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第二会议室冷气开得很足。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左边是各省发改委分管投资的副主任，右边是发改委投资司、区域司、农经司等司局的负责人。桌上堆满了厚厚的申报材料，像一座座小山。。
三倍。申报金额是总盘子的三倍。
这意味着，无论怎么分配，都有三分之二的项目拿不到钱。而拿不到钱的项目里，可能有真正该建的水利工程，该修的农村公路，该盖的学校医院。
“各位，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林万骁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蛋糕就这么大，但想吃的人太多。今天这个会，就是要商量蛋糕怎么切。”
他示意工作人员打开投影，幕布上出现一张中国地图，每个省都用不同颜色标注了申报金额。东部沿海一片深红，申报额占了近一半；中西部颜色较浅，但省份多，加起来也不少。
“按照惯例，我们先听各省陈述理由。”林万骁说，“从申报金额最大的开始。江苏，你们报了多少？”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晓梅站起来，推了推眼镜：“林主任，我们申报了1200亿元。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长江大保护相关工程，这是国家战略；二是苏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是补短板；三是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这是谋未来。”
她说得很流畅，显然是精心准备过的。
“1200亿，占你们gdp的多少？”林万骁问。。这个比例不高，很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占gdp都在3以上。”
“但中央盘子总共才8000亿，你们一个省就要占七分之一。其他省怎么办？”
李晓梅早有准备：“林主任，我们不是要这么多，是希望中央能重点支持。江苏经济总量大，对全国贡献也大。我们发展好了，才能更好地支援中西部。”
这话引起了一阵骚动。有几个中西部省份的代表脸色不好看了。
“李主任这话说的，好像我们中西部就是等着支援似的。”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老陈忍不住开口，“我们陕西申报了400亿，主要用在陕北革命老区的交通、水利建设上。这些地方穷，自己拿不出钱，但又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生态屏障。中央不应该支持吗？”
“我们甘肃也是。”甘南省的代表接话，“河西走廊的防风固沙工程，祁连山生态保护，这些都是全国性的生态安全工程。但我们省财政困难，需要中央大力支持。”
“我们苗州”
“我们云西”
各省开始争相发言，会议室里顿时热闹起来。每个人都有一堆理由：有的是国家战略，有的是补短板，有的是扶贫攻坚，有的是生态保护听起来都很重要，都该支持。
林万骁静静听着，没有打断。这是每年的固定节目，哭穷，摆功，讲重要性。大家都想多分一点，这很正常。
但问题在于，钱就那么多。
等所有人都说完，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先休会，下午两点继续。”林万骁宣布，“下午我们讨论分配原则。”
午饭在发改委食堂吃。林万骁特意和几个中西部省份的代表坐一桌。
“林主任，您说句实话，今年会不会又向东部倾斜？”陕西省的老陈问得很直接，“去年就是这样，东部几个大省拿走了大半，我们中西部只能喝汤。”
“去年有去年的情况。”林万骁说，“但我要强调的是，分配不是扶贫，也不是奖励。要看项目本身的重要性、紧迫性、效益。”
“可现实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甘肃省代表苦笑，“谁声音大，谁关系硬，谁就能多拿。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年年吃亏。”
林万骁没否认。这确实是多年来的顽疾，分配不透明，标准不统一，人为因素大。很多地方不是在琢磨怎么把项目做好，而是在琢磨怎么把报告写漂亮，怎么把关系走通。
“今年要改。”他说得很坚定，“我们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分配机制，用数据说话，用效益说话。”
“真的能改吗？”老陈怀疑，“牵涉利益太大了。”
“不改不行。”林万骁放下筷子，“你们想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该建的项目没钱建，不该建的项目一堆钱。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最后受损的是国家，是老百姓。”
