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了。
不是缓缓刹住，也不是惯性滑行，而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轮轴，猛地钉死在沥青路面上。车身一震，铁皮嗡嗡发颤，仿佛整辆公交车的骨架都在抗议这不合时宜的停靠。我抬头望向窗外——站牌歪斜地立在雾里，铝制支架锈迹斑斑，边缘卷起暗红铁鳞，像干涸的旧血痂。站名被粗暴涂改过：原字早已刮得只剩毛边残影，新墨是浓稠的靛青，尚未干透，正沿着“承印站”三字的笔画缓缓下坠，在“印”字右下方拖出一道细长水痕，如泪，如血，如某种活物爬行后留下的黏液轨迹。
我默念出声，喉头却像被棉絮堵住——这地名我从未听过。地图上没有，导航里搜不出，连本地老出租车司机提过一次都立刻噤声，只低头猛嘬烟，烟灰簌簌落在手背上，烫出红点也不弹。可此刻，它就悬在那里，墨未干，雾未散，站牌在风里微微晃，像一具吊在半空、尚未断气的尸首。
车门“嗤”一声裂开。不是电子音提示，不是气压泄放的嘶鸣，而是一种湿漉漉的、类似撕开陈年胶布的钝响。冷雾便从那道缝隙里涌进来，不是飘，是灌——带着地下阴井的腥气、中药渣子久沤的苦涩、还有一丝极淡极淡的、类似印刷机滚筒上冷却油混着铅字墨粉的味道。那雾不白，泛着青灰底子，浮着细密水珠，打在脸上竟有微刺感，像无数根冰针扎进毛孔。
我下意识屏息。
雾中站着一个人。
她穿一身洗得发灰的蓝白条纹病号服，领口松垮，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腕上还缠着半截褪色的绿胶布，像是匆忙间用医用胶带替代了输液固定带。头发枯黄，齐耳短，几缕贴在汗湿的额角。脸很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但那双眼却亮得骇人——不是病态的灼热，而是沉静、幽邃、毫无波澜，像两口封存百年的古井，井底映着你，却不容你倒影晃动分毫。
是我母亲。
可又不像。
我母亲三年前就走了。走得很安静，心源性猝死，凌晨四点十七分，监护仪上那根直线拉得笔直，像一把出鞘即收的刀。葬礼上我亲手合上棺盖，木纹清晰，漆色乌沉，钉子一颗颗敲进去，声音闷重如叩棺。
可眼前这个女人，穿着她生前最后住院时穿过的那件病号服，连左肩第三颗纽扣上那道细小的、被消毒水漂白的月牙形浅痕，都一模一样。
她站在雾里，不动，不眨眼，不呼吸。只有那双眼睛，牢牢锁着我。
然后，她抬起了右手。
动作极慢，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声，像生锈的齿轮在强行咬合。手臂伸直，五指并拢，掌心朝外，正对着我——空无一物。
没有信，没有药盒，没有诊断书，没有那张她总揣在口袋里、边角卷曲泛黄的全家福。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苍白的手，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紫的血管走向，指甲修剪得极短，边缘泛着死灰的白。
我喉咙发紧，太阳穴突突跳。身体却先于意识动了——左手不受控地抬起，摊开，掌心朝外，迎向她。
两掌相对。
距离三厘米。
不是触碰，不是试探，是悬停。像两块同极相斥的磁石，在即将崩断的临界点上僵持。空气骤然绷紧，嗡鸣起来。
不是耳鸣。
是空气本身在震颤。
我能听见——低频的、持续的、由无数细碎摩擦声叠成的嗡鸣，像成千上万枚铜钱在青铜磬上高速旋转，又像老式铅字印刷机的飞轮在超负荷空转，更像……像一整座废弃铸字工坊里，所有冷却中的铅字模具在同时收缩、呻吟、吐纳着凝固的余温。
嗡——
那声音钻进耳道，顺着颅骨往里爬，震得牙根发酸，视网膜上浮起细密的金星。我眼角余光瞥见车窗玻璃——本该映出我和她的对峙，可玻璃上只有一片混沌的灰雾，雾中隐约浮动着无数细小的、方正的轮廓：宋体“永”，黑体“安”，楷书“宁”，隶书“寿”……它们无声游移，像被无形之手排布的活字，在雾中自行组合、拆解、重组，又倏忽消散。
