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3日，凌晨四点，黄海海域。
夜色中的海面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只有赵卫国的渔船划破水面时才会泛起白色的浪花。船舱里气氛凝重，所有人都保持着最高警惕。赵卫国的手里紧紧握着一台特制相机，里面装着三十六张照片——这些就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证据。
“还有八个小时就能到天津港。”船长压低声音说，“但这段路最危险。如果对方发现证据丢失，可能会在近海拦截。”
刘师傅坐在角落，耳朵上戴着特制的耳机。他的听力在海面上能扩展到十几公里外，此刻正监听周围的一切声音：海浪声、风声、远处船只的引擎声，还有更远处，某种规律的声呐信号。
“有情况。”他突然说，“东北方向，三十公里外，有两艘船正在接近。速度很快，不是商船，是快艇。”
赵卫国立刻警觉：“能判断身份吗？”
“引擎声音美制柴油机，可能是海岸警卫队或者伪装船只。”
所有人都明白了。对方果然没有放弃。凤凰计划在南海的基地被发现后，一定会全力追回证据。
“改变航线。”赵卫国果断下令，“不能直接回天津，太明显了。先去青岛附近的小渔港，从陆路回北京。”
渔船转向西行。但快艇的速度远高于渔船，距离在不断缩短。
二十五公里，二十公里，十五公里
“他们锁定了我们。”刘师傅的声音紧张，“声呐信号很明确，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周明看着海图，迅速计算：“前方二十公里有个小岛群，可以绕进去躲避。但那里礁石多，我们的船大，有搁浅风险。”
“总比被抓住好。”赵卫国说，“进岛群。”
渔船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驶向那片黑黢黢的岛影。海浪在这里变得复杂，暗流涌动，礁石时隐时现。船长凭着几十年经验小心驾驶，但船体还是几次擦到水下礁石，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快艇追到了十公里处，突然减慢了速度——他们也意识到岛群的危险，不敢贸然进入。
“他们停在外围了。”刘师傅报告，“在等天亮，或者等更大的船来包围我们。”
时间不多了。一旦天亮，渔船在岛群中就像瓮中之鳖。
“把证据打包。”赵卫国做出决定，“张医生、周明，你们两个水性好，带着证据游到那个小岛。”他指着海图上最近的一个岛屿，“岛上有渔民吗？”
“应该没有，太小了，但可能有临时避风的渔民棚子。”周明说。
“好。你们上岛藏好，等我们引开追兵后再联系救援。我和刘师傅、船长继续驾船，把他们引向相反方向。”
“不行，太危险了！”张医生反对，“你们会被抓的。”
“俺们是军人，早有准备。”赵卫国咧嘴一笑，“而且船上有无线电，可以呼叫解放军海军。只要坚持到天亮，咱们的军舰应该能到。”
没有时间争论了。张医生和周明用防水袋将相机和胶卷仔细包裹，又带上一些压缩食品和急救包。渔船在一个背风的礁石旁短暂停靠，两人悄无声息地滑入海中。
海水冰冷刺骨。张医生和周明奋力游向三百米外的小岛。黑暗中，他们只能看到岛的模糊轮廓，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十分钟后，两人终于爬上海滩，瘫倒在沙子上大口喘气。回头看，渔船已经重新起航，向着岛群深处驶去。远处的快艇果然跟了上去。
“希望他们安全。”周明低声说。
“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张医生挣扎着站起来，“追兵可能会登岛搜索。”
岛上确实有一个简陋的渔民棚子，是用木头和油布搭建的，里面有些干柴和破渔网。两人钻进去，将证具藏在柴堆
天渐渐亮了。海面上传来引擎声——不止两艘，至少有四五艘船在岛群间穿梭搜索。偶尔还有直升机的轰鸣声从头顶飞过。
“美国人动真格了。”周明透过油布的缝隙观察，“连直升机都出动了。”
“说明这些证据真的很重要。”张医生检查着防水袋里的相机，“我们必须保护好它。”
上午八点，远处突然传来炮声——不是炮弹爆炸，而是警告射击。接着是密集的枪声。
“交火了！”周明紧张地说。
但枪声很快停止。几分钟后，他们听到扩音器的声音，是中英文交替喊话：“中国渔船，立刻停船接受检查！这是国际海域的正常执法！”
然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赵卫国的声音，通过渔船上的扩音器回应：“这是中国领海！外国船只无权检查中国渔船！请立即离开！”
外交辞令的对峙。张医生松了口气，至少赵卫国他们还活着，还在周旋。
突然，一阵更响亮的引擎声从西边传来。张医生爬出棚子，用望远镜看向海面——是军舰！中国海军的巡逻舰！
“我们的船来了！”他激动地说。
三艘中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视野中，呈战斗队形驶向岛群。扩音器发出威严的声音：“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所有外国船只立即离开中国领海！重复，立即离开！”
