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初秋的晨雾还未散尽，陈默刚走进军统总部的档案库，就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
他回头，只见柳媚穿着一身浅灰色旗袍，手里抱着厚厚的文件夹，笑容明媚地走来：“哥，好巧！我奉命来整理上海卧底档案，没想到你也在。”
陈默心里了然——柳媚从上海回来不过三天，戴笠就派她来“协助整理档案”，分明是对自己仍有疑虑，让她借机试探。
他面上不动声色，笑着迎上去：“确实巧，我来取之前上海站的策反人员名单，戴老板要用来重建情报站。你刚从上海回来，一路辛苦，怎么不多歇几天？”
“歇什么呀，为党国效力，哪能怕辛苦。”
柳媚走近，故意将文件夹往他面前凑了凑，露出封面上的“绝密”字样。
“说起来，我在上海撤离时，还想起和你的那次偶遇呢。那天你在静安寺的茶馆，和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人是伪政府的秘书刘仲文，你当时是在策反他吧？”
她的语气看似随意，眼神却紧紧盯着陈默的脸，不肯放过一丝表情。
陈默端起桌上的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笑道：“你倒是眼尖。没错，那天是在和刘仲文谈策反的事，他手里有日军粮站的情报，对我们很重要。不过那次也险，差点被‘76号’的特务撞见，幸好你帮我引开了他们，说起来还得谢谢你。”
他顺势将话题引向柳媚，既承认了“策反刘仲文”的事实——这是戴笠已知的功绩，又巧妙提及“柳媚帮忙引开特务”，让她无法再追问细节，反而要顺着他的话回应。
柳媚果然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应该的，都是自己人。对了，哥，你在日伪情报署待了两年，松井对你那么信任，就没让你接触过日军的战略部署？比如他们下一步的进攻计划之类的。”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戴笠最关心的，就是陈默是否获取了日军高层情报；而柳媚的试探，也正是想从这里找出破绽。
陈默放下茶杯，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松井那人多疑得很，表面上信任我，实则处处提防。我虽然管物资调配，但涉及战略部署的文件，他从来不让我碰。有一次我想借整理档案的机会看看，还被他骂了一顿，说‘你只需管好经济，军事的事不用你操心’。”
他边说边拿起一份档案，翻开其中一页：“你看，这是我当时整理的物资清单，上面只有粮食、弹药的数量，连日军的驻地都没标注。松井对军事机密看得比什么都重，我能拿到粮站、仓库的情报，已经是极限了。”
柳媚凑过去看了一眼，档案上确实只有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物资名称，没有任何军事相关的内容。
她心里虽有疑虑，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能顺着他的话说道：“松井也太谨慎了，难怪你在上海那么难。对了，我还听说，你撤离前，曾和上海地下党的人接触过？是不是真的？”
这个问题更尖锐——军统最忌与中共人员往来，一旦坐实，哪怕陈默有功，也难逃审查。
陈默脸色微沉，语气严肃：“小媚，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在上海，只和军统同志联络，从未与地下党有过接触。想必是有人造谣，想借上海站覆灭的事栽赃我。戴老板信任我，才让我暂留重庆协助制定战略，你可不能听信谣言，坏了自己人的团结。”
他故意拔高语气，既表达了“被冤枉”的不满，又暗示柳媚“别被人当枪使”。
柳媚被他说得一愣，连忙解释：“哥，我不是怀疑你，就是听说了，随口问问。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就是怕你被有心人利用。”
陈默放缓语气，拿起另一份档案，递给柳媚，“对了，这份是上海其他卧底的档案，你整理的时候可以看看。比如代号‘麻雀’的同志，他潜伏在日军通讯室，获取了不少电报密码；还有代号‘飞雁’的，在伪政府宣传部，能提前知道日伪的宣传动向。他们可比我厉害多了，接触的情报层级也高。”
他刻意将柳媚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卧底，既展现了“自己不是唯一的功臣”，又让她有了“新的关注点”——整理档案时，她自然会去研究这些卧底的事迹，从而减少对自己的追问。
柳媚接过档案，果然来了兴趣：“‘麻雀’？我在上海时听说过他，没想到他的档案在这里。他真的破解了日军的电报密码？太厉害了！”
“可不是嘛。”
陈默笑着点头，“戴老板打算重建上海情报站后，让‘麻雀’继续留在通讯室，发挥更大的作用。你整理档案时，重点看看他的情报记录，对重建情报站很有帮助。”
两人边整理档案，边闲聊，陈默始终掌控着话题方向——每当柳媚试图追问他在日伪机关的细节，他就要么转移话题，要么引向其他卧底，要么用“戴老板信任”来堵她的话。
柳媚试探了好几次，都没能找到破绽，反而被他说得越来越相信“是自己多心了”。
临近中午，档案整理得差不多了。
柳媚合上文件夹，笑着说：“哥，今天谢谢你帮忙，不然我肯定整理不完。中午我请你吃饭吧？就当谢谢你。”
陈默心里一动——柳媚主动请客，说不定还有后招。
但他不能拒绝，拒绝反而显得心虚。他笑着点头：“好啊，不过得我请你。你刚从上海回来，一路辛苦，该我尽地主之谊。”
两人来到总部附近的小饭馆，选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
点菜时，柳媚状似无意地问道：“陈大哥，你在上海的时候，松井有没有给你安排过什么特殊任务？比如监视军统的同志，或者对付地下党？”
“怎么可能！”
陈默放下菜单，语气坚定，“我是军统的人，就算潜伏在日伪，也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国的事。松井倒是让我监视过几次‘可疑人员’，但我都借‘查无实据’搪塞过去了。有一次他让我去抓一个地下党，我提前给那人通风报信，让他跑了。这事我没敢告诉别人，怕戴老板说我擅自行动，但我问心无愧，不能让无辜的人被日伪抓去。”
他故意编造了“通风报信”的情节，既展现了自己的“忠诚”，又解释了“为何没完成日伪的任务”，让柳媚彻底放下戒心。
柳媚果然露出敬佩的表情：“哥，你太勇敢了！换成是我，肯定没你这么果断。戴老板没看错人，你确实是个好同志。”
饭菜上桌，两人边吃边聊，话题渐渐从工作转向生活。
柳媚说起在上海撤离时的惊险经历，陈默偶尔附和几句，心里却在盘算——柳媚的试探虽然暂时过关，但戴笠的疑虑未必会消除。以后她肯定还会找机会试探，自己必须更加小心，不能有丝毫松懈。
吃完饭，陈默送柳媚回总部。路上，柳媚突然说：“哥，以后整理档案，我可能还会麻烦你。你别嫌我烦啊。”
“不麻烦，都是自己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陈默笑着回应。
看着柳媚走进总部大楼，陈默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他知道，柳媚的监视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日子，他必须更加谨慎，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在戴笠的怀疑和柳媚的试探中，稳稳站住脚跟。
回到办公室，陈默立刻拿起电话，打给苏晴：“柳媚开始试探我了，借整理档案的名义，问了我不少在日伪机关的细节。我都应付过去了，但她肯定还会再来。你告诉老吴，最近尽量别联系我，万一被她撞见，就麻烦了。”
电话那头，苏晴的声音带着担忧：“我知道了，我会告诉老吴。你自己小心，柳媚刚从上海回来，对那边的情况很熟悉，别被她抓住把柄。”
“放心，我有分寸。”
陈默挂了电话，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山峦。他知道，这场试探与反试探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但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一定能应对过去，继续潜伏在军统总部，为组织传递更多的情报，直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