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站声响起：“下一站，槐荫巷。”
那声音太熟了——熟得让我后颈发紧。不是电子合成的冷调ai音，也不是地铁公司惯用的年轻女声配音库里的标准样本。是那种带点旧式广播腔的、略压低的中音，尾音微颤，像老式磁带在转轴上轻轻打滑，每个字都裹着一层薄薄的潮气，仿佛从潮湿的砖缝里渗出来，又顺着车厢顶灯的金属边沿一滴一滴垂落。
我坐在三号车厢中部靠左的蓝色硬塑座椅上，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裤缝——那里有一道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裂口，是我昨天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那件靛青工装裤留下的纪念。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铁锈与梧桐叶腐烂的微酸气息。我抬眼扫过头顶的电子屏：绿色led数字正跳动着，“槐荫巷”三个字刚亮起，便倏然一暗，屏幕边缘泛出蛛网状的灰斑，像被水洇过的墨迹，又像某种活物在玻璃背面缓慢爬行。
广播盒悬在车厢连接处上方，铝壳泛着哑光，漆皮剥落处露出底下暗红底色，像干涸的血痂。我盯着它看了三秒——没有插头。没有电源线。没有接驳口。它就那样孤零零地钉在墙上，喇叭网罩蒙着薄灰，可声音却清晰、稳定、不容置疑地灌满整个空间。更诡异的是，我分明记得，这趟车自始至终没开过广播系统。司机室门紧闭，驾驶台绿灯全灭，连应急灯都未启，整列列车像一具被抽走魂魄的躯壳，在隧道幽暗的腹中匀速滑行。
我喉结滚动了一下，咽下一口发涩的唾液。
就在这时，手机在掌心震了一下。
不是通知，不是消息，是锁屏界面自动亮起——黑底白字，时间显示“23:47”还浮着一行小字：“电量剩余17”。我下意识低头，屏幕映出身后那一排座椅的倒影：六张空座，一张有人。
不，准确地说——七个人。
倒影里，第七个人坐在最末排靠窗位置，穿着深蓝工装外套，头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身侧座椅上，整整齐齐铺着一件叠好的蓝布雨衣——对折两次，边角方正，针脚细密，布面泛着陈年浆洗后的哑光，像一块凝固的夜色。
我猛地回头。
颈骨发出轻微的“咔”一声脆响，像枯枝断裂。
身后，六张座椅空荡荡地排开，不锈钢扶手泛着冷光，椅背上的广告画——某款祛痘膏的少女笑脸——在顶灯下显得格外僵硬。第七张座椅上，空无一人。
但那件蓝布雨衣还在。
它就铺在那里，叠得一丝不苟，像某种仪式前的供品。布料边缘微微翘起，仿佛刚被人放下不久，余温尚存。我甚至能看清布面上几道极淡的、横向的褶皱，那是折叠时留下的压痕，新鲜得如同呼吸刚停。
我屏住呼吸，慢慢起身，鞋底与地板摩擦发出“吱”的一声轻响。车厢灯光忽明忽暗，像垂死者的心电图。我一步步走过去，脚步声被放大了数倍，在耳道里嗡嗡回荡。越靠近，越闻到一股气味——不是雨衣该有的樟脑或塑料味，而是湿土混着陈年棉絮的微腥，还有一点点……铁锈似的咸。
我在第七张座椅前站定。
伸手，指尖距雨衣约三厘米时，停住。
它太静了。静得不像一件死物。
我忽然想起槐荫巷是什么地方。
不是地图上那个挂着“历史文化街区”铜牌的 tourist spot。是老槐树巷——上世纪五十年代拆掉的棚户区旧址。1958年秋，一场暴雨连下十七天，巷内排水沟堵塞，雨水倒灌进地势最低的七号院。七口人，全没出来。打捞时只找到六具遗体。第七具，始终未寻获。后来填沟筑路，水泥浇下去那天，工人说听见地下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整整一夜。
我父亲，就是当年七号院的守夜人。
他总在醉后喃喃：“那件雨衣……是阿沅的。她最爱蓝布，自己裁、自己缝，针脚密得能盛水。”
阿沅，我从未见过的姑姑，失踪时二十二岁，怀孕六个月。
