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的清晨，党校校园还在沉睡中。
何尘习惯性地在六点醒来，正要起床晨练，手机在床头柜上剧烈震动起来。
是陈国良书记的电话。
这个时间点来电，必有急事。
“陈书记。”何尘接通，声音清醒。
“小何，吵醒你了吧？”陈国良的声音透着疲惫，“云城这边出了点状况，需要你回来处理。”
何尘坐起身：“您说。”
“港务集团的部分供应商，今天一早聚集在市政府门口，打着横幅，要求解决欠款问题。”陈国良语速很快，“人数不多，二十多人，但情绪激动。郑市长去省里开会了，其他几位副市长协调效果不好。你是分管领导，情况最熟悉，得你回来。”
“明白，我马上请假赶回。”何尘没有犹豫。
“我已经让市委办联系党校了，假条会补上。”陈国良顿了顿，“小何，这次的事不简单。这些供应商选择周六来，而且口径很统一，背后可能有人组织。你处理时要谨慎，既要解决问题，也要防止事态扩大。”
“我明白。”
挂断电话，何尘迅速穿好衣服，给宋静宜发了条微信：“云城急事，我回去一趟，晚上回。”然后敲响了班主任的宿舍门。
班主任刚起床，听完情况后立刻同意：“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这就给你开假条。路上注意安全。”
七点，何尘坐上市委派来的车，驶出党校大门。清晨的省城街道空旷，车子一路畅通。何尘坐在后排，打开手机查看工作群里的消息。国资委主任已经发来了现场照片和情况简报：二十三名供应商代表，涉及欠款总额约17亿元，最早的一笔拖欠超过九个月。
“何市长，直接去市政府吗？”司机问。
“先到市政府后门。”何尘说，“不要惊动前门的人。”
八点四十分，车子从后门进入市政府大院。何尘下车时，国资委主任、信访局长、公安副局长已经在办公楼前等候。
“情况怎么样？”何尘边走边问。
“人还在前门，横幅上写‘国企欠债天理难容’‘我们要吃饭要生存’。”信访局长汇报，“我们劝了几次，他们要求见主要领导，否则不走。”
“公安的同志呢？”
“安排了便衣在周边，目前没有过激行为，但围观群众在增多。”公安副局长说，“媒体也来了两家，我们正在沟通。”
何尘走进办公室，脱掉外套：“把所有涉及欠款的合同、凭证、往来记录，半小时内拿到我这里。通知涉事供应商，选五名代表，十点钟到第三会议室，我直接和他们谈。”
“何市长，要不要先和郑市长、陈书记汇报一下？”国资委主任提醒。
“陈书记已经知道了。郑市长在省里开会，我电话汇报。”何尘边说边拨通郑文斌的电话，简要说明了情况和处理方案。郑文斌同意：“你全权处理，原则是依法依规、合情合理。”
九点半，材料送来了。何尘快速翻阅，眉头越皱越紧。港务集团拖欠的这些货款，大部分是真实的业务往来，但有几笔大额款项存在疑点：合同签订时间集中、货物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验收手续不完整。
“这几笔，”何尘指着标红的几页，“重点查。看看供应商和星海国际有没有关联。”
“已经查了，”国资委主任压低声音，“有三家供应商的控股股东，都指向星海国际控制的公司。这是典型的关联交易，虚增债务。”
何尘眼神一冷。果然，又是星海国际。他们不仅转移资产，还制造虚假债务，想通过供应商闹事向政府施压，阻止审计深入。
十点整，何尘走进第三会议室。五名供应商代表已经在了，四男一女，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神情焦虑中带着愤怒。
“各位好，我是云城市副市长何尘，分管国资工作。”何尘在主位坐下，语气平和，“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面对面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代表们面面相觑，没想到来的领导这么年轻，态度还这么好。
“何市长，我们不是来闹事的，”一位头发花白的代表先开口，“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了。港务集团欠我们公司八百多万，拖了九个月，我们五十多个工人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我们公司也欠了六百多万，”女代表眼圈发红，“银行贷款还不上，银行要起诉我们了。”
何尘认真听着，一一记录。等大家都说完，他合上笔记本：“情况我都了解了。首先，我代表市政府，对港务集团拖欠货款给大家造成的困难，表示歉意。”
这句道歉让代表们情绪缓和了些。
“其次，我向大家保证，”何尘继续说，“无论港务集团内部有什么问题，只要是真实合法的债务，政府一定会督促解决。但需要时间核实、走程序。”
“要多久？”有人问。
“一周。”何尘给出明确期限，“下周六之前，我们会公布分类处理方案。真实债务，制定还款计划；有疑点的债务，进一步核实。但大家要配合，提供完整的合同、发票、物流单据等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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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低声商量了一会儿，那位老代表说：“何市长，我们相信你。但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个书面承诺？”