局势瞬间逆转。美国快艇显然没有准备与中国海军正面冲突，开始缓慢后撤。但直升机还在上空盘旋。
这时，张医生的耳机里传来微弱的信号——是赵卫国通过加密频道发来的：“证据安全吗？”
“安全，在岛上。”
“好。海军会派小艇接你们。我们继续吸引注意力，你们趁机撤离。”
半小时后，一艘海军快艇悄悄靠近小岛。张医生和周明带着证据登上快艇，迅速驶离。当他们回头看时，渔船已经被中国军舰保护在中间，美国快艇正在远处观望，最终选择离开。
上午十一点，所有人在青岛军港会合。赵卫国的渔船有损伤，但没有人员伤亡。美国快艇在最后时刻试图撞击，被中国军舰逼退。
“他们很疯狂。”赵卫国对前来迎接的沈砚之说，“完全不顾外交后果，就是要抢回证据。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照片一旦公开，会让他们很麻烦。”
沈砚之看着完好无损的相机：“辛苦了。北京在等你们，专机已经准备好了。”
同日，下午三点，北京，银杏社基地。
隔离暗房里，陈树仁亲自冲洗胶卷。当第一张照片在显影液中逐渐显现时，他倒吸一口冷气。
照片是从远处用长焦镜头拍摄的，但依然清晰：一个南海岛屿上，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白色建筑，与周围的热带植被格格不入。建筑周围有围墙和岗哨，哨兵穿着便装，但携带美式装备。
第二张照片：码头上，一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正在从一艘货轮上卸货。货物是金属箱，上面有明显的生物危害标志。
第三张、第四张当看到第十二张照片时，陈树仁的手开始颤抖。
那是一张透过窗户拍摄的内部照片——一个实验室里，有十几个玻璃舱，每个舱里都有一个人。他们身上连接着各种管线，表情痛苦。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个人的手臂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金色的纹路——那是“零号”宿主的特征。
“这是活体实验。”陈树仁的声音沙哑。
苏曼卿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些照片，感到一阵恶心。虽然她通过网络已经感知到那里的情况，但亲眼看到照片，冲击力完全不同。
“还有更糟的。”赵卫国指着最后几张照片，“这些是我们用特殊相机拍的，能拍到能量流动。看这里——”
照片上，实验室中心有一个巨大的装置，发出强烈的能量信号。装置连接着所有玻璃舱，像是在抽取或输送什么。
“他们在用宿主做能源实验？”苏曼卿不敢相信。
“或者在研究如何增强或控制网络。”陈树仁分析，“这个装置可能是放大或调制‘零号’信号的。如果他们能控制网络，就能控制所有宿主。”
所有照片冲洗出来后，一共三十六张，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岛屿位置、建筑外观、武装人员、实验设备、受害宿主、能量装置。
“足够确凿了。”沈砚之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用这些证据。”
当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银杏社核心成员、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代表参加。
“证据很有力。”李维民展示照片，“但如果直接公开，会引发严重的外交危机，甚至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美国会否认，会反咬我们伪造证据，会加大在亚太的军事部署。”
“但不公开，这些受害者怎么办？”苏曼卿激动地说，“他们被关在玻璃舱里，可能正在遭受折磨。每拖延一天，就可能有人死亡。”
“我们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主持会议的胡组长说，“既要揭露罪行，施加压力，又要控制风险，防止冲突升级。我建议分三步走。”
他详细阐述了计划：
第一步，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出示部分证据，要求立即关闭南海基地，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宿主。给美国一个台阶下——如果他们配合，可以暂时不公开。
第二步，如果美国拒绝或拖延，则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证据，但要求闭门会议，给五大国协调空间。
第三步，如果前两步都失败，再考虑公开揭露，动员国际舆论。
“但这样需要时间。”苏曼卿说，“那些宿主等得起吗？”
“同时，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营救。”沈砚之说，“比如，通过宿主网络联系岛上的宿主，指导他们自救或提供内部信息。”
