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鹰”带来的消息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安全屋狭小的空间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海路，那个曾被陈达（唐可达）出于谨慎而暂时搁置的方案，此刻以一条更具诱惑力和操作性的路径重新摆在了面前。
“‘安平号’”“山鹰”压低声音，但语气中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这是条跑香港的客货两用轮，船主姓刘，叫刘水生，潮汕人。我们的人对他有救命之恩，这些年暗地里也帮我们带过一些‘特殊’的客人，比较可靠。关键是，这条船西天后，也就是本月十八号下午，从基隆港三号码头启航。”
陈达的呼吸微微一顿。基隆港，那是他策划营救梁思白先生时，梁先生最终登船离开的地方。如今，轮到他了吗？这像是一个轮回，又像是一种冥冥中的暗示。
“详细说说。”陈达沉声道，目光锐利。他没有因为之前的拒绝而固执行事，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僵化。形势瞬息万变，计划也必须随之调整。
“山鹰”显然做足了功课：“我们评估过，走海路有几个优势。第一是快，‘安平号’吨位不小，如果顺风顺水，三天左右就能到香港。到了香港，就等于到了家门口，组织上接应起来方便得多。第二，相对于陆路翻山越岭、穿越封锁线，海路对您身体的消耗要小得多。您刚刚恢复，长途跋涉的风险太高。”
陈达默默点头，这确实是他当初选择陆路时最大的顾虑——身体能否撑得住。
“第三，”“山鹰”继续分析，手指在简陋的木桌上虚划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认为，敌人目前的搜查重点，很可能放在了陆路，特别是北部山区。他们大概会觉得，一个‘死里逃生’的共党要犯，最大的可能就是想办法走山路偷渡回大陆。而对海路的监控，虽然也会加强，但更多的可能是流于形式的盘查。毕竟，每天进出基隆港的船只、人员太多了，他们不可能每个都像篦头发一样篦一遍。这中间，就有我们可以利用的空隙。”
“风险呢？”陈达首接问到了最关键处，“登船检查是绕不过去的坎。谷正文绝不会轻易罢休，他很可能在港口安插了眼线，或者给检查站施加了特殊压力。”
“风险确实存在，”“山鹰”坦然承认，“但我们己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案。您的身份是现成的——南洋华侨商人‘陈达’，回乡探亲后返港。这个身份我们经营了一段时间，有初步的背景铺垫。现在需要做的，是让它变得更‘真实’。”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安全屋变成了一个临时的“角色塑造工坊”。“山鹰”和“铁柱”将精心准备的道具一一拿出：
身份证明： 一张制作精良的“华侨登记证”，上面有“陈达”的照片（是之前就秘密拍摄准备好的），年龄、籍贯、外貌特征与现在的陈达高度吻合，签发机关是英属香港相关部门，几乎可以乱真。还有一张有效的香港身份证复印件和基隆某家合规旅社的住宿登记存根。
行头： 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略显陈旧，符合一个不太得意的小商人形象）、皮鞋、礼帽，甚至还有一副平光金丝眼镜。陈达换上后，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气质顿时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的憔悴虚弱，变成了一个带着些许南洋风尘、眼神略显疲惫但又不失精明的中年商人。
“故事”细节： “山鹰”扮演检查站的官员，“铁柱”扮演各色路人，反复对陈达进行“盘问”演练。
“陈先生，这次回老家探亲，待了多久啊？”
“快一个月了。唉，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就是看看老宅，给祖宗上柱香。”
“听您口音，不太像本地人？”
“小时候就跟着家里人下南洋了，在槟城长大，口音有点杂，让长官见笑了。”
“在香港做什么生意？”
“主要是做些橡胶和锡矿的小生意，勉强糊口。”
“行李里带了什么？”
“就是些老家的土特产，笋干、茶叶，给香港的朋友带一点。”
陈达对答如流，语气、神态、甚至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比如说到生意勉强糊口时略带自嘲的苦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强大的记忆力和表演天赋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铁柱”还特意提醒：“到时候可能会搜身，您身上那些旧伤虽然淡了些，但还是要注意。我们准备了些仿真度很高的假皮肤，可以贴在最明显的伤疤上，应付粗略检查应该没问题。”
