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部长的谈话，如同一阵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唐建川心中最后一丝不确定的阴霾。组织的关怀是无声的，却又是沉甸甸的，它确认了他的选择，也赋予了他这个新身份更深层的正当性。他不再仅仅是潜伏归来、需要隐藏和适应的“唐可达”，而是被组织认可、在新时代拥有明确位置的“唐建川”。这份心安，让他能够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当下的工作和生活中。
然而，唐建川深知，真正的“融入”，绝非仅仅满足于完成日常事务、与同事保持表面和睦那么简单。他需要从思想深处，真正理解并认同这个他为之奋斗、却因长期隔绝而显得有些陌生的新社会。他需要系统地学习当前的理论、政策和方针，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避免在言行举止上出现与时代脱节的“错位”，从而更牢固地夯实“唐建川”这个身份的基础。这种学习，不是被动的任务，而是他主动寻求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潜伏”与“适应”。
一天下午，科里收到市里下发的一份关于组织干部参加春季政治理论学习班的通知。学习班为期两周，脱产学习，主要内容是当前国内外形势、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党的群众路线等。王科长在科务会上宣读了通知，环视众人：“局里给了我们科一个名额，主要是针对年轻同志，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大家看看，谁去比较合适？”
小刘立刻缩了缩脖子，小声嘀咕：“哎呀，坐半个月教室，还得写心得，头疼。”赵大姐也笑着摆手：“我这一把年纪了，脑子跟不上喽，让年轻人去锻炼锻炼。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科里最“年轻”、也是最新来的唐建川身上。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唐建川迎着大家的目光，没有推辞，反而主动向前倾了倾身体，表情认真地看着王科长：“科长，如果科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愿意去参加这个学习班。我刚来不久，对很多政策和理论理解还不够深入，正好需要系统学习，提高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他的态度诚恳，理由充分。王科长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好！小唐有这个积极性，很好！那就这么定了，回头我把名单报上去。小唐，你准备一下，下周一就去市委党校报到。”
“谢谢科长，我一定认真学习。”唐建川郑重地表态。
这件事在科里并没有引起太多波澜，在大家看来，这不过是新同志一次寻常的进修机会。但只有唐建川自己知道，这次“主动”申请，是他精心规划的一步。学习班，将为他提供一个绝佳的平台，让他能够名正言顺、集中系统地“充电”，并观察、模仿其他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周一早上，唐建川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市委党校报到。党校设在城郊，原是一所地主的大宅院，经过改造和扩建，青砖灰瓦，绿树成荫，环境肃静。来自市首各单位、区县和部分厂矿的几十名学员，将在这里共同度过两周的学习生活。学员的年龄、经历各异，有像小刘一样活泼的年轻干事，有沉稳的中年科股长，还有几位来自基层厂矿的党委书记。唐建川被安排在一间西人宿舍，同屋的有一位纺织厂的车同主任，一位商业局的股长，还有一位是郊区的乡长，都是些性格首爽、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
开学典礼简单而庄重。党校校长做了动员报告，强调了理论学习对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接着，班主任——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理论功底扎实、姓周的中年老师，宣布了学习计划和纪律要求。唐建川坐在台下，仔细聆听着，感受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氛围。这与过去在敌营那种各自为战、时刻提防的环境截然不同，这里有一种公开的、目标一致的凝聚力。
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的课程排得很满，上午通常是专题报告，由市里的领导或党校教员讲授，内容涉及《实践论》、《矛盾论》的导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解读、当前工农业政策分析等。下午是小组讨论，晚上有时是自习，有时是观看教育影片或组织文体活动。
唐建川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知识。他听课极其专注，笔记做得密密麻麻，不仅记录观点，还留意教员阐述问题的方式和使用的语汇。在小组讨论时，他起初大多安静倾听，观察其他学员是如何结合本职工作谈认识、谈体会的。他发现，这些来自不同战线的同志，虽然理论水平有高有低，但发言都带着一股建设新社会的热情和从实际出发的朴实作风。
几天后，他开始尝试发言。他从不夸夸其谈，而是紧密结合群众文化科的工作实际。比如，在学习群众路线时，他谈到下基层调研业余剧团，如何倾听工人、店员的意见和建议，如何把他们的生活编成小戏，使文艺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他的发言言之有物，态度谦逊，很快赢得了小组同志的好感。同屋的那位乡长老李，拍着他的肩膀说：“唐同志，没想到你们文化局的工作，也这么接地气啊！”
唐建川不仅学习理论，更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学习其他干部如何坦诚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指出问题，又与人为善；他学习他们在食堂吃饭时，如何自然地讨论工作难点，交流经验；他甚至留意他们平时阅读的报纸刊物，闲聊时关注的话题。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都是他理解这个新时代、融入这个新集体的重要途径。
一次，课后散步，他与同组的商业局股长老张闲聊。老张感慨地说：“现在搞经济建设，跟打仗一样，也得讲方法、讲政策。以前觉得做买卖就是低买高卖，现在学了政策才知道，要稳定市场，保障供给，这里头学问大着呢！”
唐建川深有同感地点头：“是啊，张股长说得对。我们搞群众文化也一样，不能光图热闹，要讲究教育意义，要服务于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以前不懂，现在学习了，心里就亮堂多了。”
这样的交流，让他感觉自己在一点点撕去与周围环境的“隔膜”。他不再是冷眼旁观的“他者”，而是在努力成为积极参与的“我们”中的一员。
当然，学习过程中也会遇到需要谨慎应对的时刻。比如，在讨论“肃清反革命残余”时，有的学员情绪激昂，发言比较激烈。唐建川内心波澜不惊，但发言时，他会有意识地引导到“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学习，做好本职工作”上来，避免涉及具体人事和敏感话题，语气平和，重在建设性。他的沉稳和理性，反而让教员和小组长觉得他看问题比较全面。
两周的学习时光转眼即逝。毕业座谈会上，唐建川作为小组推选的代表之一，做了发言。他没有讲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结合学习体会，谈了自己对如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政策、鼓舞生产干劲的一些具体想法，内容实在，情感真挚，获得了大家的掌声。
学习班结束，唐建川带着一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和一张结业证书回到了文化局。王科长关切地问起学习情况，唐建川简单汇报了收获，并表示要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小刘开玩笑说：“唐干事，去了趟党校，觉悟更高了嘛！”唐建川只是笑笑。
这次主动的“学习”，效果是显著的。它不仅系统地填补了唐建川理论上的空白，使他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当前的工作方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集体生活的浸润，他更加熟悉了新时代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身上那种因长期潜伏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疏离感”进一步消融了。他变得更加自信，言行举止也更加自然。现在，当他坐在办公室里，或者走在机关大院里，他感觉更加自在，更像这里的“自己人”了。
这份由内而外的转变，才是“唐建川”这个身份最坚固的基石。他知道，学习永无止境，融入也需要时间，但他己经主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且走得很踏实。未来的路，他将继续以这种“主动学习”的姿态，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