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扶苏的手指悬在档案匣边缘，未再向前。那声轻咳如烟散去，人却未现。
他没有回头，只将手收回袖中，袖口轻擦过匣盖，留下一道极淡的指痕。片刻后，他才缓缓将匣子拉近，掀开。
里面己不是那页“建隆元年，太祖夜召赵普，议封赏事”的墨迹未干之纸，而是一份礼部奏报，讲的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州进贡白鹭羽三束，用于制冠。
纸面整洁，墨色均匀，一看便是誊抄副本，毫无紧急或重要可言。
他不动声色，将匣子合上，放回案边原位。目光扫过案头——那三枚竹签，“档”“疑”“考”，原本一字排开，此刻“考”字签却被挪到了最左，压在“原始档案”格的纸堆下，像是无意，又像有意。
他重新将竹签归位，动作缓慢，仿佛只是整理案面。实则指尖在每张纸的边缘轻轻一捻，记下厚薄、纸纹走向、墨迹干湿。这些细节不会说话，但合起来，便是一场无声的对话。
他起身，往档案阁去。签押簿挂在阁门内侧，每日进出者需亲自落名。他翻到三日前，自己取匣那日，果然有记录。但就在他名字下方，紧跟着两名史官的签名：一名姓陈，一名姓陆。两人皆非修史堂常与他同组者，且所属修撰小组不同——一个隶属“政事编”，一个归于“军务录”，平日各司其职，鲜有交集。
可近十日来，二人竟六次同日借阅“太祖分封诸将”类档案，且每次间隔不过半炷香。更巧的是，每次他前脚取走某卷，后脚便有他们借阅的记录。
他合上簿子，未惊动守阁小吏。回修史堂途中，路过一处抄报房，见一名年轻史官正将一份《起居注》残页送入火盆。他驻足，只道：“这页尚可补入建隆三年条目，烧了可惜。”
那史官一惊，忙道：“此页字迹模糊，监修大人说不必录入。”
“模糊？”周扶苏接过，只扫一眼，“‘三月壬午，曹彬部抵汾州，未即攻城，驻营三日’——字迹清楚，何来模糊？”
史官支吾：“或恐有误，不如删去。”
周扶苏不语，将纸抽回，道：“我带回去核对。”
那史官不敢阻拦，只眼睁睁看他离去。
回到案前，他将这张残页与初稿比对。初稿记：“建隆三年三月，曹彬率军克汾州，一战而定，百姓焚香迎王师。”修订稿则写：“曹彬逗留不进，贻误战机，致贼势复振。”两稿皆无署名，仅盖“己核”印，用印者为同一人——孙监修。
他翻出当日军报副本，藏于枢密院旧档夹层，去年查漕运时偶然得见。上书：“三月壬午至乙酉，曹彬部抵汾州，侦敌虚实，遣细作入城，三日后夜袭破之。”与那张残页吻合。
原来不是“逗留”，是“待机”。
他再查两稿提交时间。初稿修订于某次朝会前一日，修订稿则在朝会次日递交。而那场朝会中，兵部侍郎曾弹劾曹彬旧部将领贪墨军粮，引发朝议。宰相出面压下，枢密使却默然不语。
他心中己有轮廓。
次日休值，他绕道太学旧馆，寻一故识。此人久居学官，不涉朝争，却熟稔人脉经纬。几盏茶后，闲谈渐深。
“陈修撰，”那人道，“乃宰相门生，当年在相府执卷三年，后荐入史馆。”顿了顿，“陆录事，则是枢密使的同乡晚辈，曾为其子授业。”
周扶苏点头，未多问。
回修史堂，他翻开“建隆三年河东战事”条目，逐条比对。凡称曹彬“调度有方”“临机决断”者，多出自陈姓史官笔迹；凡批其“怯战”“观望”者，皆与陆姓文书风格相近。而孙监修所盖“己核”之印，竟同时盖在两极相反的修订稿上。
