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上海，阴雨连绵。
林万骁的车队驶过东海大桥，进入临港新片区。车窗外，大片平整的土地向远方延伸，塔吊林立，厂房崭新。这里是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特斯拉在中国超级工厂的所在地。
“林主任，前面就是特斯拉工厂。”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陈正平指着前方。
透过雨幕，能看到一片巨大的厂房，银灰色的外墙在阴天里泛着冷光。工厂占地86万平方米，相当于120个足球场。更让人震撼的是它的建设速度：2019年1月动工，2020年1月投产，正好一年。
“一年建成投产，这个速度在国际汽车工业史上是创纪录的。”陈正平介绍，“通常这样的工厂，从规划到投产至少要三年。”
车队在工厂门口停下。特斯拉中国区总裁朱晓彤已经等在门口。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穿深色西装，没打领带，显得干练。
“林主任，欢迎莅临指导。”朱晓彤握手很有力。
“朱总客气了，我们是来学习的。”林万骁说。
进入厂区，第一印象是整洁、有序。道路宽敞，标识清晰，绿化带修剪整齐。没有一般工厂的杂乱和喧嚣。
参观从冲压车间开始。巨大的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钢板，送入冲压机。几秒钟后，车门、引擎盖等部件就成型了。人很少，自动化程度超过95。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冲压生产线。”朱晓彤介绍，“每分钟可以生产18个部件，精度达到01毫米。”
林万骁注意到，车间的管理看板实时显示着生产数据：产量、合格率、设备利用率。所有数据一目了然。
“你们的合格率是多少？”
这个数字让林万骁暗暗吃惊。车企的一次下线合格率通常在95左右，能到97就算优秀。
“怎么做到的？”
“严格的过程控制。”朱晓彤说，“从原材料进厂到整车出厂，367个质量控制点，每个点都有标准、有检查、有记录。发现问题立即停线，绝不放过。”
参观焊装车间时，林万骁看到了更震撼的景象：五百多台机器人同时作业，焊花四溅，但井然有序。车身在流水线上移动，每到一站，机器人就自动识别型号，执行相应操作。
“这些机器人是哪个国家的？”
“主要是瑞士abb和德国库卡的，也有部分国产的。”朱晓彤说，“但控制系统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通过视觉识别和人工智能算法，机器人可以自动调整参数，适应不同车型。”
“国产机器人能用吗？”
“能用，但精度和稳定性还有差距。”朱晓彤实话实说，“我们正在和国内供应商合作，逐步提高国产化率。国产化率已经超过90。”
总装车间是人工最多的环节，但依然高度自动化。agv小车驮着零部件在车间里穿梭，自动送到工位。工人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安装指导视频和标准作业流程。
“每个工位都有显示屏，显示操作要领和注意事项。”朱晓彤说，“新员工培训一周就能上岗，因为系统已经把复杂的操作简化了。”
林万骁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动作熟练、专注，没有闲聊，没有停顿。整个车间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效运转。
参观完生产线，来到会议室。墙上挂着工厂建设的时间表：2018年7月签约，2019年1月动工，2020年1月投产。每个节点都提前完成。
“朱总，我很好奇。”林万骁坐下后问，“这么快的建设速度，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所知，在中国建厂，审批流程很长。”
朱晓彤笑了：“这要感谢上海市政府。他们创造了‘特斯拉速度’。”
他打开ppt，展示工厂建设的过程。
“首先是土地。”朱晓彤说，“这块地原来是农田和滩涂。政府用了三个月完成征地拆迁、土地平整、七通一平。我们签约时，地已经是‘熟地’，拿到就能用。”
“三个月？”林万骁有些惊讶。通常这样的征地，至少需要一年。
“对，三个月。”朱晓彤继续，“然后是审批。正常一个汽车项目，从立项到拿到所有许可证，要盖几十个章，跑十几个部门，至少半年。我们只用了两个月。”
“怎么办到的？”
“政府成立了‘特斯拉项目专班’。”朱晓彤调出组织结构图，“由常务副市长牵头，发改委、经信委、规土局、环保局等十几个部门参加。每周开协调会，有问题当场解决。我们不用一个个部门跑，专班帮我们跑。”
林万骁想起自己审批过的新能源汽车项目。很多企业反映，跑审批跑断腿，一个章卡几个月是常事。
“建设期间呢？”
“建设期间更夸张。”朱晓彤说，“工地24小时施工，三班倒。政府专门协调了电力、水务、交通部门，保障施工需要。高峰期有八千工人同时作业。”
他展示了几张照片：夜晚的工地灯火通明，塔吊林立；下雨天工人穿着雨衣继续施工；甚至春节期间都没有停工。
“政府给了特殊支持？”
“不是给钱给地那种支持。”朱晓彤纠正，“是服务。比如，施工需要大量混凝土，政府协调了周边的搅拌站，保证供应。运输需要大量卡车，政府协调了运输公司，还专门开了临时通道。甚至工人的住宿、吃饭，政府都帮忙协调。”