“太危险了。”陈树仁摇头，“对方有网络屏蔽和反制设备。苏曼卿同志上次探测已经差点被反追踪。如果再次尝试，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和能力。”
“那就用传统方式。”赵卫国站起来，“派一支特种小队，秘密登岛营救。俺愿意带队。”
“这是战争行为。”李维民反对，“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派遣军事人员进入争议海域岛屿，会被视为侵略。即使成功，也会引发严重后果。”
争论持续到深夜。最终达成妥协：同时进行多条线。
外交线由李维民负责，立即启动与美国的秘密交涉。
救援线由沈砚之和赵卫国制定方案，准备一支精干小队，随时待命，但只有在最必要时才会行动。
网络线由苏曼卿谨慎尝试，通过宿主网络向南海基地的受害者发送希望信息，增强他们的求生意志，但避免深入探测。
科学线由陈树仁分析证据中的技术细节，找出凤凰计划的具体研究方向和可能的弱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两点。苏曼卿回到房间，却毫无睡意。她打开窗户，秋夜的凉风拂面而来。
“还在想那些照片？”沈砚之走进来。
“嗯。”苏曼卿点头，“那些宿主的眼神空洞，绝望。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沈砚之握住她的手，“曼卿，记得1947年在北平，我们救那些被捕同志的时候吗？当时也是看似不可能，但我们还是制定了计划，还是成功了。”
“但这次不同。那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有自己的情报网和群众基础。这次是在千里之外的孤岛，有外军把守。”
“但原则一样：了解敌人，制定计划，果断行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沈砚之说，“而且我们现在有优势——我们有证据，有道义，有国际社会的潜在支持。”
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我只是害怕怕我们做得不够快，不够好，让那些人白白受苦。”
“尽人事，听天命。”沈砚之轻声说，“但我们要尽最大的人事。”
第二天，10月24日，外交行动启动。
李维民通过瑞士驻华使馆，向美国驻瑞士大使馆转交了一份非正式照会，附上了三张最不敏感但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岛屿上的建筑、码头的生物危害标志货箱、实验室外部轮廓。
照会的语气强硬但留有余地：中国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在南海进行违反日内瓦宣言的非法人体实验；要求美方在72小时内关闭基地，释放所有被拘禁者，交出责任人；否则中国将把此事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同时，中国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当面表达了严重关切。
美国的反应很快，但出乎意料地强硬。当天下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中国的指控“毫无根据”，照片“明显伪造”，南海设施是“人道主义医疗研究站”，用于“研究热带疾病，造福当地民众”。
“他们不认账。”李维民在紧急会议上说，“而且倒打一耙，说我们破坏国际科学合作，制造紧张局势。”
“预料之中。”胡组长表情平静，“所以我们需要第二步——向联合国提交证据。但不在安理会，而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那里有更多中小国家，更容易形成舆论压力。”
“但联合国大会没有强制力。”
“舆论压力有时比强制力更有用。”胡组长说，“特别是如果能把凤凰计划的细节公之于众，让美国民众和国际科学界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做什么，内部压力会迫使政府改变。”
计划调整：跳过闭门安理会，直接向联大第三委员会提交证据，同时通过媒体有选择地透露信息。
10月2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第三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某些国家违反《日内瓦宣言》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指控”，附上了更多照片，但隐去了具体坐标和受害者面部。
会场哗然。许多国家代表震惊，要求美国解释。美国代表坚称指控不实，但语气已没有之前强硬。
同日，《纽约时报》驻日内瓦记者收到匿名邮寄的材料——几张经过处理的照片和一份分析报告。记者经过核实后，在10月26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头条报道：“‘凤凰计划’的秘密岛屿：美国在南海进行人体实验？”
报道虽然谨慎，用了很多“据称”“可能”，但照片本身具有说服力。美国国内舆论开始发酵。
