父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光吞没了一切。
伊万诺夫感到自己在上升，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轻盈。所有的重量，胸口的剧痛、多年的疲惫、未尽的遗憾，都在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仿佛他终于卸下了一直背负的沉重行囊。
在意识的最后边缘，他听到了声音。不是祖父的声音，而是许多声音的混合——
受害者的声音、同事的声音、家人的声音，还有那些他从未谋面、但可能因他的工作而间接受益的人们的声音。
这些声音汇成一句话，简单而清晰：“谢谢，现在请休息吧。轮到我们了。”
然后，是寂静。
深沉的、包容的、如深海般的寂静。
在寂静中，没有黑暗，只有一种温暖的、金色的光，如同秋日下午穿过白桦林的阳光，柔和地拥抱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