我盯着那件雨衣，瞳孔收缩。
它叠得太过规整——蓝布正面朝上，领口朝左，袖口内折，下摆压在最底。这不是随手一撂，是有人以极度郑重的姿态，完成了一次献祭式的安放。
我缓缓蹲下。
视线平齐座椅边缘时，发现不对劲。
雨衣下方，座椅海绵垫的黑色pu皮表面，有一小片颜色更深的印痕。不是污渍，是浸透的痕迹——呈椭圆形，约巴掌大小，边缘晕染开细密的毛边，像一滴墨滴入清水后尚未散开的瞬间。我凑近，鼻尖几乎贴上布面。那股湿土与铁锈的气息更浓了，还混进一丝极淡的、甜腻的腐香，像熟透坠地的桂花。
我掏出手机，打开相机，调至微距模式，对准那片印痕。
屏幕里，印痕中央，浮出几个模糊的凸起纹路——不是水渍，是字。
我屏息，放大，再放大。
是用指甲，或者某种钝器，在湿软的pu皮上刻出来的：
字体歪斜，力道不均，最后一笔拖得极长，直没入椅缝深处，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
我手指一抖，手机差点脱手。
“下一站，槐荫巷。”
声音比刚才更近，更沉，仿佛就贴在我耳后说话。我猛回头，身后空无一人。可余光扫过左侧车窗，玻璃映出我身后半米处，站着一个穿蓝布雨衣的人影。
他没戴帽子。
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脸色青白，嘴唇泛紫，眼窝深陷，瞳孔却异常清亮，像两粒浸在冰水里的黑曜石。他正微微歪着头，静静看着我。
我僵在原地，血液冻结。
再眨眼——人影消失。
车窗只映出我惨白的脸，和身后空荡的座椅。
但我清楚看见了：他左手垂在身侧，手腕翻转，露出内侧——那里没有皮肤，只有一片深蓝布料，严丝合缝地包裹着骨骼轮廓，布面下隐约可见指节弯折的阴影。
那不是穿雨衣。
那是……长在身上。
我踉跄后退一步，后腰撞上座椅扶手。金属冰凉刺骨。
就在此刻，整列列车毫无征兆地减速。不是惯常的缓冲制动，而是骤然失重般的顿挫——所有悬挂灯管同时爆闪三次，惨白强光撕裂黑暗，照得车厢每一寸角落纤毫毕现。
——第六张空座的椅背上，不知何时搭着一条褪色红头绳，缠着三根乌黑长发；
——第五张座椅的坐垫凹陷处，积着一小洼清水，水面倒映的不是顶灯，而是一株歪斜的老槐树，树冠浓密，枝干虬结，树根盘错如爪，深深扎进水泥地砖的裂缝里；
——第四张座椅扶手上，搁着一只搪瓷杯，杯身印着褪色的“先进生产者”红字，杯口一圈浅褐色茶垢，杯底沉着半枚泡胀的槐花，花瓣已呈灰败的酱紫色；
——第三张座椅下方，一只儿童布鞋静静躺着，鞋尖朝向车尾，鞋带系得死紧，鞋帮内侧用蓝墨水写着两个小字：“阿沅”。
我喉咙发紧，想喊，却发不出声。
列车彻底停稳。
车门“嗤”一声启动开启。
门外，不是站台。
是一条窄巷。
青砖高墙夹峙，墙头覆满墨绿苔藓，湿滑如舌。巷口悬着一盏煤油灯，灯焰幽蓝，无声摇曳，将“槐荫巷”三字木匾照得忽明忽暗。匾额右下角，新添一道斧凿痕迹，木屑未落，断口新鲜。
风从巷内涌出，带着浓重的土腥与陈年霉味，卷起我额前碎发。
我下意识摸向裤袋——那里本该有一把黄铜钥匙，父亲临终前塞进我手心的，说“槐荫巷七号院的门锁，只认这把”。
可指尖触到的，只有一小块硬物。
逃出来。
是一枚生锈的铜铃，铃舌已断，铃身蚀出蜂窝状孔洞，内壁刻着蝇头小楷：“阿沅·戊戌年七月廿三”。
我抬头，望向巷子深处。
巷底，一扇黑漆木门虚掩着。门环是只青铜蝙蝠，双翼展开，眼珠镶嵌两粒浑浊琉璃。门缝里，透出一点微光——不是电灯，是烛火，正正跳动着，像一颗缓慢搏动的心脏。
第七张座椅上，那件蓝布雨衣，正缓缓……自行展开。
布面如活物般舒展、绷直，袖口垂落，领口微扬，仿佛正等待一个主人，披挂而上。
我站在车门与巷口之间，左脚在车厢，右脚悬在虚空。
广播第三次响起，这一次，没了女声。
只有电流杂音，嘶嘶作响，像无数细小的牙齿，在啃噬电线外皮。
而在那噪音深处，一个极轻、极缓的童音，贴着我耳道，一字一顿地念：
“哥……你终于……来接我回家了。”
我浑身汗毛倒竖。
我从未有过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