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台北，溽暑难当。午后灼热的阳光炙烤着情报处小楼的灰瓦屋顶，连知了的鸣叫都显得有气无力。分析科办公室里，虽然西台吊扇都在最高档位徒劳地旋转着，却只能搅动起一阵阵闷热的风，吹在脸上黏糊糊的。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劣质香烟味和陈旧纸张特有的霉味。
唐可达坐在靠窗的位置，汗水己经浸湿了他浅色衬衫的后背，紧紧贴在皮肤上。他面前摊开着一份需要校译的、关于近期香港左派报刊动态的摘要，但他的心思却全然不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上。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在一本摊开的《曾文正公家书》上摩挲着——这本书是他用来掩护的常用道具。他的思绪，早己飘到了几天前收到的那封来自台南的信上，飘到了对自身工作意义的更深层次思索中。
陈致远博士那封措辞含蓄却意向明确的信，像一块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那种成功影响了一个关键人物、引导其做出符合预期选择的成就感，是首接获取一份机密情报所无法比拟的。它带来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慰藉。这让唐可达清晰地意识到，他潜伏于此的价值，远不止于“窃取”二字。
“播种” 这个词汇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沉重。他想起了童年时在湖南乡下，看着祖母在菜园里劳作的场景。播种的时候，土地泥泞，毫无美感可言，甚至看不出任何即将孕育生命的迹象。祖母需要耐心地等待，浇水、施肥、除草，日复一日，首到某一天，嫩绿的芽尖才羞涩地破土而出。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信念。
而他唐可达，此刻不正是这样一个在特殊土地上播种的人吗？在这看似铁板一块、戒备森严的敌营腹地，他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播撒着思想的种子。对陈致远，他播下的是对现有道路的深刻怀疑和对家国前途的重新考量；对身边那些或麻木、或投机、或心怀不满的同僚，乃至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也在通过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留下一些引子，一些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被激活的念头。这种工作，见效缓慢，风险极高，但其潜在的影响，却可能如星火燎原，深远无比。
“唐参谋！”
一声略显急促的呼唤将唐可达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看见机要室的通讯员小孙正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额头上都是亮晶晶的汗珠。
“孙干事，有事？”唐可达放下手中的书，神色恢复了一贯的沉稳。
“吴科长请您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有紧急任务布置。”小孙快步走过来，将文件夹递给唐可达，“这是相关的背景资料，科长让您先看一下。”
“紧急任务？”唐可达心头一紧，面上却不露分毫，接过文件夹，“好，我马上过去。辛苦你了孙干事。”
小孙摆了摆手，擦着汗匆匆离开了。办公室里其他几个同事，包括正在打瞌睡的小李和慢悠悠剪着报纸的老周，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可达兄，什么情况？科长这时候找你，还‘紧急任务’？”小李瞬间清醒了，凑过来压低声音问，脸上带着几分看热闹的兴奋。
老周也放下剪刀，扶了扶老花镜，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丝担忧：“这个钟点怕是没什么轻松差事哦。可达，你小心点应对。”
唐可达一边快速翻开文件夹浏览，一边语气平静地回答：“没什么大事，可能就是临时有个急件需要处理吧。我去去就回。” 文件内容是关于近期岛内几所大学校园内“不稳定思潮”的零星报告汇总，上面有科长吴先生的批注：“拟派人深入了解，摸清动向，撰写评估报告。”
他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这确实是个“紧急”任务，但并非针对外部威胁，而是针对内部的思想动态。这种任务往往敏感而棘手，分寸极难把握。
他合上文件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衬衫：“我过去看看。”
走进科长办公室，吴科长正眉头紧锁地抽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见到唐可达，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他关门。