10月27日，更关键的一步：苏曼卿决定接受一家法国媒体的采访。
在银杏社基地的会议室里，面对法国《世界报》的资深记者，苏曼卿坦然承认自己是“零号”宿主，讲述了银杏社的成立和理念，最后提到了南海的受害者。
“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外交官，我只是一个与特殊现象共生的人。”她对着镜头说，“但我知道，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以践踏人的尊严为代价。那些被关在南海岛屿上的人，他们和你我一样，有家人，有梦想，有活下去的权利。无论他们有什么特殊能力，他们首先是人。”
采访通过卫星传回法国，在10月28日刊登，迅速被各国媒体转载。苏曼卿的形象——一个理性、坚强、充满同情心的宿主代表——打动了很多人。
国际舆论开始转向。科学界多名知名学者联名呼吁调查凤凰计划。人权组织要求进入南海设施检查。
压力之下，美国的态度开始松动。10月29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愿意就相关设施的情况进行说明”，但仍然否认进行非法实验。
但就在这时，网络线上有了突破性进展。
通过极其谨慎的探测，苏曼卿联系到了一个南海基地的宿主——不是被实验者，而是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人也是宿主，但被胁迫参与实验，内心充满矛盾和愧疚。
“他们叫我‘看守’，但我也是囚徒。”那个宿主在网络中传递信息，“我想救他们，但我不知道怎么做。这里守卫森严，有自动防御系统，有快艇巡逻，还有那个装置，它能放大网络信号，也能控制宿主的意识。”
苏曼卿问：“装置能关闭吗？”
“有紧急关闭程序，但需要三个人的指纹和密码同时验证。三个人都在岛上，几乎不离开。”
“岛上有多少受害者？”
“二十三个，都是近三个月抓来的。有中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都是东南亚地区的宿主。他们被编号，被实验，有的已经死了五个。”
这个信息让所有人愤怒。五个生命已经消逝。
“我们需要具体信息：建筑结构、守卫换班时间、防御系统弱点、那三个人的活动规律。”
“我尽量但很危险。如果被察觉，我也会被关进玻璃舱。”
“我们会尽快救你们出来。坚持住。”
结束联络后，苏曼卿立即将信息转给沈砚之。有了内部信息，营救计划可以具体化了。
10月30日，营救方案最终确定：一支十二人的特种小队，乘坐改装渔船接近岛屿，在夜间从背风面悬崖攀爬上去，内部宿主作为内应关闭部分防御系统，快速突入实验室救人，然后乘船撤离。
同时，中国海军在附近海域进行“例行演习”，提供威慑和必要时支援。
风险极高，但别无选择——外交谈判陷入僵局，舆论施压需要时间，而受害者每时每刻都在危险中。
“我去。”赵卫国再次请战。
“这次我去。”沈砚之说，“我懂英语，懂情报工作，如果遇到意外情况，能更好应对。而且，我和曼卿有网络连接，行动中可以保持沟通。”
“不行！”苏曼卿反对，“你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而且你是银杏社的指导员，不能冒险。”
“正因为我是指导员，更应该去。”沈砚之看着她，“曼卿，记得1949年吗？你去执行危险任务，我在外面等待。那种感觉比自己去更煎熬。这次让我去，你在后方支援，通过网络引导我们。”
争论没有结果。最终决定：沈砚之带队，赵卫国为副，十名特种队员，另有两名银杏社成员——周明（空间感知）和刘师傅（听力）随行。
出发时间定在11月2日，月黑之夜。
出发前的晚上，苏曼卿和沈砚之在院子里散步。银杏叶已经金黄，在月光下像无数小小的灯笼。
“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苏曼卿的声音哽咽。
“我答应你。”沈砚之握住她的手，“而且这次，我有信心。我们有证据，有道义，有内部接应，有周密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须救人的信念。”
“信念能挡子弹吗？”
“信念能让人在绝境中坚持，能让人做出正确选择，能让人不迷失方向。”沈砚之微笑，“这是你教我的，曼卿。在重庆，在上海，在北平，是你的信念影响了我，让我从一个单纯的潜伏者变成了有信仰的革命者。”
苏曼卿的眼泪流下来。他们经历了太多分离，太多危险，但每次都能重逢。这次，她相信也会一样。
月光下，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棵并肩的银杏树，根在地下相连，叶在空中相触。
远方的南海，那个秘密岛屿上，二十三个宿主在黑暗中等待，不知道希望正在靠近。
而银杏社的同志们，在北京的基地里，也在等待。他们点亮了所有的灯，像在夜海中指引归航的灯塔。
证据的重量，不仅是照片和胶卷，更是生命的重量，正义的重量，人类良知的重量。
这个重量，现在压在一群勇敢的人肩上，他们即将出发，去执行一场可能改变一切的营救。
夜还很长，但黎明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