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工业大学给“林文”教授的薪酬，按照讲师等级发放，不算丰厚，但足以保障他在学校里的简朴生活。每月领到工资后，林晓都会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绝大部分，他会通过一种极其谨慎的方式处理掉。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他像往常一样，穿着那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拎着一个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步行离开校园。他没有去热闹的市区，而是拐进了离学校几站地之外、一个相对僻静的邮政支局。这里不像市中心邮局那样人头攒动，办事窗口也少，显得有些冷清。
林晓走到一个办理汇款业务的窗口前，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准备好的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现金，还有几张仔细填写好的汇款单。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各不相同，有的是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有的是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有一两个是学术刊物编辑部。汇款人姓名一栏，他填的是“文林”或“林民”这样的化名，地址则留的是邮局附近一个并不存在的门牌号。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的女营业员。她似乎对林晓有些面熟了，接过信封，熟练地清点现金，核对汇款单。
“文同志，又来了。”女营业员一边盖章，一边随口说道，语气平淡，并没有探究的意思。干这行久了，各种汇款的都有，匿名捐款不算稀奇。
“嗯，麻烦您了。”林晓点点头，声音平和。
女营业员看了看其中一张汇款单，收款方是“甘肃省某县红旗公社小学”。她抬头看了林晓一眼：“这地方可够远的，邮路慢，估计得个把月才能到。”
“没关系，能到就行。”林晓说。
“您这是……支援边区教育？”女营业员难得地多问了一句。
“算是吧。一点心意。”林晓的回答很简单。
女营业员不再多问，麻利地办理完所有手续，将回执递给林晓。林晓仔细收好回执，道了声谢，转身离开了邮局。
这些捐赠，只是他匿名支持网络中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环。金额不大，分散，化名多变，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他选择的对象，大多是基于公开报道或内部简报中提到的、真正困难且有切实需要的地方基层单位。他不求回报，甚至不希望对方知道捐赠者是谁。这些钱，是他作为“国家特别顾问”那份象征性津贴的绝大部分，以及他作为“林教授”工资的结余。对他个人而言，钱财早已是身外之物，能用它们为这个国家的角落增添一点微光，哪怕只是给一所乡村小学添几本新书，给一个农技站买几件简单的仪器，或者资助一本坚持刊登基础研究论文的学术刊物支付一点印刷费，都是有意义的。
除了这种直接的邮政汇款，他还有更隐蔽的渠道。通过查理早年建立、后来由可靠人员维持的某种海外商业信托的复杂运作，极小部分“国家复兴基金”的孳息，会被以“海外爱国侨胞”或“国际友好人士”的名义，定向捐赠给国内一些特定的科研项目或人才培养计划。这部分操作极其隐秘，连林晓自己也只掌握大致方向和原则，具体执行由查理安排的、经过严格审查的专业人士负责，与他“林教授”的身份完全隔离。这些捐赠往往金额稍大，针对性强，比如资助某个研究所进口一套国内无法生产的关键实验设备零件，或者为一项具有潜在价值但缺乏经费的基础研究提供启动资金。接收方往往只知道有一笔意外的海外资助，对来源一无所知。
回到学校宿舍，林晓将汇款回执锁进抽屉最底层的一个铁盒里，里面已经积攒了厚厚一叠。他没有记录账簿，所有的信息都只记在他的脑子里。这是他个人与这个国家之间，一种沉默的、单向的对话。
几天后，在系办公室里，他遇到会计老孙。老孙是个热心肠，一边给林晓递这个月的工资袋，一边唠叨：“林教授，您这每个月工资领得倒准时，可也没见您添置点啥。听说您还经常自己贴钱买书、买教具？学校有规定，有些是可以报销的。”
林晓接过工资袋，笑了笑：“谢谢孙会计关心。没花什么钱，够用就行。买点书和教具，也是为了把课讲好，不值几个钱，不用报销了。”
老孙摇摇头：“您呀，也太实在了。别的教授……咳，算了。反正您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林晓微笑不语。他知道老孙没有恶意，只是普通人的关心。在大多数人看来，他这样一个有学问的教授，生活过得如此清苦，甚至有些“抠门”，是难以理解的。但他乐在其中。这种简朴，让他感到踏实，也让他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他认为更有价值的地方。
捐赠和支持，并非没有回响，只是这回响往往微弱而延迟，且他永远不会主动去倾听。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收到一封寄到学校、写着“林文教授收”的信。信封很普通，邮戳来自西南某省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他有些疑惑地拆开，里面是一张粗糙的信纸，上面用稚嫩但工整的钢笔字写着：
“尊敬的林教授（文林叔叔？
您好！我们是红旗公社小学全体师生。我们收到了您寄来的五十元钱。校长用这笔钱，加上我们自己攒的一点，买了一个新的篮球，还有二十本新的连环画和故事书。同学们可高兴了！谢谢您！我们不知道您是谁，校长说可能是一位好心的伯伯。我们一定会好好读书，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建设祖国。祝您身体健康！
红旗公社小学五年级全体学生（王秀英代笔）”
随信还夹着一幅用铅笔画的简笔画，画的是一个小操场，几个小人围着一个圆圈（大概是篮球），旁边有一座小房子，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学校”，太阳画在左上角，光芒四射。
林晓拿着这封信和这幅画，在书桌前坐了很久。午后的阳光照在信纸上，那些稚嫩的字迹和朴素的画，仿佛带着遥远的山风与孩子们热切的目光。他眼前似乎浮现出那个他从未去过的、贫瘠但充满希望的山乡小学，孩子们围着新篮球欢呼，争相传阅新书的场景。
一种久违的、温暖而酸涩的情绪涌上心头。他做了那么多大事，经历了那么多波澜壮阔，此刻却被这封来自远方的、最朴素的感谢信深深触动。这五十元钱，对他而言微不足道，却可能点亮了一群孩子童年里的一点色彩，种下了一颗向往知识与未来的种子。
他小心地将信纸和画按原样折好，放回信封。他没有回信。不能回信。任何回复都可能留下线索，破坏这种匿名的纯粹性，甚至可能给那些孩子和学校带去不必要的关注或麻烦。
他将这封信也锁进了那个铁盒，与那些汇款回执放在一起。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见证着一种无声的给予和遥远的回响。这不是“国家复兴基金”那种战略性的播种，这是他林晓个人，作为“林文教授”，对这个国家最深沉的土地和未来最稚嫩的苗苗，所能给出的最直接、也最干净的馈赠。
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这些捐赠和支持如同沧海一粟。但无数的一粟汇聚，也能成丘。他无法再像当年那样率领千军万马改变战局，但他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地，为他深爱的土地和人民，尽一份绵薄而持久的心力。
窗外传来学生们的欢笑声，青春而充满活力。林晓收起思绪，拿起备课本。下午还有课，他需要准备。匿名捐赠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讲台，依然是他此刻最重要的战场。只是，那封来自红旗公社小学的信，和铁盒里越来越多的回执，是否会成为未来某个时刻，连接起“林文教授”与过往的蛛丝马迹？这种持续的、规律性的匿名捐赠行为，在日益规范化的社会管理中，又能否永远不被察觉？悬念，如同汇款单上那些化名，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平静的日常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