他讲了一个细节：“工厂建设需要从德国进口一批精密设备。按正常流程，报关、检验、检疫至少要两周。政府协调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三天就完成了。”
“这会不会违反规定？”
“没有违反，是优化流程。”朱晓彤说，“海关还是那些程序，只是各部门同步进行，而不是串联审批。检验检疫部门提前介入，在设备出厂前就完成了预检验。这是真正的‘放管服’改革。”
林万骁陷入沉思。
特斯拉工厂的成功，不仅仅是企业的成功，更是政府服务创新的成功。它证明了一件事：在中国，只要政府真想做事，效率可以很高。
“朱总，你们选择上海，除了政府的服务，还有哪些考虑？”
“完整的产业链。”朱晓彤调出地图，“以工厂为中心，100公里范围内，有电池、电机、电控、汽车电子等供应商三百多家。很多供应商就在临港，走路就能到。这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人才呢？”
“上海有同济、交大等高校，有汽车工程专业。还有上汽、大众等传统车企，培养了大量的汽车人才。”朱晓彤说，“我们招聘时，收到十几万份简历，很容易就组建了团队。”
“员工的待遇怎么样？”
“一线工人月薪8000到，工程师到，管理层更高。”朱晓彤说，“我们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加班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付加班费。还有补充医疗保险、补充养老金、员工持股计划。”
这个待遇，在国内车企中属于上游水平。
“员工稳定性如何？”
参观结束前，林万骁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朱总，特斯拉在中国有没有受到特殊照顾？比如税收优惠、补贴？”
朱晓彤笑了：“有，但和国内企业一样。高新技术企业15的所得税优惠，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购车补贴和国内车企一样，没有特殊。至于土地，我们是按市场价买的，没有免费。”
“那政府给了什么？”
“给了效率，给了服务。”朱晓彤认真地说，“林主任，您知道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政府帮我们节省的每一分钟，都是真金白银。一个项目早投产一个月，就能早一个月产生效益。这才是最大的支持。”
这番话让林万骁深受触动。
下午，林万骁和上海市政府座谈。常务副市长李锦澜亲自参加。
“林主任，特斯拉项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改革。”李锦澜说，“以前我们招商引资，主要拼政策、拼优惠。你免税三年，我免税五年；你给地便宜，我给地免费。结果是恶性竞争，地方吃亏，企业也不一定满意。”
他喝了口茶：“特斯拉项目改变了我们的思路。我们不再拼优惠政策，而是拼营商环境，拼政府服务。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企业遇到困难，我们第一时间解决。”
“具体怎么做的？”
“首先是思想转变。”李锦澜说，“我们把政府定位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不是企业求我们办事，是我们为企业服务。所有部门都要有这个意识。”
“然后是机制创新。”他继续，“成立项目专班，打破部门壁垒。企业不用一个个部门跑，专班内部协调。我们还建立了‘一网通办’平台，企业所有审批事项都可以网上办理，进度实时查询。”
“效果怎么样？”
“企业满意度大幅提高。”李锦澜说，“去年我们做了营商环境评价，企业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达到92。更重要的是，特斯拉项目产生了示范效应。很多企业看到特斯拉的成功，主动来找我们。去年临港新引进项目投资超过2000亿。”
“有没有遇到阻力？”
“有啊。”李锦澜苦笑，“刚开始时，有些部门不适应。习惯了审批权，突然要放权；习惯了高高在上，突然要当‘店小二’。我们开了很多会，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市委书记拍板：谁不适应，谁就让位。”
这话说得很重，但也说明上海改革的决心。
座谈会后，林万骁在临港转了转。除了特斯拉，这里还有上汽、蔚来、威马等车企的工厂，以及大量的零部件企业。一个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更让林万骁印象深刻的是配套环境：园区里有多所职业院校，专门培养汽车技工；有研发中心，企业可以共享实验设备；有检测认证机构，产品不用送外地检测；甚至还有人才公寓，员工可以低成本入住。
这是一个真正为企业着想的环境。
晚上，林万骁住在临港的一家酒店。站在房间窗前，能看到特斯拉工厂的灯光。那片银灰色的厂房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调研报告。
标题是：《从特斯拉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启示》。
核心观点很明确：
