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郡侠影：少年游侠的江湖底色
东汉末年，巴郡临江县（今重庆市忠县）的长江水域上，常有一队锦帆飘摇的船只往来游弋。船头立着一位头插鸟羽、身佩铃铛的青年，麾下数百健儿皆衣饰华丽，所过之处，铃声先至，官吏百姓或争相迎送，或闭门避匿。此人便是日后位列东吴“江表十二虎臣”的甘宁，字兴霸。
甘宁年少时便生得魁梧雄壮，“少有气力，好游侠”，凭借过人胆气聚拢了一批轻侠少年，自任首领，形成了一支横行巴郡水陆的武装势力。他们不循法度，“轻侠杀人，藏舍亡命”，若地方官吏待之以礼，便相安无事；若稍有怠慢，便纵兵劫掠财物，搅得境内鸡犬不宁，甚至故意损毁官署，让官吏背负失职之罪。
因其船队以锦绣为帆，撤退时便割断锦帆弃于水中，以示豪奢，时人遂称其为“锦帆贼”。这股江湖势力让郡县官兵束手无策，甘宁的威名在巴郡水域震慑十余年。
二十余岁时，甘宁却突然收敛侠气，“止不攻劫，颇读诸子”。这种转变并非偶然，东汉末年的乱世洪流中，单纯的江湖豪侠终究难成气候，他目睹益州牧刘璋治下的混乱，意识到唯有跻身仕途、依附明主，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他投身官场，初为蜀郡丞，却因性情刚直与同僚龃龉，又恰逢刘璋初立，荆州别驾刘阖煽动地方势力作乱，甘宁参与其中却战败失利，只得率部逃离益州，辗转投奔荆州牧刘表。
此时的甘宁，已褪去“锦帆贼”的草莽气，怀揣着兵书韬略，渴望在乱世中寻得施展抱负的舞台。
二、怀才不遇：荆襄之地的辗转浮沉
初投刘表时，甘宁曾寄予厚望。刘表坐拥荆州千里沃土，带甲十万，又处天下腹地，本是乱世中的重要力量。
但甘宁很快发现，这位“八俊”之一的州牧实则“儒人，不习军事”，胸无大志，只知固守疆土，对天下大势毫无远见。更令他失望的是，刘表用人偏重门第，对他这样出身江湖、辗转投奔的将领始终心存疑虑，不肯授予实权，仅以虚职安置。
在荆州数年无所作为后，甘宁听闻刘表部将黄祖驻守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扼守长江咽喉，且素有招揽勇将之名，便率麾下八百健儿转投黄祖麾下。
然而这次投奔，依旧是一场空欢喜。黄祖其人“老耄昏聩”，且心胸狭隘，即便甘宁在孙权攻伐夏口的战役中奋勇死战，射杀东吴先锋大将凌操，救下黄祖性命，仍未获丝毫重用。
黄祖麾下副将苏飞深知甘宁之才，屡次向黄祖举荐，称其“勇冠三军，有国士之风”，却均被黄祖驳回，甚至有人因甘宁过往的“锦帆贼”经历，在黄祖面前诋毁其“反复难制”。
甘宁在黄祖帐下三年，始终“待之如初，不与重任”，眼见年华虚掷，心中郁郁寡欢，萌生去意却苦无门路——黄祖深知其勇武，担心他投奔敌营，暗中派人监视其动向。
危急时刻，苏飞再度伸出援手，以“邾县（今湖北黄冈）地处边境，需猛将镇守”为由，劝说黄祖任命甘宁为邾长。甘宁得此机会，立刻召集旧部数百人，星夜离开邾县，顺江而下投奔江东孙权。
临行前，他望着夏口方向长叹：“苏君之恩，宁必以死相报！”这一承诺，日后成为他重义轻财的生动注脚。
三、江表得遇：孙权麾下的锋芒初露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甘宁抵达吴郡（今江苏苏州），经周瑜、吕蒙联名举荐，得见孙权。彼时孙权正招揽天下英才，听闻甘宁到来，“亲执其手，待之如旧臣”，这份礼遇让颠沛多年的甘宁深受感动，当即献上了酝酿已久的战略大计。
甘宁向孙权分析天下局势：“汉室陵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终必篡汉。荆州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平庸，子嗣孱弱，不能守其土。欲成霸业，当先取荆州；欲取荆州，必先破黄祖。黄祖今老迈昏聩，军资匮乏，将士离心，此天亡之时也。
破黄祖后，据荆州，西图益州，则霸业可成矣。”这番谋划与鲁肃“榻上策”、诸葛亮“隆中对”异曲同工，精准把握了乱世走向，令孙权大为赞赏。
当时长史张昭在座，却提出反对：“今吴郡初定，人心未稳，若大军西征，恐境内生乱。”甘宁当即反驳：“国家以萧何之任委君，君当安辑后方，若徒忧乱，何以追慕古人？”
这番话义正辞严，直指张昭畏难情绪。孙权见状，当即端起酒杯向甘宁敬酒：“兴霸，今岁举兵讨黄祖，此事便以卿为谋主。若能破敌，卿之功劳也，何患张长史之言！”随即命甘宁参与策划西征事宜。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以甘宁为先锋，率水军溯江而上进攻江夏。甘宁对黄祖麾下兵力部署、防御弱点了如指掌，献策“火攻其舰，乱其军心”。