母亲的嘴唇动了。没出声，但我“听”见了。
不是通过耳朵。
是舌尖突然泛起一股浓烈的苦味，紧接着，一个字沉甸甸砸进脑海：
“印。”
不是“应”，不是“引”，是“印”。
铅字之印，契约之印，生死簿上朱砂未干的押印。
我浑身一凛，指尖本能蜷缩——可就在这刹那，她掌心那层薄薄的皮肤，竟如宣纸遇水般，悄然洇开一片淡青色。那颜色迅速蔓延，勾勒出一枚印章的轮廓：方寸之间，阴刻“承”字，字口深峻，边缘锐利如刀锋；四周环以云雷纹，纹路并非静止，而是缓慢旋转，每转一圈，雾气便浓一分，嗡鸣便沉一分。
我认得这纹样。
去年整理母亲遗物，在她那只旧樟木箱底层，摸到一方冻石小印。印面磨损严重，印泥早干成褐痂，可箱底压着一张泛黄的旧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印归巷活字印刷社”的职工登记表，母亲的名字赫然在列，职务栏写着：“字模校验员”。表格右下角，盖着一枚同样云雷纹边的朱砂印，印文正是“承”。
当时我以为只是个普通部门长。
现在才懂，“承”不是承接，是承负；不是承担，是承契。
印归巷，从来不是地名。
是“印”之所归，是“字”之所葬，是所有被删改、被覆盖、被刻意遗忘的铅字，最终沉降的幽冥巷陌。而“承印站”，是契约生效的渡口——凡被此印所照者，无论生死，皆须交还所“印”之物：一句诺言，一个名字，一段被抹去的时光，或……一具本不该在此处出现的躯壳。
母亲的手，仍悬在那里。
青色印章在她掌心缓缓旋转，云雷纹每一次转动，我左胸就传来一阵钝痛，仿佛心脏正被无形的字模一寸寸压进肋骨缝隙。我低头，看见自己摊开的左手掌心——皮肤下，竟隐隐浮现出与她掌心同构的淡青印记，轮廓初显，尚未成形，却已让我指尖发麻，指节僵硬如铅铸。
车门还在开着。
雾，越来越浓。
站牌上的墨迹，正一滴、一滴，沿着“承印站”的“站”字竖钩往下淌，落在积水的路面上，不散，不融，反而聚成小小的、反光的墨潭。潭面倒映的不是天空，不是路灯，而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铅字——全是反向的，镜像的，像一面被诅咒的印版，正等待着某具身体作为活纸，覆上去，压下去，让墨迹渗入血脉，让字句烙进骨髓。
我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来接我的。
她是来“收印”的。
收走我三年来日日咀嚼、夜夜反刍的悔恨——悔不该在她最后一次问“药还有多少”时，只敷衍说“快没了，明天买”；收走我葬礼后烧掉的那叠未寄出的信——信里写满解释、道歉、来不及出口的爱；收走我潜意识里篡改的记忆：其实她走前那晚，曾挣扎着坐起，用颤抖的手，在病历本空白页上反复描摹一个字，描了十七遍，纸背都划破了，而那个字，正是“印”。
原来所有被我捂紧、藏匿、自我催眠为“不存在”的东西，都在这里等着。
等我摊开手。
等我承认。
等我交付。
雾，已漫过我的脚踝，冰冷刺骨，带着陈年油墨与福尔马林混合的腥甜。车厢顶灯开始频闪，每一次明灭，母亲的身影就淡去一分，可那枚青色印章，却愈发清晰，纹路里仿佛有暗流奔涌，有无数细小的、无声呐喊的嘴在开合。
我盯着自己掌心那抹初生的青痕，它正贪婪地吮吸着雾气，边缘渐渐锐利，字口渐深。
我知道，只要再等三秒。
只要我的掌心，终于触碰到她掌心那枚正在旋转的印。
我就会成为新的“承印人”。
我的名字，将被刻进印归巷深处某块冷却的铅版；我的记忆，会化作油墨，刷上某页无人翻阅的旧书；而我的身体，将留在这一站，穿着那件蓝白条纹病号服，站在雾里，抬起右手，掌心朝向下一个迟到的、不肯放手的、灵魂尚在涂改期的……儿子。
车门，仍在嗡鸣。
雾，正漫向我的膝盖。
我数着心跳。
一下。
两下。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