他提笔，在一张素纸上列出三栏：左列“褒曹”，右列“贬曹”，中列“关联官员”。逐一填入，线索如网，渐渐成形。
他正欲继续，孙监修忽至。
“周大人近来勤勉，甚好。”孙监修站在案前，目光扫过那张三栏纸，又落回他脸上，“不过，史官修史，各有见解，何须较真？只要大节不悖，余者皆可容。”
周扶苏起身，拱手：“下官只是怕记错了。”
“记错？”孙监修轻笑，“太祖之事，自有定论。你考据虽细，但史笔之要，不在琐碎，而在立纲。”
“若纲中有目不一呢？”周扶苏问。
“那也是公论。”孙监修语气平淡，“众议所归，便是正史。”
说罢，转身离去，袍角拂过门槛，未再回头。
周扶苏立在原地，片刻后缓缓坐下。他将那张三栏纸折起，收入袖中。又取出“待考”匣，翻到那页写有“历史不是发生的事，而是被允许记录的事”的纸。
他凝视良久，提笔在下方添了一行小字：“而允许，从来不止一个声音。”
夜深，修史堂只剩他一人。烛火将尽，他未添油，只借着残光重读今日所集条目。忽觉案面微动，似有人走过带风。他抬头，见一名史官正从隔壁案前起身，手中一叠文稿未及收拢，露出半页标题：“建隆西年，太祖宴群臣于长春殿，枢密使醉酒失仪。”
那史官察觉目光，迅速合拢文稿，快步离去。
周扶苏未动，只将那标题默记于心。
次日，他调出“建隆西年长春殿宴”条目。初稿记：“帝与群臣尽欢，夜半方散。”修订稿则无一字提及醉酒事。他查《起居注》，亦无记录。但翻至当月太医署脉案汇抄，竟见一条：“枢密使赵某，宿酒未醒，延医三日。”
他再查陈、陆二人借阅记录——前者三日前借阅此段，后者昨日跟进。
他心中己明。
午后，他将所有存疑条目按倾向分类，暗中标注关联官员。又另取一纸，画出简图：左为宰相系，右为枢密使系，中间以“监修”为轴，两端施压，轴心不动，却左右皆容。
这并非偶然篡改，而是系统博弈。
史笔如刀，刀锋不向真相，而向立场。
他正欲收笔，忽听门外脚步轻响，两名史官并肩而来，正是陈与陆。二人并未交谈，却在同一时刻停下，目光扫过他案头，又彼此对视一眼，随即错身而过，一左一右，各归其位。
周扶苏低头，见自己右手食指正无意识地在纸上画圈，一圈，又一圈，像在描摹某种无形的结构。
他停笔，将纸折起，塞入“待考”匣底。
三日后，他提交一份《建隆三年河东战事考异》，未否定任何一稿，只列原始军报、巡营记录、敌将供词，附注：“诸说并存，待后人裁断。”
孙监修阅后，未批可否，只道：“周大人此稿，颇见思量。”
周扶苏点头称谢，退下。
回案后，他取出一张新纸，写下：“修史即参政，不执刀，而执笔。”
笔尖顿住，又添一句：“而执笔之人，早己站队。”
他将纸压在砚台下，未入匣，未销毁。
次日清晨，他照例入堂。案上整齐，竹签未动，档案无缺。仿佛一切如常。
他坐下，翻开今日任务卷宗。第一页，赫然是“建隆五年，宰相荐贤，帝纳之”条目。
修订稿己有人提前提交，称“宰相识人，国之栋梁”。而初稿空白处，有人用极细笔锋小字批了一句：“荐者三人，二人后叛，一人贪墨。”
他盯着那行小字，笔迹陌生，墨色极淡，像是用旧笔尖蘸残墨所写。
他正欲细看，门外忽传来通报声。
他抬头。
一名内侍立于门槛，手持黄绢，朗声道：“奉旨，调修史堂周扶苏，即刻赴御前问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