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弄清楚“毕世龙科贸公司”和“华泰科贸公司”之间的关系，高凯和徐超调出了租用这两个信箱时的所有资料。他们仔细比对了这些资料，发现了一个关键的重合点：租用朝阳区信箱的人和租用海淀区信箱的人，曾经用手机有过短暂的通话。这个发现，让两人欣喜若狂。他们判断，这两个公司很可能是同一个犯罪团伙设立的，只要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一定能找到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
为了尽快引诱犯罪嫌疑人出现，高凯和徐超请求朝阳区分局的同行协助，联系到了租用信箱的邮局。他们让邮局工作人员以“有多个包裹和汇款单需要领取”为由，打电话通知“华泰科贸公司”的人来邮局取件。
电话接通后，对方是一个男声，听到有包裹和汇款单，立刻答应：“好的，我马上就过去。”高凯和徐超立即在邮局周围布下了埋伏，等待嫌疑人的出现。可他们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看到有人来取件。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却以“临时有急事”为由，推脱说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高凯和徐超再次在邮局周围布下埋伏，可嫌疑人还是没有出现。之后的几天里，嫌疑人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没有露面。高凯和徐超开始有些着急，他们担心嫌疑人已经察觉到了危险。
“会不会是我们的行动引起了他们的怀疑？”高凯问道。徐超摇了摇头：“应该不会。我们的安排很周密，邮局工作人员的语气也很自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试探我们，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耽搁了。”
就这样，高凯和徐超在邮局周围守了一个星期，嫌疑人始终没有露面。此时，已经是1月22号，距离农历春节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两人身上的经费也所剩无几，而且他们判断，犯罪团伙的成员很可能是外地人，为了回家过年，已经离开了北京。
无奈之下，高凯和徐超只能决定先回十堰，等春节过后再重新开展侦查工作。1月23号，两人登上了返回十堰的火车。可就在火车到达距离十堰仅剩十多公里的六里坪车站时，高凯的手机突然响了。电话是朝阳区某邮局的值班员打来的：“警察同志，你们等的那个人来了，正在取包裹和汇款单。”
听到这个消息，高凯和徐超瞬间傻了眼，肠子都悔青了。“我们怎么就这么着急回来了？再等一天就好了！”徐超懊恼地说。高凯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立刻给北京市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的副所长打电话，请求他们协助控制取件人。
火车到达十堰后，两人没有丝毫停留，立刻赶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听完后，当即决定让他们立刻返回北京。高凯和徐超来不及休息，就和中队长陈乾勇一起，登上了下午五点返回北京的火车。
第二天中午，高凯一行三人终于抵达北京，见到了那个取件人。让他们意外的是，取件人并不是他们要找的“李小红”或“孙国栋”，而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名叫小芳。小芳看到警察，显得很紧张，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情况。
小芳说，她是一名外地来北京的打工者，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几天前，她在餐馆门口看到一张招聘启事，上面写着“招聘兼职取件员，每天工作一小时，酬劳30元”。她觉得这份工作很轻松，就联系了招聘的人。对方告诉她，只要按时到指定的邮局取件，然后送到指定的地点交接就可以了，至于取的是什么东西，是谁寄来的，都不用她管。
小芳还说，她并不知道雇佣她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她只是想挣点外快，改善一下生活。高凯和徐超听完小芳的讲述，心里明白了。犯罪团伙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已经开始雇佣无关人员代为取件，以此规避风险。
他们让小芳联系雇佣她的人，说已经取到了包裹和汇款单，让对方派人来交接。可小芳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都没有接。高凯和徐超判断，对方可能已经产生了怀疑。他们知道，小芳手里的包裹和汇款单是吸引对方出现的唯一诱饵，对方就算有所怀疑，也很可能不会轻易放弃。
为了让对方相信小芳这里没有出问题，高凯和徐超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理由：让小芳告诉对方，自己在取件的路上不小心遭遇了车祸，手机被摔坏了，人也被送到了医院治疗，所以没有及时联系。小芳按照他们的安排，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
对方收到短信后，回复了一条短信，让小芳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联系。高凯和徐超知道，对方虽然没有完全相信，但也没有彻底放弃。他们决定，让小芳继续和对方保持联系，同时，他们三人则潜伏在小芳的出租屋里，等待对方出现。
小芳租住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唐家岭，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家四合院，院子里除了一户当地居民，其他的都是外地来北京的打工者。小芳的出租屋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简易沙发。高凯、徐超和陈乾勇三人，只能挤在那张狭小的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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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出租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小的电暖器。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怀疑，他们不敢出门，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馒头和咸菜。两天下来，三个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口腔发炎，眼睛也上了火。可他们没有丝毫抱怨，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在潜伏的日子里，高凯和徐超没有闲着，他们仔细研究了小芳取回来的信件。让他们震惊的是，仅从这些信件中，他们就理出了孙国栋、李小红、张军、杨占国、胡大伟等十几个假军官的名字。这个发现，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诈骗团伙的规模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被动等待不是办法，必须主动寻找新的突破口。就在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高凯突然想到了一个人——公安部刑侦局的何局长。何局长曾经到十堰检查指导过公安工作，对基层民警很关心，还特意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高凯犹豫了很久，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基层民警，直接联系公安部的领导，有些不妥。可现在案件侦破陷入了绝境，他只能试一试。
高凯没有直接给何局长打电话，而是先给何局长发了一条短信，简要说明了案件的情况和目前的困境，希望能得到何局长的帮助。让他没想到的是，短信发出去没多久，何局长就亲自回了电话。
何局长在电话里认真听取了高凯的汇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你们做得很好，这个案件影响恶劣，必须尽快侦破。你们放心，我会立刻安排人员协调，让北京市公安局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何局长的话，给了高凯和徐超极大的鼓舞。
挂断电话后，何局长立刻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安排技术力量协助侦破工作。在北京警方的大力配合下，侦查工作很快就有了新的进展。通过技术侦查，警方发现，“华泰科贸公司”的“孙国栋”，已经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湖北孝感。
“太好了！这个孙国栋是湖北人，回到了咱们湖北的地界，看他还往哪儿跑！”徐超兴奋地说。高凯也激动地说：“我们立刻赶往孝感，一定要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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