战役中，他亲自率领敢死队突袭黄祖水军大营，纵火焚烧战船，吴军趁势猛攻。黄祖仓皇出逃，被吴将冯则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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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孙权尽获江夏部众，领土向西扩展至长江中游，为后续赤壁之战奠定了基础。论功行赏时，孙权特意增派兵力给甘宁，命其驻守当口（今湖北武汉附近），扼守江夏要道。
破黄祖后，孙权准备处死黄祖麾下副将苏飞，以绝后患。甘宁得知后，立刻在庆功宴上跪在孙权面前，叩头流血：“苏飞昔年救宁于困厄，若无苏飞，宁早已填沟壑，岂能为明公效力？愿以一身之功赎苏飞之罪！”
孙权问道：“若赦之，彼逃亡当如何？”甘宁慨然应答：“苏飞蒙更生之恩，必效死力，若其逃亡，宁愿以首级相抵！”孙权感其义气，遂赦免苏飞，令其在甘宁麾下效力。此事传开，江东将士无不称赞甘宁“重义轻诺，真丈夫也”。
四、赤壁扬威：乱世烽烟中的战功赫赫
建安十三年秋，曹操率二十万大军南下，刘琮献荆州投降，曹军直指江东。孙权与刘备结盟，以周瑜为左都督，率军在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与曹军对峙，甘宁率部随军出征，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赤壁之战中，甘宁充分发挥其水战专长，协助周瑜制定火攻之计。他率领水军一部，伪装成曹军粮船，趁夜潜入曹军水寨附近，点燃火炬为号，配合黄盖的火攻船队发起突袭。曹军战船首尾相连，火势迅速蔓延，“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
甘宁身先士卒，率军猛攻曹军残部，斩杀曹军校尉数人，缴获战船数十艘。战后，他又随周瑜追击曹军至南郡（今湖北荆州），围困魏将曹仁。
南郡之战中，周瑜大军久攻不下，甘宁献策：“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南郡门户，若得夷陵，则曹仁首尾受敌，南郡可破。”周瑜采纳其计，命甘宁率数千精兵奇袭夷陵。甘宁率军昼夜兼程，果然一举攻克夷陵，俘获守将袭肃及其部众。曹仁得知夷陵失守，急派五六千兵力反攻，将夷陵城团团围住。
当时甘宁麾下仅有千余人，曹军在城外筑起高楼，箭如雨下，城中将士皆面露惧色，唯独甘宁“谈笑自若，方与诸将饮酒弈棋”，同时派人向周瑜求援。周瑜采用吕蒙计策，留凌统守城，亲率大军驰援夷陵，与甘宁内外夹击，大破曹军，斩首千余级。
此役不仅巩固了江东对荆州东部的控制，更让甘宁“勇而有谋”的名声传遍三军。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亲率四十万大军进攻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市城北），孙权率军七万抵御，以甘宁为前部督。曹操大军压境，吴军士气略显低落，孙权为振奋军心，命甘宁夜袭曹营。甘宁精选百余名敢死队员，临行前，孙权“赐米酒众殽”，甘宁将酒肉分给士卒，激励道：“今夕袭营，不求尽歼敌众，但求搅乱敌营，令曹操知江东有勇士！”
二更时分，甘宁率部衔枚疾走，悄然潜入曹营，突然发起猛攻，“斩得数十级，敌惊动乱走”。曹军不知敌军多少，自相践踏，乱作一团。
甘宁率军从容撤退，未折一人一骑。次日清晨，孙权得知捷报，抚掌大笑：“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可敌矣！”此役即史上着名的“百骑劫魏营”，成为甘宁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也让曹操对这位江东猛将心生忌惮。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屯兵皖城（今安徽潜山），大规模开垦稻田，囤积军粮，欲为南征做准备。吕蒙向孙权进言：
“皖城粮足，则曹军声势复振，当趁其收成前速取之。”
孙权遂率军亲征，以吕蒙为统帅，甘宁为升城督，负责攻城先锋。当时江水上涨，战船可直达城下，吕蒙认为“城不可久围，当速攻”，甘宁主动请缨，“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沿着绳索率先爬上城墙。