第一，政府角色要转变。从“给钱给地”转向“优化服务”。企业最需要的不是特殊优惠，而是公平、高效、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二，审批流程要简化。学习上海“一网通办”“专班服务”的经验，减少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三，产业集群要培育。像临港这样，围绕龙头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第四，人才体系要完善。政府搭台，校企合作，培养产业需要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
第五，竞争政策要公平。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不搞特殊照顾，让市场决定优胜劣汰。
写到深夜，林万骁站起来活动身体。窗外的特斯拉工厂依然灯火通明，夜班工人还在忙碌。
他想起白天朱晓彤说的话：“政府帮我们节省的每一分钟，都是真金白银。”
是啊，对于企业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而政府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企业节省时间。
这比给多少补贴都重要。
第二天，林万骁离开上海前，又去了一次特斯拉工厂。这次不是参观，而是和一线工人交流。
在员工休息区，他遇到几个年轻工人。他们穿着蓝色工装，刚下夜班，正在吃早餐。
“小伙子，在这工作怎么样？”林万骁坐下问。
工人们见他不像一般人，有些拘谨。
“挺好的。”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说，“工资比之前在上汽高，工作环境也好。”
“之前在上汽？”
“嗯，在上汽干了三年。去年跳槽过来的。”
“为什么跳槽？”
“这边机会多。”小伙子说，“在上汽，我是流水线工人，干十年可能还是工人。在这边，有培训，有机会转技术岗。我正在学机器人编程，学好了可以当技术员。”
“能学会吗？”
“能。厂里有培训班，老师是从德国请来的。还有在线课程，下班可以学。”小伙子眼睛发亮，“我已经通过初级考试了，明年考中级。”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人说：“我四十五了，在汽车厂干了二十年。以前在国企，论资排辈，年轻人没机会。这边不一样，有能力就上。我们车间主任才三十岁，但技术好，大家都服。”
“工作强度大吗？”
“大，但值得。”年轻工人说，“加班有加班费，干得多挣得多。而且能看到未来。我们厂发展快，机会多。”
从工人的话里，林万骁感受到了活力和希望。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流水线工作，而是有成长空间、有未来的事业。
这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让人才有奔头，让工人有希望。
离开特斯拉工厂，车队驶向机场。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中洒下，照在临港新区的土地上。
林万骁看着窗外快速掠过的厂房、园区、道路。这里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不在特殊的优惠政策里，而在高效的政府服务里，在完整的产业链里，在勤奋的工人和工程师手里。
飞机起飞时，他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土地。特斯拉工厂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颗银色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而这颗种子带来的启示，比他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回到北京，林万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
在“政府支持”这一章，他增加了大段内容，核心就是“特斯拉经验”：政府要当“店小二”，而不是“大管家”；要拼服务，而不是拼优惠；要建环境，而不是给特权。
他知道，这个修改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毕竟，“给钱给地”简单直接，容易出政绩；“优化服务”费力不讨好，效果慢。
但这是正确的方向。
正确的事，再难也要做。
就像特斯拉工厂用一年时间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无数人日夜奋战，是政府的高效服务，是企业的全力以赴。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需要的也正是这种精神。
而他要做的，就是推动这种改变。
从上海开始，从特斯拉开始，但不止于上海，不止于特斯拉。
要让“店小二”精神成为全国政府的共识，要让“特斯拉速度”成为中国速度的新标杆。
这很难，但值得尝试。
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才能真正从“大”到“强”，从“跟随”到“引领”。
飞机穿过云层，飞向北京。林万骁闭上眼睛，脑海里还是特斯拉工厂的景象。
那是一个缩影，一个启示，也是一个开始。
而更多的变革，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