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培训班”的构想，如同一颗投入池水的石子，在根据地激起了层层涟漪。王雷和赵队长雷厉风行，立刻抽调人手，在医疗站旁边清理出一片空地，伐木取材，搭建起几间宽敞明亮的竹木结构大屋，充作教室、宿舍和实习诊室。根据地条件有限，课桌是用木板钉在木桩上而成，凳子多是自带的小马扎或树墩，黑板则是用锅底灰混合胶水涂刷在平整的木板上。
招生通知一经贴出，反响远超预期。不仅周边村庄选派了年轻人，更有许多听闻消息、从更远游击区甚至敌占区边缘冒着风险赶来的青年。他们有男有女，年龄参差，背景各异：有略识几个字的农家后生，有在药铺当过几天学徒的伙计，有读过几年私塾却报国无门的学子，甚至还有两个在尼姑庵学过些草药知识的年轻尼姑。共同的是，他们眼中都燃烧着求知的火焰和改变家乡缺医少药现状的决心。
经过简单的识字测试和面试，第一期培训班录取了三十名学员。开学那天，没有鞭炮锣鼓，只有一面用红布临时缝制的、写着“根据地第一期卫生员培训班”的旗子，在初秋的阳光下微微飘扬。
胡老扁作为“校长”兼首席教师，站在简陋的讲台前，望着下面一张张质朴而充满渴望的脸庞，心潮起伏。他行医半生，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传授医术。
“诸位学员，”他的声音沉稳，穿透简陋的教室，“今日，我们在此相聚，不为功名利禄，只为学得一技之长，解乡亲病痛，强我民族体魄。医道，上可疗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厄。而在今日之中国，医道更与救国紧密相连。一个健康的民族，才有力量驱逐日寇，重建家园。”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这里，没有高深的经典，没有名贵的药材。我们要学的，是最实用、最能在山野田埂间救急活命的法子。要认得山间草药的形状性情，要懂得伤口怎么包、骨头怎么正、高烧怎么退、瘟疫怎么防，要会给妇人接生、给孩童种痘。你们将来，或许被人叫做‘土郎中’、‘半吊子’，但你们手里握着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命！肩头扛着的，是一村一寨的健康希望！”
话语朴实，却如重锤敲在每个学员心上。许多人挺直了腰背，眼神更加坚定。
培训班的教学，彻底贯彻了“实用、速成、扎根”的原则。课程安排紧凑而灵活：
上午：理论课。 胡老扁主讲中医基础与常见病辨证；苏暮雨教授护理学与妇婴保健；根据地一位曾念过新式学堂、懂些生理卫生的老先生，被请来讲授最基础的人体结构和卫生常识；王雷甚至抽空来上过几节“战地急救与防护”课，结合亲身战斗经历，讲解如何在不同战场环境下进行救护和自我保护。
下午：实践与认药。 这是学员们最感兴趣的环节。龙阿婆成了绝对的主角。她带着学员们钻进山林、踏遍田埂，指认各种植物：“这是金银花，清热解毒，治风热感冒；这是益母草，女人调经产后必备；这是接骨木，顾名思义，跌打损伤、续筋接骨离不了它……”她不仅教辨认，还教如何根据季节、时辰、部位采摘，如何简单炮制（晒、炒、炙、煅）。学员们跟着她，背着小背篓，拿着小铲刀，很快就能认识几十种常见草药。
胡老扁和苏暮雨则在“实习诊室”带教。前来医疗站看病的乡亲，成了最好的教学病例。学员们轮流在一旁观察老师如何望闻问切、如何下针施药，然后自己尝试。从最初战战兢兢不敢下手，到后来能独立处理简单的感冒腹泻、包扎小伤口，进步神速。
晚上：自习与讨论。 油灯下，学员们复习白天所学，用树枝在地上写药名、画人体简图，互相考较。苏暮雨组织女学员们缝制药包、练习新生儿包裹和喂养。胡老扁则时常被学员们围住，解答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
教学相长。教授的过程，也是胡老扁、苏暮雨、龙阿婆等人梳理、深化自身知识的过程。为了把复杂的医理讲得通俗易懂，他们不得不反复琢磨、提炼，这也促使他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那本《山地游击区医疗救护手册》成了重要的教材，并在教学和实践中不断被补充、修正。
培训班的生活艰苦却充满生机。粮食定量，常常是糙米粥就咸菜，但学员们毫无怨言。他们知道，根据地拿出这些粮食办培训班，是多么不容易。课余，学员们自发帮助根据地干活，砍柴、挑水、开荒，与当地军民打成一片。
三个月时间，在紧张的学习和实践中飞快流逝。结业考核别出心裁：不是闭卷考试，而是实战演练。
考核场地设在医疗站前空地和附近山林。模拟了多种场景：一名“伤员”（由游击队员扮演）左臂“骨折”并伴有“出血”，需要紧急固定止血；一位“产妇”（由妇女主任扮演）“难产”，需要判断情况并协助接生；一片模拟的“毒气污染区”（用石灰粉和刺激性气味草药标识），需要学员迅速判断、制作简易防护、并“救出”里面的“中毒者”；还有识别随机摆放的二十种草药并说明其主要功效。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学员们分成小组，逐项完成。胡老扁、苏暮雨、龙阿婆、王雷、赵队长等人作为考官，严肃观察。虽然过程中有慌乱、有失误，但大多数学员都展现出了扎实的学习成果和冷静的应变能力。那个名叫春妮的女学员，在模拟接生考核中，手法沉稳利落，判断准确，赢得了考官们的一致赞许；大栓则在毒气应急处置中，迅速用衣服制作了简易湿布口罩，并正确指出了几种应急解毒草药的位置。
结业典礼同样朴素而隆重。三十名学员，全部通过考核，获得了盖有根据地公署和医疗站印章的结业证书——一张粗糙但意义非凡的毛边纸。王雷和赵队长亲自为优秀学员（春妮、大栓等五人）颁发了奖品——每人一个崭新的帆布药箱，里面配有基本器械和常用草药。
