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细微的表情转瞬即逝，却被周保华抓住。他没有立刻点名林国强，而是继续和工友们闲聊了几句，随后以个别谈话，深入了解为由，示意厂办工作人员暂时离开，并特意请林国强留一下。
房间里只剩下周保华，马福生和林国强三人。
林国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的搓着双手。
周保华请林国强坐下，询问道：“国强同志，我刚才注意到，提到桑良行坚守岗位的时候，你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林国强低着头，捧着搪瓷缸，没有说话。
周保华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一些，彷彿在推心置腹：“国强同志，组织上考察，就是要听真话，实话。”他恰到好处地停顿了一下，“您是老同志，觉悟高，看人准，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有什么情况，您尽管说，我们会综合考虑的。”
林国强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内心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周保华察觉到了林国强的犹豫，出声安抚道：“国强同志，你放心，今天咱们的对话，一定会严格保密。”
林国强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一句：“周同志这个评先进是好事，我觉得我觉得小桑他他可能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锻炼”
马福生在一旁适时地插话，语气带着点年轻干部的冲动：“林师傅，有什么就直说嘛！比如考勤方面？我们听说有的年轻同志，有时候会迟到早退什么的？”
这句话彷彿给林国强递了一个台阶，也让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他像是下定了决心，抬起头，声音依旧不高：“既然组织上问起来我就实话实说了。”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就比如上个月25日，按理说值夜班该八点接班，可我等到十点也没见他人影儿。”
他刚说完，又赶紧找补：“当然，就那一次！可能可能他临时有什么急事吧？年轻人，偶尔一次也也能理解。”
周保华心中一震， 赶紧追问道：“你确定？考勤卡上可是有他的打卡记录的。”
林国强摇摇头，语气肯定：“那肯定是他后来补打的，或者找别人代打的。我们这打卡本就挂在门口，有时候关系好的互相帮忙打一下，领导也不太深究。那天晚上九点多，运输队的小王来领螺丝，还是我给办的出库。”
周保华装作在本子上认真地记录，然后点点头：“嗯，了解了。组织上会全面衡量的。感谢国强同志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一个同志。”
他合上笔记本，站起身，跟如释重负又带着几分忐忑的林国强握了握手，然后带着马福生自然地离开了仓库区。
一走出建筑公司的大门，马福生就忍不住说到：“保华哥，还是你有办法！不然林师傅还不愿意说！”
周保华回头看了一眼仓库方向：“他不是不愿意说，而是不敢说。他怕咱们是来走形式的，是为了给桑良行镀金，怕说了实话影响桑良行评先进，从而得罪桑家。”
之后，周保华和许学军在走访桑良行邻里和社会关系时，将话题扩展到桑良行的日常生活，消费习惯和人际关系上。
在周保华和许学军刻意引导下，几位平日里喜欢在街口树下闲聊，对各家情况颇为留意的老街坊，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良行这孩子，最近这大半年，是挺阔气的。”一位戴着老花镜，正在纳鞋底的大娘停下手中的针线，压低声音对周保华和许学军说，“你看他骑的那自行车，手腕上戴的表，听说是什么…上海牌？那可值钱哩！”
旁边一位摇着蒲扇的大爷也凑过来附和：“可不是嘛！以前也没见他这么能折腾。最近常看见他拎着好东西回家，他家里条件虽说不错，但也经不起他这么花啊。”
更有一位与桑家有点远亲关系的中年妇女，说着酸话：“上个月，我好像还听人说，良行还讬人从上海捎回来一台那个…叫什么…外国四喇叭的录音机！我的老天，那傢伙，声音大得，他在家里放歌，我们在巷口都能隐隐约约听见！那得花多少钱啊？”
这些零散的信息汇集到周保华这里，拼凑出一个与桑良行明面上工资收入严重不符的消费划像。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月薪不过几十元，就算家境优越，也不能支撑起如此频繁的消费。
这种异常的奢靡消费，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非法的经济来源。
同一时间，走访桑良行邻居的陈东来和马福生，也带回了住在桑良行家对门，作息规律的老太太的证词：“25号下午五点，我正在门口坐着歇凉，良行就推着自行车出去了。你问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平时良行夜班，基本上是傍晚七点四十齣门，我顺嘴就问了句‘良行，上班去啊？这么早？’他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骑上车就走了。”
陈东来追问：“那您后来看到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老太太努力回忆了一下，摇摇头：“晚上我都睡得早，没听见他晚上回来的动静。倒是第二天早上，大概…九点多十点吧，我买菜回来，看见他也推着车从外面回来，车轱辘上还有泥巴，看着挺累的样子。我心想这夜班上的，可真够辛苦的。”
由此，一个清晰的时间空白链条被建立起来：
起点：7月25日下午约五点 桑良行离家，去向不明。
关键点：晚上约八点本应到岗时间，证实未出现在工作单位。
持续空白期：下午五点至次日约凌晨四点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无人能证实其具体行踪。
终点：7月26日早上约十点桑良行返回家中，状态疲惫，车轮带着泥土。
而这长达十个多小时的时间空白，完全覆盖了被害人梁红梅外出，遇害及被焚烧的整个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