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汇报，是李院长多方联络、积极争取来的机会。目的很明确：一是向上级展示项目自立项以来，特别是入选重点后的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二是就近期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坦诚的沟通，争取理解和支持；三也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与省厅主管部门的良好关系，为项目后续发展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郑副厅长准时走进会议室，她依旧是那副干练沉稳的模样，身后跟着科研处的方处长（曾带队调研青山医院的那位老同志）和一位年轻的记录员。寒暄落座后，郑副厅长开门见山：“李院长，凌风同志，听说你们最近工作很有进展，特别是和国际上的合作有了重要发现。今天时间有限，就请你们简要汇报一下最核心的情况。”
凌风与李院长对视一眼，由凌风主汇报。他没有赘言，直接切入核心，用最精炼的语言，结合准备好的图表，汇报了四个方面：
第一，临床疗效巩固与深化。重点介绍了王建国（脑干肿瘤）从瘫痪危重到能经口进食、肢体功能持续改善的完整案例，以及张老师（脑膜瘤）成功救治并良好康复的情况，展示了详实的症状评分、影像学（脑电图）前后对比和生活质量评价数据。同时，也简要汇报了正在设计的、更规范的二期b研究方案思路，强调“疗效确切”是项目所有工作的基石。
第二，机制研究取得里程碑突破。了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戴维教授团队合作，利用亲和层析技术锁定潜在靶点gpcr-x，并通过基因敲低细胞实验初步验证其关键性的过程。凌风特意强调了这是国际顶尖实验室的独立验证，展示了部分关键实验数据图表。“这一发现，首次将护脑藤活性组分gbe-3的神经保护作用，与一个具体的、可研究的分子靶点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其‘解毒透窍、散结安神’的传统功效，提供了坚实的现代生物学解释，也为后续深入机制研究和可能的药物开发指明了方向。”
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取得阶段性胜利。在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和/或认知功能障碍中的应用”专利获得授权，以及竞争对手科锐公司宽泛用途专利被驳回的情况，凸显了项目成果的独创性和法律保护的稳固性。
第四，团队与平台建设。简要介绍了研究室成立以来的运行情况、青年人才培养进展，以及与国际合作带来的技术提升和视野拓展。
整个汇报，数据扎实，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既展示了成绩，也不回避挑战（如临床样本量需扩大、机制需体内验证等）。二十分钟的汇报时间，凌风把握得恰到好处。
汇报结束，郑副厅长没有立刻表态，而是仔细翻看着凌风递上的那份厚厚的汇报材料附件，里面是更详细的数据、图表、论文复印件、专利授权书副本、合作协议摘要等。方处长也凑近看着，不时点头。
半晌，郑副厅长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凌风：“凌风同志，你们的工作，确实很有成效，特别是这个靶点发现，意义重大。这说明你们当初坚持临床与基础结合、立足国内拓展国际合作的思路是对的。省里把你们列为重点，没有看错人。”
她话锋一转：“不过，成绩越大，关注越多，责任也越重，压力也越大。我听说，最近学术界对你们这种‘从临床到机制’的研究模式，有些不同的声音？也有人担心，国际合作会不会导致核心成果外流？还有，科锐公司那边，专利上吃了亏，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吧？你们下一步，有什么具体的考虑和应对？”
问题直指要害，也是凌风此行希望沟通的重点。
“郑厅长，您说得对。”凌风神色坦然，不卑不亢，“关于学术上的不同声音，我们认为，科学发展需要争鸣，但最终要靠事实和成果说话。我们欢迎一切基于科学的、建设性的讨论和质疑，这有助于我们完善工作。对于某些非学术的、带有倾向性的议论，我们会用更扎实、更系统的研究数据来回应。我们与戴维教授的合作，正是为了更快、更深入地获取这样的数据。我们相信，当我们在gpcr-x敲除动物模型上验证了gbe-3的药效依赖性，并在更高水平的国际期刊上发表系统成果时，这些声音自然会平息。”
“关于国际合作与成果保护，”凌风继续道，“我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戴维教授的合作，是基于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有正式的合作协议，明确了知识产权共享和各自权益。核心的gbe-3制备技术、临床资源在我们手中，关键的靶点验证和下游机制研究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加速了我们的研究进程，提升了成果水平，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会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作协议执行，确保国家利益和单位权益不受损。”
“至于科锐公司和其他可能的商业干扰，”凌风语气变得坚定，“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的原则：科研成果的转化，必须在科学数据充分、产权清晰、患者利益优先的前提下，依法依规、稳妥审慎地进行。我们欢迎一切真诚的、符合这些原则的合作探讨，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投机、炒作和不当竞争。在专利等方面，我们会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希望，上级部门能在营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环境和规范有序的成果转化秩序方面，给予基层科研单位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凌风的回答，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展现了自信，也表达了诉求。郑副厅长听完，微微颔首，看向方处长：“老方，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