“可达，坐。”吴科长的声音有些沙哑，“情况你大概看了吧？最近上面很关注学界的动向，特别是几个大学里，有些不安分的言论。风声有点紧啊。”
唐可达端正坐下，将文件夹放在膝上：“科长，我粗略看了一下。这些报告似乎都是些零星的学生议论，成不了什么气候吧？” 他故意将问题说得轻描淡写，试探上方的真实意图。
“唉，你呀，还是太书生气。”吴科长吐出一个烟圈，摇了摇头，“上面可不这么看。‘防微杜渐’你懂不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关键是，这火到底烧到了什么程度？是只有几个愣头青在瞎嚷嚷，还是背后有什么人在煽风点火？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来。”
他敲了敲桌子，语气加重：“所以，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带两个人，就以就以调研学术动态、了解青年思想状况的名义，去台大、师范学院这几所学校走一趟。找些教授、学生聊一聊，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想什么。记住，重点是‘了解’，不是‘干预’，更不要轻易下结论，把真实情况摸上来就行。报告怎么写，你是有分寸的。”
唐可达心中迅速权衡。这确实是个棘手的任务，一言不慎就可能惹祸上身。但另一方面，这何尝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地深入校园、接触知识界、更首观地感受思想脉搏，甚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悄然“播种”的机会？风险与机遇并存。
“我明白了，科长。”唐可达表现出适当的慎重，“任务很敏感，我会把握分寸。您看带哪两位同事去比较合适？”
“小李年轻，腿脚麻利，跟你去跑跑腿。老周稳重，经验丰富，能帮你掌掌眼，就你们三个吧。”吴科长做了决定，“时间抓紧，给你们一个星期。记住，安全第一，平稳为上。”
“是，保证完成任务。”唐可达站起身，接过科长递过来的正式派差手令。
回到分析科办公室，小李和老周立刻围了上来。
“可达兄，什么紧急任务？是不是要出外勤了？”小李跃跃欲试。
老周则一脸忧色：“可达，科长怎么说？是不是很麻烦的差事？”
唐可达将情况简单说明了一下，省略了科长关于“风声紧”和“煽风点火”的敏感措辞，只说是例行的青年思想状况调研。
“嗨，我当什么事呢！不就是去大学里转转嘛！好事啊！”小李一听，立刻眉开眼笑，“整天憋在这破办公室里，骨头都生锈了！台大美女多，正好去养养眼！”
“你就知道美女！”老周没好气地斥责了小李一句，然后严肃地对唐可达说，“可达，这差事可不像小李想的那么轻松。学校现在也是是非之地，说话做事都要格外小心。咱们是去听，不是去说，更不是去惹事的。你可得把好关。”
唐可达点点头，郑重地说：“周哥提醒得对。这次任务性质特殊，咱们三个必须统一口径，严格按照调研提纲来，多看多听少议论，记录务必客观准确，不添加个人臆断。小李，尤其是你，收收你的脾气，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小李见唐可达神色严肃，也收敛了笑容，拍着胸脯保证：“可达兄你放心，我晓得轻重！绝对不乱来！”
接下来的几天，唐可达、小李和老周三人，便以“学术研究机构特邀调研员”的身份，出入台北的几所高等学府。他们穿着朴素的衬衫西裤，拿着介绍信和设计好的、看似中立的问卷，与指定的教授、学生代表进行座谈，也随机进行了一些访谈。
真实的校园，远非报告上那些干巴巴的文字所能概括。唐可达看到了一幅复杂而生动的图景。
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一间古色古香的教研室裡，他们拜访了一位满头银发、德高望重的历史系老教授。老教授面对问卷上那些关于“思想引导”、“反共抗俄”认知的问题，回答得西平八稳，引经据典，完全符合官方口径。但在座谈结束，小李和老周收拾材料的间隙，老教授却借着送唐可达到门口的机会，望着窗外葱郁的椰林，轻轻叹了口气，用几乎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治学贵在求真，然时至今日，求真何其难也。唐先生，你们做调研，若能多反映几分真实，便是功德了。” 老人眼中一闪而过的无奈与期望，让唐可达心中一震。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声的诉求？他在记录本上，为这位教授悄悄画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在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社团活动室，他们遇到了一群热情洋溢的年轻学子。学生们对时局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议论风生，虽然观点稚嫩，甚至有些偏激，但那种忧国忧民的真挚和探索真理的热情，却感染了唐可达。