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愈演愈烈的政见分歧与观念碰撞，年逾古稀的太上皇陈远 并非不知。这位帝国的开创者，虽已退居西苑深处，不再每日临朝，但他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依然通过军机处 的每日简报、亲近老臣的定期奏对、乃至某些特许渠道传来的“民间声息”，密切注视着帝国的每一个动向。
他看到了儿子仁宗 的锐意进取，也看到了新生代官僚的活力与分歧，更看到了潜藏在这些争论之下的社会张力与思想激流。
陈远深知，自己已是风烛残年。
开国元勋凋零殆尽，自己便是连接那个血与火时代与眼前这繁华却也纷繁世界的最后桥梁。
他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乾纲独断，一言定鼎。
时代变了，面对铁路、电报、工厂、报馆、新学堂、乃至议会雏形，治理这个国家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节奏。
而这些，正是年富力强的仁宗和他的新生代班底所具备的。
继续事事亲为，不仅精力不济，更可能成为阻碍变革的“旧巨石”。
然而，完全放手，他也无法安心。
赵胜临终的嘱托言犹在耳，朝堂上关于“民权”、“革命”、“立宪”的激进言论时有所闻，边疆、外交、财政的难题依旧棘手。
他需要确保帝国航船在驶向未知深水区时，舵盘依然稳固，方向不至偏斜。
于是，在启明五十九年之后，陈远开始有步骤、有章法地实施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权力布局——渐进放权，扶上马送一程，同时为自己保留最终的“刹车”与“定盘”之权。
放权的具体步骤：
1 明确“皇帝裁夺，太上皇咨议”原则：陈远召见仁宗及军机大臣，明确宣示：“朕 年 事 已 高，精 力 不 济。
嗣 后 日 常 政 务，一 应 由 皇 帝 裁 决，军 机 处、内 阁 照 常 办 理。
非 涉 及 祖 宗 根 本 法 度、重 大 军 国 要 务，不 必 事 事 奏 闻。
朕 居 西 苑，可 作 为 咨 议，皇 帝 有 疑 难，可 随 时 前 来 商 议，朕 知 无 不 言。”
这实际上将日常行政权完全交给了仁宗。
2 调整军机处与顾问班子：陈远逐步减少了对自己直接负责的“内廷”参谋班子的使用，鼓励仁宗建立自己的决策信息网络和顾问团队。
同时，默许仁宗对军机处人员进行符合其施政思路的微调，逐步换上年富力强、更贴近新政的官员，但保留了少数德高望重、能够沟通新旧的老臣作为“稳定器”。
3 减少公开活动与表态：陈远深居简出，除了重大典礼（祭天、祭祖）和极少数接见（如重要藩属使节、功勋老臣），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对朝堂上的具体争议（如预算分配、人事任免、法律修订细节），通常不直接表态，避免自己的倾向影响决策或引发派系借其名目争斗。
4 通过“手谕”与“闲谈”施加影响：在涉及他认定的根本性问题（如军队忠诚、重大外交决策、对激进思想的管控底线、以及对皇室权威的维护）时，陈远会以“手谕”（私人信件）或召仁宗“闲话家常”的方式，委婉但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担忧。
这些意见，仁宗无不高度重视，通常会在决策中予以充分考虑，但陈远并不强行要求其照办，留有回旋余地。
仁宗的“监国”实践与应对：
获得更大施政空间的仁宗，面对父亲交托的重任和朝堂内外的复杂局面，展现出了日益成熟的统治艺术。
1 建立“御前会议”与“专题咨议”制度：为有效决策，仁宗定期召开由相关阁臣、部院尚书、专家（如格致院学者、海军将领、外交官）参加的“御前会议”，就特定重大议题（如海军五年规划、铁路干线建设、对外条约谈判）进行深入讨论，综合各方意见后裁决。对于技术性强的问题，则委托相关部院或组建“专题咨议小组”研究提出方案。
2 在分歧中寻求“最大公约数”：面对朝堂上的政见分歧，仁宗往往扮演“仲裁者”和“协调者”角色。他听取各方激烈辩论，但通常不急于支持某一方，而是要求双方完善方案、提供更扎实的依据，或提出折中方案。例如，在海军预算之争中，他最终批准了低于海军强烈要求、但高于户部最初预算的折中数额，并要求海军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在“民权”与“国权”的争论中，他推动设立了仅限于咨议功能的州县“咨议局”，既回应了扩大“民权”的呼声，又未触动行政权力核心。
3 坚定推进“稳健改革”议程：在父亲默许和自己权柄巩固的基础上，仁宗稳步推行其改革计划。他推动完善了《报律》实施细则；加大了格致院和实业教育的投入；批准了数条重要铁路干线的建设；支持海军继续订购和自建新式舰艇；尝试在少数省份进行“清理财政、整顿吏治”的试点。
！这些举措并未触及最敏感的政治体制核心，但切实推动了国家在实业、科技、国防、行政效率方面的进步。
4 谨慎处理思想与舆论：对报刊言论，在《报律》框架内，允许甚至鼓励对社会弊病、政策得失的建设性批评，但对公开鼓吹“革命”、“排陈”及攻击皇室根本的言论，则坚决依律处置，同时通过官方报刊加强政策解释和正面引导。
对学堂学潮，多以“劝导”、“训诫”为主，避免激化矛盾。
陈远渐放权，太子监国政。
陈远渐进、有保留的放权，与仁宗审慎、进取的施政，共同构成了“启明”盛世晚期权力平稳过渡的典范。
陈远以自己最后的权威，为儿子的统治铺平了道路，扫除了元老掣肘的障碍，同时也设定了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
仁宗则以实际政绩，逐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并试图在继承父亲开创的基业与应对新时代挑战之间找到平衡。
这套父子接力、新旧交融的统治模式，使得帝国在经历开国元勋集体凋零的阵痛时，保持了总体稳定，改革得以延续。
然而，太上皇的“最终裁决权”如同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仁宗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仍无法完全摆脱父亲意志的潜在影响。
而随着陈远生命的自然流逝，这把“剑”终将落下，帝国将进入一个完全由新生代主导、也必须独自面对所有内忧外患的崭新时代。
未来的航程，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将完全取决于仁宗和他的同代人们的智慧、勇气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