“可以。”何尘当即让秘书拿来稿纸，亲笔写下承诺内容，签上名字和日期，“这是我的承诺。同时，市政府也会发正式通知。”
拿到承诺书，代表们终于同意撤离。何尘送他们到楼下，看着他们向前门走去。信访局长跑过来：“何市长，他们同意散了，正在收横幅。”
何尘点点头，转身回楼。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
十一点，紧急会议在小会议室召开。国资委、审计局、公安局、金融办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全部到场。
“现在汇报审计最新进展。”何尘开门见山。
审计局长调出投影：“经过一个多月的全面审计，现已查明：港务集团与星海国际及其关联公司，在三年内进行了42笔交易，涉及金额287亿元。其中，存在重大问题的有19笔，涉及资产转移金额约82亿元。”
屏幕上出现复杂的股权结构图和资金流向图。
“主要手法有三种：一是虚构贸易，签订虚假合同，支付货款但未实际交货；二是关联交易，高价采购、低价销售，利益输送给星海国际；三是境外转移，通过在香港、新加坡的壳公司，将资金转移到境外。”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这些数字和手法，触目惊心。
“刘振东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何尘问。
“关键决策者和执行者。”审计局长调出会议纪要扫描件，“所有与星海国际的重大交易，都是刘振东力主推进的。有七次董事会提出异议，刘振东以‘战略合作’‘国际化需要’为由强行通过。”
“他个人有没有经济利益？”
“正在查。目前发现，刘振东的儿子在英国留学，学费和生活费来源可疑。他本人在海南、云南有多处房产，与其收入明显不符。”
何尘沉思片刻，看向国资委主任：“刘振东现在什么态度？”
“非常强硬。”主任苦笑，“昨天从省城回来后就放出话，说省里领导对审计‘过度介入企业经营’有意见，要求我们‘把握好度，维护稳定’。”
“哪个省里领导？”
“他不明说，但暗示级别很高。”
何尘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他，等待决策。
“这样，”何尘终于开口，“第一，继续推进审计，完善证据链，特别是刘振东个人问题的证据。第二，对供应商欠款进行分类处理，真实债务制定还款计划，虚假债务固定证据。第三，”他顿了顿，“以市国资委名义，向省国资委提交专项报告，详细说明港务集团问题和审计发现。”
“向省里报告？”有人迟疑，“会不会……”
“正是因为有阻力，才要向上一级报告。”何尘语气坚定，“我们是依法依规开展工作，有什么好怕的？省国资委是主管部门，理应知情。而且，这也是寻求上级支持。”
大家点头同意。
“第四，”何尘看向公安副局长，“请经侦支队提前介入，对可能涉嫌犯罪的部分，做好案件移送准备。但注意程序，要等审计全部完成。”
会议开到下午一点。散会后，何尘没有休息，而是继续处理积压的文件。下午三点，他接到陈国良的电话。
“处理得不错。”陈国良肯定道，“供应商已经散了，网上也没发酵。不过小何，刘振东背后的水可能很深，你要有心理准备。”
“书记，我已经安排向省国资委报告了。”何尘汇报了决定。
“做得对。”陈国良赞同，“该走的程序一定要走。省里那边，我也会打招呼。”
下午四点，何尘坐上车返回省城。车窗外，云城的街景快速后退。这一天像一场战斗，紧张而疲惫，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六点半，车子驶入省委党校。何尘直接去了食堂，宋静宜已经在老位置等他，桌上放着打好的饭菜。
“累了吧？”宋静宜看着他眼里的血丝。
“还好。”何尘坐下，喝了一大口水，“静宜，我今天更确信了，星海国际和港务集团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他们敢这么做，一定有保护伞。”
“刘振东说的‘省里领导’，会是谁？”
“不知道，但级别不会低。”何尘压低声音，“我今天做出向省国资委报告的决定，就是想试探一下。如果真有人想捂盖子，这个报告就会成为试金石。”
宋静宜握住他的手：“你要小心。如果真涉及高层，他们会用各种手段阻挠。”
“我知道。”何尘反握住她的手，“但如果不查清楚，云城港务集团这三十多亿的窟窿怎么办？三千多员工怎么办？那些被拖欠货款的供应商怎么办？”
这些问题，没有退路。
吃过饭，两人在校园里散步。暮色四合，党校的教学楼灯火通明，学员们都在自习。
“我突然想起王书记的话，”宋静宜轻声说，“在复杂的环境里保护初心。何尘，你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何尘望着远处的灯火，沉默良久。
“静宜，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么难的路？明明可以按部就班，可以不得罪人，可以安稳地走下去。”
“那你找到答案了吗？”
“找到了。”何尘转头看着她，“因为如果不难，就不需要我们去做了。那些容易的事，别人也能做。难的、复杂的、有风险的，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