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回到家，洗漱完毕，坐到了电脑前，右下角又弹出了《南京！南京！》的弹窗广告。
林枫看着广告，皱了皱眉，决定做些什么。
他打开自己在豆瓣博客的账号，在上面敲下了第一行字：《历史记忆的背叛！》
“前两天，我在最新一期的《电影周刊》上看到了的关于路川《南京！南京！》的专题报道。
其中《电影周刊》责编胡先生将这部电影吹得天花乱坠的，尤其是胡先生还说了这么一件事儿：路川在剪片子之前，邀请王硕来观看，王硕评价道：‘把前面剪去一半，就是世界名片儿。’
都被吹成这样了，怎么可以不看？
于是，我抽出了两个小时，在天恩院线的一家影院看了这部‘世界名片儿’。
结果，我能肯定，这是我近期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为我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和双眼感到抱歉，我对不起它们。
如果，胡先生在《电影周刊》上说的事是真的，我将严重质疑胡先生以及王硕的鉴赏力。
如果这样一部电影可以被称之为‘世界名片儿’，那今年初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拉贝日记》就是‘宇宙名片儿’。
我无意拉踩，但看了这部影片，我终于相信了网上的传言，《寻枪》早已被姜闻那家伙夺权，《可可西里》是对着模板的‘临摹’。
《南京！南京！》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通过艺术虚构严重扭曲了历史真实。
影片主人公角川，一个毕业于教会学校、对战争充满‘困惑’的日本士兵。
路川解释这一角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魏特琳日记》中记载的一位曾上过教会学校并表达过厌战情绪的日本兵。
然而，在真实历史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对应人物的证据，这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严重误导。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
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队是一支高度组织化、系统化执行屠杀命令的军事机器。
他们的暴行并非个别士兵一时冲动的结果，而是基于‘中国人是低等民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有组织犯罪。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的行为，超出了一般所说的战争范围：战争并不需要虐杀俘虏，完全无视国际公约那样去做，应该说是源于某种意识形态。
影片对角川的塑造，恰恰掩盖了这一关键的历史本质。
更值得质疑的是角川的‘人性觉醒’与自杀结局。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叙事几乎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
影片将这样一个虚构的、缺乏历史依据的角色作为叙事主线，实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背叛。
从影视创作角度看，艺术确实需要虚构与创造，但当处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悲剧时，艺术虚构必须服务于历史真实的传达，而非相反。
《南京！南京！》的问题不在于它使用了虚构手法，而在于它的虚构扭曲了历史的本质。
当路川将镜头过多地对准这个‘良心发现’的日本士兵时，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屠杀本身的残酷性和系统性。
我记得影片中有这么一段。
当100名‘自愿’举手的中国妇女被‘安全’地送到日本兵‘慰安所’时，日本长官还很有‘人性’地宣布了很富有‘人性’的‘慰安所’‘管理规则’——不准鬼子兵随便强奸中国女人。
他宣布：每个士兵‘享用’女人都必须付钱！日、朝女人每个5块钱，中国女人每个2块钱，‘享用’时间每个人15分钟！
‘慰安所’成了‘正规’的妓院，中国妇女成了拿钱的‘妓女’！
在他的片子里，日本鬼子对无数中国妇女的‘强暴’被他表现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等价交换’！
路大导演，难道您真的没有看到这样的史料？——日本鬼子当年在南京时，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看见中国妇女都要象禽兽一样立即奸杀她们。
日本鬼子可不管你电影中的那些‘享用规则’，而且，这些成千上万的被奸杀的中国妇女包括七、八岁的女童和六、七十岁的老妇，还包括许多孕妇！
这样的叙事陷阱，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让我恶心。
我想说的是，《南京！南京！》选择以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作为叙事主线，这绝非一个简单的艺术选择，而是一种蕴含深刻政治隐忧的叙事策略。
这种视角本质上要求观众代入侵略者的立场去理解这场大屠杀。
我去你玛德！
我特别想尽量去了解路川的创作意图，尽可能理解他的艺术表达。
终于，我在他之前宣传时的采访中找到了。
路川曾直言不讳地表达他的创作意图：‘我们过去基本一直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这样的电影我们已经拍了60年了，但没有影响过世界，影响过世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的认同。继续把他们塑造成魔鬼于事无补。’
他甚至进一步表示：‘我觉得我们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让全世界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们选择一种能让外部世界接受的方式来讲述这个事件，选择让一个日本人去反思战争，让他被战争压垮。’
呵呵，这种表述无疑暴露了他的深层逻辑：为了所谓的‘国际接受度’，不惜牺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然而，这种叙事策略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认知的让步。
它暗示着：只有通过侵略者的眼睛，只有让侵略者自己‘反思’，这段历史才能被世界‘接受’。
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侮辱，也是对三十万遇难同胞的不敬。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确乎不能够理解。这就好像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永远无法理解日本军队当年何以那样虐杀中国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对中国人的塑造却相对碎片化和表面化。
除了少数抵抗场景外，中国人大多以沉默、被动、等待被屠杀的形象出现。
这种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不对等刻画，无形中构建了一种扭曲的权力关系——似乎只有通过侵略者的‘人性觉醒’，被侵略者才能获得救赎。
我去你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