下午的会议，林万骁带来了新思路。
“我建议，今年试行‘因素法分配’。”他在白板上写下一串公式，“就是把投资分配量化成几个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绩效因素。每个因素赋予不同权重，最后算出每个省应得的额度。”
他详细解释每个因素：
“人口因素，按常住人口比例分配，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地理因素，考虑国土面积、地形复杂度，体现建设成本差异。”
“经济因素，不是越富越多，而是越穷越多，但要设置上限，防止‘养懒汉’。”
“绩效因素，最重要。看去年资金使用效率，看项目完成质量。干得好的多分，干得差的少分。”
这个思路很新颖，会议室里议论纷纷。
“林主任，这个‘绩效因素’怎么量化？”有人问。
“我们正在开发一套评价系统。”林万骁让工作人员演示，“各省申报项目时，要同时承诺量化目标，比如一条路，要承诺解决多少人口出行，降低多少物流成本；一个水利工程，要承诺灌溉多少农田，防洪标准提高多少。年底考核，完成情况作为下年分配依据。”
“那如果完不成呢？”
“扣分。严重的话，减少下年额度。”林万骁说得很硬，“不能光要钱不办事。”
东部省份的代表们脸色有些凝重。他们习惯了按经济规模拿钱，现在突然要考核绩效，压力大了。
“林主任，这样会不会太机械？”江苏省的李晓梅委婉地说，“有些项目的社会效益很难量化。比如文化设施，比如生态保护，这些是长期效益。”
“长期效益也要有评估方法。”林万骁说，“我们不是唯gdp论，但要有效益观。花了纳税人的钱，总要有个说法，这钱花得值不值？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他看向所有人：“我知道，这个改革会触动很多利益。但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发改委手里的钱，是谁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我们要对这些钱负责，要对老百姓负责。”
会议室安静下来。
林万骁继续说：“今年是试行。我们先选几个领域试点，农村公路、小型水利、基层医疗设施。这几个领域项目相对标准化，容易量化评估。如果试点成功，明年推广到更多领域。”
“试点省怎么选？”
“自愿报名，但有名额限制。”林万骁说，“东部、中部、西部都要有代表。我要看看，在不同发展水平下，这套机制能不能适用。”
散会后，林万骁回到办公室。秘书跟进来说：“主任，下午有好几个省的代表想单独见您。”
“说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想多要钱呗。”秘书苦笑，“都带着厚厚的补充材料，说自己的项目如何如何重要。”
“一律不见。”林万骁摆手，“告诉他们，想要钱，把项目做实，把效益算清。光会哭没用，得会干活。”
话虽这么说，但林万骁知道，改革不会一帆风顺。
果然，第二天开始，各种电话、拜访、说情就来了。有老领导打招呼的，有地方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的，甚至有通过其他部委递话的。
理由五花八门：某个项目是“书记工程”，必须保证；某个地方要开重要会议，需要形象工程；某个领导即将退休，想留个政绩
林万骁一律回应：“按新规矩办。”
周五晚上，顾沉舟打来电话。
“听说你在搞投资分配改革？”老领导开门见山。
“是。老规矩不行了，必须改。”
“我支持。”顾沉舟说，“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动了蛋糕，会有人急。我听说，已经有人把状告上去了，说你‘机械教条’‘不接地气’。”
“让他们告。”林万骁很平静，“如果因为怕告状就不改革，那什么都干不成。”
“有这个决心就好。”顾沉舟说，“但要注意方法。改革要坚定，但也要有策略。可以先试点，让大家看到好处，再推广。阻力会小一些。”
“我也是这么想的。”林万骁说，“选了六个省试点，东西部各三个。明年看效果。”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
挂掉电话，林万骁走到窗前。夜色中的北京，灯火辉煌。
他知道，这场改革比新能源汽车改革更难。新能源汽车只是产业政策，触动的主要是企业利益。而投资分配改革，触动的是地方利益，是官员政绩，是多年的潜规则。
但他必须做。
因为如果连投资分配这种基础性工作都做不好，还谈什么高质量发展？谈什么国家治理现代化？
那些真正需要钱的地方，那些真正惠及百姓的项目，不应该因为“不会哭”就拿不到钱。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
就像切蛋糕，切的人永远被骂，因为怎么切都有人不满意。
但他愿意当这个切蛋糕的人。
哪怕被骂，哪怕得罪人。
因为他切的不是蛋糕，是国家的未来，是百姓的福祉。
这就够了。
林万骁打开电脑，开始修改试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