“同志们！”王雷在典礼上慷慨激昂，“你们今天从这里毕业，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开始！明天，你们就将带着学到的本领，回到各自的村庄，回到乡亲们中间去！你们就是种子，要把健康和希望，撒播到根据地的每一个角落！记住你们的责任，也记住，根据地永远是你们的后盾！”
学员们热泪盈眶，庄严宣誓：“恪守医德，服务乡亲；不畏艰苦，救死扶伤；传播知识，强健民族！”
次日，三十名新鲜出炉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怀揣着结业证书和根据地开具的介绍信，在乡亲和战友们的送别声中，踏上了归途。他们的身影，如同三十颗火种，迅速融入了茫茫群山之中。
效果立竿见影。学员们回到家乡后，立刻成了村里的“宝贝”。他们开设简易的卫生室（往往就在自家或村公所腾出的一间屋子），为乡亲们看病抓药，指导卫生防疫，接种牛痘，处理常见外伤，接生新生儿。虽然能处理的疾病有限，遇到疑难重症仍需转送根据地医疗站，但他们解决了绝大多数乡亲日常的、迫切的医疗需求，极大地缓解了根据地医疗站的压力，更在心理上给了乡亲们极大的安全感。
春妮回到枣树沟，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女医生。她不仅看病，还组织妇女学习卫生知识，推广新法接生，村里新生儿死亡率明显下降。大栓被分配到一个更偏远的山村，他用学到的知识，成功处理了一起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并及时上报，防止了疫情扩散，被乡亲们称为“救命栓”。
消息反馈回来，王雷、赵队长、胡老扁等人欣慰不已。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坚定了他们继续办下去的决心。很快，第二期培训班开始筹备，报名者更加踊跃。根据地的医疗培训模式，开始引起上级更广泛的关注。
秋去冬来，一天，根据地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派来的考察组，专程来了解根据地这个“赤脚医生培训班”的情况。带队的是一位姓李的部长，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但目光锐利。
考察组在根据地待了三天。他们旁听培训班的课程，观看学员实践，走访已经毕业并回到村庄的“赤脚医生”，与胡老扁、苏暮雨、王雷等人深入交谈，仔细翻阅了那本不断增补的《手册》和培训班的各种教案、记录。
临走前，李部长握着胡老扁的手，激动地说：“胡老先生，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摸索出了一套切合敌后农村实际、快速培养基层医疗人才的路子！这不仅仅是医术的传授，更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障群众健康的有力举措！这对于我们在广大农村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意义重大！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经验带回去，好好总结，争取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不久后，晋察冀军区的内部刊物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根据地“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创办历程、教学模式和显着成效，高度评价了这一创举对于解决根据地医疗卫生问题、普及卫生知识、增强军民体质的重要作用。文中特别提到了胡老扁、苏暮雨、龙阿婆等人的贡献，称赞他们是“扎根人民、勇于创新的楷模”。
这篇文章，如同插上了翅膀，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传播开来。许多根据地纷纷派人前来取经，或者来信索要培训资料。胡老扁他们编写的《手册》被大量翻印、传播，成为许多地区培训卫生员的蓝本。“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模式，开始为更多人所知。
胡老扁的名字，也随着这篇文章和“赤脚医生”模式的推广，逐渐走出了这片山坳。他不再仅仅是那个行走江湖的“”，更成为了在抗战烽火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服务于最广大民众的基层医疗之路的先行者。
对此，胡老扁本人却十分淡然。当苏暮雨拿着刊有文章的刊物，兴奋地指给他看时，他只是微微一笑，继续捣着手中的药：“虚名而已。医者本分，治病救人。能多教出几个能为乡亲们解痛的医生，比什么都强。青史留名？那是后人的事。我们只管把眼前的路，走稳，走实。”
窗外，雪花悄然飘落，覆盖了山野，仿佛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寓意着新生与希望的纱衣。而屋内，药香袅袅，炉火正旺。新的学员正在认真学习，新的生命正在被迎接，新的希望，正在这平凡的坚守与传承中，一点点铸就。
青史或许不会详记每一个名字，但有一种精神，一种扎根于泥土、绽放于民间的仁心与智慧，必将融入民族的血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