座谈中，一个戴着眼镜、身材瘦削的学生激动地谈论着社会不公和民生疾苦，言辞间对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小李在记录时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唐可达则始终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偶尔会引导性地问一句：“那么，依你之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又该如何着手改变呢？” 引导学生从简单的抱怨转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座谈结束后，唐可达看似无意地对那个发言最积极的学生说了一句：“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多读书，多观察，独立思考，方能看得更远。” 他看到学生眼中闪过一丝光亮。这颗种子，或许微不足道，但谁又能断定它不会在未来发芽？
他们也接触了一些更谨慎、甚至有些冷漠的师生。有些人面对问卷，只是机械地选择最“安全”的答案；有些人在交谈时眼神闪烁，言语敷衍，明显心存戒备。老周对此倒是很理解，私下对唐可达说：“乱世求生，谨慎点是本能。咱们记录在案就行，别强求。”
每一次座谈、每一次访谈，对唐可达而言，都不仅仅是一次情报收集，更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和心灵的观察。他像一位深入田野的人类学家，细致地记录着各种声音、各种表情、各种情绪。他看到的是困惑、是压抑、是不满，但也有不屈的思考和对光明的隐约渴望。这片知识的园地，并非铁板一块，其下涌动着各种暗流。而他的“播种”，就是在这些暗流中，极其小心地投下一些能引导方向的石子。
晚上，在临时住宿的小旅馆里，唐可达会在灯下整理白天的记录。官方的问卷回答，他工整地誊写在报告纸上，这是应付差事的“面具”。而那些更真实的观察、那些意味深长的叹息、那些渴望的眼神、那些大胆的诘问，则用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和简语，记录在另一个贴身的小本子上。这些，是他对这片思想“土壤”墒情的第一手评估，也是他未来可能进行更有针对性工作的依据。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时刻注意着引导小李和老周。小李性子急，有时听到激烈言论会忍不住想反驳，唐可达总会用眼神或轻咳制止，事后提醒他：“我们的任务是记录，不是辩论。要让对方说话，我们才能听到真实的声音。” 老周则过于谨慎，有时倾向于将一切争议性言论都记录为“个别现象，不足为虑”，唐可达则会引导他：“周哥，个别现象汇总起来，也可能反映某种趋势。我们还是如实记录，如何判断，留给上面。”
一周的调研时间转眼即过。返回情报处的当天下午，唐可达伏案疾书，撰写最终的调研报告。他知道，这份报告将首接呈送上级，甚至可能影响到某些决策。如何既反映部分真实情况，又不触及敏感红线，不给自己和同伴带来麻烦，需要极高的技巧。
他最终完成的报告，数据详实，案例丰富，但结论却措辞谨慎。他承认校园内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和“对现状的困惑”，但将其主要归因于“青年人的热情冲动”和“外部思潮的个别影响”，强调主流仍是“积极健康”的，并建议加强“正面引导”和“人文关怀”，而非简单压制。这是一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报告，既隐约指出了问题，又给出了稳妥的解决建议，符合他目前的身份和处境。
当他把这份厚厚的报告交给吴科长时，吴科长仔细翻阅了良久，最终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轻松：“嗯，写得不错。情况说清楚了，分寸也把握得很好。既指出了问题，又不显得危言耸听；既提出了建议，又都在稳妥的范围内。可达，这件事你办得很妥当，辛苦了。”
“科长过奖了，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唐可达谦逊地回答。
走出科长办公室，夕阳的余晖透过走廊的窗户，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唐可达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但内心却异常充实和平静。这一周的经历，让他对“播种的意义”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理解。
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动潜伏、等待指令的情报员，更是一个主动的观察者、思考者，甚至在一定限度内的引导者。他在这片沉郁的土地上，每一次谨慎的倾听，每一次看似中立的引导，每一次对真实情况的巧妙呈现，都是一次无声的播种。这些种子，或许不会立刻开花结果，但它们埋藏了下去，在适当的阳光雨露下，终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他想起陈致远的选择，想起老教授无奈的叹息，想起青年学生眼中渴望的光他们就像散布在各处的种子。而他的使命，就是守护这片土地，耐心等待，并继续播撒。这条路漫长而黑暗，但每想到此，他心中便充满了沉静而坚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