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等待与压抑中，以一种粘稠而缓慢的速度流淌。轰轰烈烈的运动高潮似乎过去了，但留下的并非雨过天晴的明朗，而是一种更深沉、更普遍的疲惫与谨慎。街头巷尾的大字报残迹犹在，如同尚未愈合的伤疤，提醒着人们刚刚经历的狂热与伤痛。社会生活表面上恢复了某种秩序，上班、下班、买菜、做饭，但人与人之间，却仿佛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笑容少了，话语谨慎了，连邻里间的串门都变得稀罕。
唐建川依旧在文化局资料室那个被遗忘的角落，日复一日地与泛黄的故纸堆为伴。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他这里的时间却像是停滞了。他变得更加沉默，更加融入背景，如同墙角那只安静的旧书架，落满灰尘，却承载着不为人知的重量。他严格遵守着自己定下的准则：认真工作，谨慎发言，不参与任何非必要的交往，将存在感降到最低。这是一种生存智慧，也是一种无奈的蛰伏。
然而，生命的本能与组织的隐性关怀，并未因环境的严酷而完全断绝。大约在七十年代初，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单位里一位平日里还算说得上几句话、为人相对厚道的老大姐，在食堂吃饭时，看似无意地坐到了唐建川对面。
“唐同志，一个人吃饭啊？”老大姐一边拨拉着碗里没什么油水的青菜，一边闲聊般开口。
“嗯，习惯了。”唐建川点点头，态度温和而疏离。
老大姐打量了他一下，叹了口气：“唉，你说你这人，年纪也不小了，总这么一个人过，也不是个事儿。工作要紧，生活也得有个着落啊。”
唐建川笑了笑，没接话。这类话题，在当下显得既奢侈又敏感。
老大姐却似乎打定了主意，压低了声音：“我有个远房外甥女，在纺织厂上班，叫李玉梅。人挺本分，也踏实，就是就是命不太好，前些年她爱人厂里出了事故，没了，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一个人过了好几年了。我看你们倒是挺合适的。都是老实过日子的人。”
唐建川愣住了。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他的潜意识里，自己依然是那个代号“海螺”的潜伏者，过往的经历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与普通的婚姻生活隔绝开来。而且，在这种年月，组建家庭意味着更多的牵挂，也更易暴露软肋。
他本能地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看到了老大姐眼中并非完全是撮合，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在那个年代常见的，对“成分有问题”或“背景复杂”的单身者的某种同情与担忧——一个没有家庭的人，似乎更显得“不正常”，更易被审视。组建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或许本身就是一种更好的保护色。而且，组织上虽然从未明言，但那位神秘的“王副部长”通过渠道传递的关怀中，似乎也隐含着一层让他“安定下来，融入正常生活”的意味。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立刻答应，只是说：“谢谢您费心，我考虑考虑。”
几天后，在一次极其隐秘的、通过特定方式确认安全的间接联系中，唐建川将这件事作为一个需要“组织把关”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回复来得简单而明确：“可接触了解，自行权衡，安全第一，组织备案。”
有了这个底线，唐建川才同意与那位名叫李玉梅的女同志见一面。见面安排得极其简单，甚至有些刻意的平淡，就在介绍人老大姐家里，吃了一顿便饭。李玉梅人如其名，像一株安静的玉兰，眉眼温和，话不多，带着一种经历过创伤后的平静与坚韧。她是普通的纺织女工，出身清白，经历简单，最大的“复杂”就是寡妇身份。席间，她大多沉默，偶尔回答问题时，语气朴实，眼神干净。
唐建川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算计与机心，只有一种渴望安稳过日子的朴素愿望。这种简单，在这种复杂的时局下，反而显得珍贵。他想起了朱枫，想起了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再看看眼前这个只想过寻常日子的女人，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自己无法给她波澜壮阔的爱情，或许只能提供一份平静的、相互扶持的安稳。而这，对李玉梅来说，可能就己足够。
接触了几次，都是在这种平淡甚至有些沉闷的氛围中进行。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务实考量。李玉梅对唐建川的印象是“话少，稳重，像个文化人，虽然成分可能有点模糊，但看样子是个踏实过日子的”。而唐建川，则在李玉梅的简单和对他过往的“空白”（她只知道他是个文化局的干部，结过婚，妻子病故了——这是组织为他准备的履历）中，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属于普通人的平静感。
他们的结合，如同那个年代许多婚姻一样，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和相互取暖。婚礼极其简单，就在单位开了证明，在街道办事处登了记，请介绍人和一两位不得不请的领导吃了点糖果，就算完成了。没有宴席，没有仪式，新房就是唐建川那间小小的宿舍隔出的一个单间。
婚后的生活，平淡得近乎琐碎。李玉梅是个勤快本分的女人，将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不懂唐建川看的那些深奥的古籍，也不关心文化局那些微妙的人事关系，她的世界就是工厂、家庭、柴米油盐。她偶尔会好奇地问起唐建川“以前”的事，唐建川总是用几句含糊的话带过，久而久之，她也就不再问了。两人相敬如宾，更像是一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关系融洽的室友。
然而，这种平淡，对唐建川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治愈。下班回家，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有一碗热饭在桌上。虽然交流不深，但那种家的烟火气，渐渐驱散了他心底的一部分孤寂和寒意。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也将它视为对过去出生入死的一种补偿。
几年后，李玉梅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的降生，给这个沉闷的小家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喜悦。唐建川给儿子取名“唐继业”，寓意平凡，只希望他继承一份安稳的家业，平安长大。抱着怀中柔软的小生命，看着李玉梅脸上满足而疲惫的笑容，唐建川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柔情。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责任与牵挂，将他更深地锚定在这看似庸常却真实的人间。
他依然关注着外界的风声，依然通过极其隐晦的渠道，留意着朱枫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他知道朱枫似乎也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虽然工作可能受到了影响，但人总算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据说被安排到了郊县的一所中学当老师，离开了风暴的中心。知道她安好，唐建川心中那份沉重的牵挂，才稍稍减轻了一些。他们就像两颗运行在不同轨道上的星辰，曾经有过短暂的交集，共同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光，如今只能在各自的轨道上，默默运行，遥相致意。
漫长的等待，在孩子的啼哭声、妻子的唠叨声、以及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似乎不再那么难熬。唐建川知道，历史的洪流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停留，他无力改变大环境，只能在这洪流的边缘，努力守护好自己这一叶小小的扁舟，和舟上的人。他等待着，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平安，更是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未能看到的明天，为了怀中这个新生命能够在一个更清明的世界里成长。这等待，因有了新的寄托，而显得不再纯粹是煎熬，也包含了一丝微茫的、关于未来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