城上魏军箭如雨下，甘宁身中数箭仍奋勇作战，斩杀魏军守将，打开城门。吴军随后涌入，一举攻破皖城，擒获朱光及守军万余人，缴获粮食数十万斛。战后论功，吕蒙为首功，甘宁次之，被晋升为折冲将军。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甘宁随鲁肃镇守益阳（今湖南益阳），抵御关羽。当时关羽号称率三万大军，挑选五千精锐，欲于夜间从上游浅滩渡河。鲁肃召集诸将商议对策，甘宁挺身而出：“愿得千人，往守浅滩，关羽闻吾之名，必不敢渡；若渡，吾必擒之！”
鲁肃当即拨给甘宁一千兵力，甘宁连夜赶赴渡口设防。关羽得知甘宁已在对岸严阵以待，深知其勇猛，感叹道：
“兴霸在此，不可轻举妄动。”遂取消渡河计划，仅在岸上安营扎寨，双方对峙十余日，最终不战而退。孙权得知此事后，大加赞许，任命甘宁为西陵太守，兼任阳新、下雉两县县令，将荆州东部防线托付于他。
同年八月，甘宁随孙权进攻合肥。恰逢吴军遭遇瘟疫，士气低落，孙权被迫下令撤军。当孙权率千余虎士在逍遥津北岸断后时，魏将张辽率数千精兵突然来袭。危急时刻，甘宁与凌统、吕蒙等人奋力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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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吴军鼓手因恐惧停止了奏乐，军心动摇，甘宁“引弓射敌，厉声喝问鼓手：‘何以不奏乐？’”随即拔剑欲斩鼓手，鼓手慌忙恢复奏乐。
激昂的军乐重新振作了士气，甘宁率军奋勇拼杀，数次击退张辽的进攻，最终护送孙权安全渡过逍遥津。此役过后，孙权对甘宁愈发倚重，赞其“危难之际，勇毅过人，真社稷之臣也”。
五、将星陨落：江东虎臣的身后余音
合肥之战后，甘宁因常年征战，旧伤复发，又染瘟疫，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守岗位，在西陵郡整饬军备，安抚百姓，“轻财敬士，厚待麾下”，麾下将士无不愿为其效死。
关于甘宁的卒年，正史并无明确记载，但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潘璋在擒获关羽（公元219年）后、夷陵之战（公元222年）前“并其兵”，可知甘宁应病逝于公元219年至222年之间，享年约五十余岁。
甘宁去世的消息传来，孙权“为之流涕，辍食者数日”，感叹道：“兴霸勇略过人，吾常以张辽比之，今其亡也，江东失一柱石矣！”
对于这位从江湖游侠成长起来的名将，孙权始终给予充分信任与尊重，即便甘宁性格“粗猛好杀”，有时甚至“违逆孙权意旨”，孙权也能“容其短而用其长”。这种君臣相得，成就了甘宁的军事传奇。
甘宁的身后事在史料中记载简略，据《太平御览》引《吴录》记载，甘宁最初葬于姑孰（今安徽当涂）直渎附近，东吴末代君主孙皓时期，“相者云此墓有王气”，孙皓下令开凿水道破坏王气，导致甘宁墓被毁。
后世为纪念甘宁，在多地为其立庙建墓，其中湖北阳新甘宁墓最为着名，虽为后世迁修，但“吴王”封号的碑文与千年庙会的习俗，彰显着当地百姓对这位名将的尊崇。
作为东吴“江表十二虎臣”之一，甘宁的历史形象在正史中有着清晰的定位。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他：“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得士死力。”
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甘宁的性格与行事：他既有江湖游侠的粗犷勇猛，又有军事将领的智谋韬略；既重义气恩怨，又能顾全大局；虽有性格缺陷，却始终以忠诚与勇武立足江东。清末大臣黄恩彤更将其与诸葛亮、周瑜相提并论，称其“先取荆州、次取巴蜀之策，识时务之俊杰也”，肯定了他的战略远见。
甘宁的一生，是东汉末年乱世英雄的典型写照。从横行巴郡的“锦帆贼”，到怀才不遇的漂泊将领，再到江东政权的开国虎臣，他的转变轨迹印证着“时势造英雄”的真理。
他的“百骑劫营”彰显勇毅，“益阳退关羽”展现智略，“舍身救苏飞”体现义气，这些事迹跨越千年，依旧鲜活生动。孙权那句“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的赞叹，不仅是对甘宁个人的最高评价，更成为三国时代英雄相惜的经典注脚。
千百年来，甘宁的形象在文学与民间传说中不断丰富，《三国演义》虽虚构了他死于夷陵之战的情节，却让“锦帆甘宁”的威名更加广为人知。
而在正史的记载中，这位兼具侠气与将才的江东虎臣，早已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卓越的军事成就，在三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