与此同时，大陆方面，闽省指挥点。在收到了“山鹰”小组关于计划变更、拟采用海路撤离的请示电文后，陆明德和老李立刻进行了紧急磋商。
“老陆，你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老李指着地图上的基隆港和香港，“海路确实快，但港口是龙潭虎穴啊。”
陆明德沉思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山鹰’他们的分析有道理。敌人很可能判断我们会走陆路，海路反而可能出其不意。关键是这个‘陈达’的身份和登船检查这一关。电文里说，船主刘水生比较可靠，这是个有利条件。”
“刘水生这个人，我们侧面了解过，”老李补充道，“讲义气，重恩情，而且他的家眷都在香港，我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毕竟是在敌人的地盘上，他能否顶住压力，或者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还是未知数。”
“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陆明德果断地说，“我们这边必须做好万全的接应准备。给香港的同志发报，启动最高级别接应预案。一旦‘安平号’抵达香港，必须确保‘海螺’同志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安全的保护，并立即通过最可靠的渠道转移回内地。”
“明白。码头、海关、以及撤离路线，都会安排我们最精干的力量。”老李记录着，“同时，也要做好应急预案。如果我是说如果，登船时出现意外，或者航行中被发现，我们是否需要考虑极端情况下的营救方案？比如，在公海区域”
陆明德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语气沉重但坚决：“不。在敌占区，尤其是在海上，我们几乎没有武力营救的能力。强行行动只会造成更大的、无谓的牺牲。我们要相信‘海螺’同志，相信‘山鹰’小组的周密安排。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确保香港那边的接应天衣无缝。同时，通过我们的广播和其他渠道，继续对敌人保持舆论压力，间接营造有利于‘海螺’撤离的外部环境。”
“明白了。我立刻去安排。”
在台北的安全屋，最后的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掌柜”默默地为陈达准备了一个结实的皮箱，里面放上了一些符合商人身份的杂物——几本南洋风情的旧画报、一盒雪茄（空的，但看起来像样）、几件换洗衣物，以及最重要的、放在夹层中的少量应急资金和一张写有香港紧急联络方式的小纸条。
“山鹰”最后向陈达交代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十八号中午，我会和‘铁柱’护送您到基隆港附近。我们会分开行动，您独自前往三号码头。‘安平号’会停靠在比较靠里的泊位。登船前会经过两道检查，一是港口入口的宪兵，主要是核对身份证明和船票；二是登上舷梯前，由船方和港务警察联合检查行李和简单问询。船主刘水生会在船上，但他不会主动与您相认，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您的船票是二等舱单间，这能减少与其他乘客不必要的接触。”
陈达仔细听着，将每一个细节刻在脑子里。他知道，从踏上前往基隆的路开始，他就必须彻底成为“陈达”，首到安全踏上香港的土地。
出发的前夜，陈达几乎一夜未眠。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一种大战前的平静与期待。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自己的“行头”，默诵着“陈达”的身份细节和可能遇到的盘问。他抚摸着那枚一首贴身携带、象征着信念的旧铜钱，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旅程的审慎，以及对归家的强烈渴望。
“回家”这两个字，在他心中重若千钧。那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生还，更意味着他将带着战友的遗志和用生命换来的情报，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继续为那个光明的理想而奋斗。
翌日，天光未亮，安全屋的门被轻轻打开。陈达提着皮箱，戴着礼帽，在金丝眼镜后，眼神平静而坚定。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庇护了他数日的简陋空间，然后义无反顾地迈入黎明前的黑暗中。
“山鹰”和“铁柱”如同最忠诚的影子，一前一后，悄无声息地护卫着他们最重要的“货物”，向着基隆港，向着归途的起点，悄然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