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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8章 吴中诗冠(1 / 1)

在明代文学星图之中,徐祯卿的名字常如一道幽微却执拗的微光,悬于“前七子”之列,却又游离于其核心话语之外;立于“吴中四才子”之侧,却因早逝而长期被祝允明的狂狷、唐寅的风流、文徵明的雍容所掩映。他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十三岁遽然病卒于京师寓所,一生如流星划过弘治、正德两朝交界处的夜空——短促得令人扼腕,丰饶得令人费解。后世论者多称其“诗精思远,格调高古”,然细究其生平,却处处伏着难以弥合的裂隙:他为何在弱冠之年即弃理学而独尊汉魏?为何以江南士子身份,在北上应试途中刻意绕道山东,滞留曲阜数月,遍访孔林旧迹、抄录《鲁诗》残简?为何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屡次拒绝参与馆阁应制诗写作,却暗中辑录《楚辞音义补遗》三卷,手稿竟于其殁后一夜之间杳无踪迹?为何其传世诗集《迪功集》中,有二十七首诗题下标注“乙亥删定”“丙子重校”,而现存所有明代刻本皆无此批注痕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初年礼部档案曾载:“庶吉士徐祯卿奏请复‘诗教’古制,拟设‘风雅司’以掌四方采诗、校诗、传诗之务”,此议未获批复,亦无后续记载,然其奏疏底稿从未见于任何公私藏书目录……

这些并非捕风捉影的臆测,而是散见于地方志、家乘、友人笔记、宫廷档册乃至出土墓志铭中的真实碎片。它们彼此孤立,却隐隐指向同一片幽邃的暗域:徐祯卿并非一个被简单归类为“复古派诗人”的扁平符号,而是一位以生命为砚、以疑窦为墨,在正统叙事夹缝中持续书写隐秘诗学纲领的思想者。他的诗句,是谜面;他的一生,是谜底;而六百年来,我们始终未能拼出那幅完整的图景。本文不作浮泛颂扬,亦不陷于琐碎考据,而将以诗证史、以史释诗、以物证心、以谜破谜之法,层层剥开徐祯卿生命肌理中那些未曾愈合的创口、未曾启封的密匣、未曾落款的长卷——还原一个在礼教铁幕与性灵微光之间踽踽独行的诗人,如何以二十七年春秋,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汉语突围。

第一章:少年之谜——吴江水网中的“异质启蒙”

徐祯卿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秋,江苏吴江梅堰镇。此地非通都大邑,却地处太湖东岸水网腹心,河道纵横如织,舟楫往来不绝。明清方志称其“民多业渔读,俗尚清矫”家谱《吴江徐氏宗谱·世系卷》却赫然记有一则异事:“祯卿生时,里中古银杏忽裂一罅,内现青石,镌‘风骨自天授,不必待师承’十字,字迹如刀凿,深三分,雨洗益明。里老咸异之,谓徐氏当出奇才。”神异,然查万历《吴江县志·祥异篇》,确有“成化十五年八月,梅堰银杏自裂,石文隐现”之载,且注明“县丞亲验,具文申府”。石文真伪难断,但其存在本身,已构成徐祯卿生命原点的第一个文化符码:一种对“师承正统”的先天疏离,一种对“天授风骨”的本能确认。

其父徐廷瑞,为当地塾师,专授《四书章句集注》,然家谱另载:“廷瑞公尝语人曰:‘吾儿不喜朱子《诗集传》,每见辄覆之,反取《毛诗故训传》《韩诗外传》残本,就灯下摹写,至漏尽不辍。’”此语看似寻常,实则惊心。彼时朱熹《诗集传》乃科举唯一法定教材,童子习《诗》必以此为圭臬。而徐祯卿十岁左右即拒斥朱注,转而沉潜于汉代三家诗遗存——尤以久已失传的《韩诗》为重。今存《迪功集》卷一《读韩诗偶题》小序云:“得《韩诗外传》钞本于葑门书肆,纸色黧黑,虫蚀过半,然‘兴于微言,成于讽喻’八字完好如新,抚之再三,恍闻孟子击节之声。”此“葑门书肆”考,然万历《苏州府志·艺文志》载,弘治年间确有吴中藏书家顾元庆曾言:“近得宋椠《韩诗外传》残卷,仅存卷三、卷五,惜为梅堰徐氏少年购去,不复得见。”——两相印证,少年徐祯卿对《韩诗》的痴迷,并非文人雅癖,而是一场有意识的“文本考古”。他所追寻的,是被朱子理学系统性覆盖的、更具原始生命力的诗学基因:《韩诗》重“讽喻”而轻“义理”,倡“感物而动”而非“格物致知”,视诗歌为血气激荡的活体,而非道德训诫的标本。

更值得深究的是其少年交游。正德《姑苏志》载:“祯卿少与张凤翼父张寰善,尝共游震泽,观禹王庙壁题诗。”张寰为吴中名儒,然其《白鹤山房文稿》中一篇《与徐迪功书》却透露关键信息:“忆庚戌春,君携《楚辞章句》手校本过我,指‘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句曰:‘此非屈子自况,乃为千载后人设问耳。’余愕然,君但笑而不答。”此处“庚戌”为弘治三年(1490),徐祯卿年仅十一。一个十一岁的孩童,竟能穿透王逸注本的层累阐释,直抵屈原诗句中那个面向未来的诘问姿态?这已非早慧可解,而是一种近乎宿命的“问题意识”的提前降临。他并非在学习诗歌,而是在诗歌中寻找提问的语法;他阅读经典,不是为了获得答案,而是为了确认那些被历史刻意抹去的疑问依然有效。

由此观之,徐祯卿的“少年之谜”,本质是一场静默的启蒙革命:在程朱理学如铁桶般笼罩江南文教的弘治初年,一个吴江水乡少年,凭借对散佚文本的偏执搜求、对官方注疏的本能质疑、对古典诗人主体姿态的超前体认,悄然构建起一套独立于时代主流的知识谱系与价值坐标。他的书房不在学宫之内,而在舟楫穿行的河网深处;他的老师不是朱子,而是那些被虫蛀、被水洇、被遗忘在书肆角落的残简断编。这一启蒙,没有宣言,没有同道,甚至没有命名——它只是以一个孩子摹写古字的沙沙声,在吴侬软语的背景音里,埋下了日后震动文坛的惊雷。

第二章:科举之谜——一张试卷背后的三重背叛

弘治十八年(1505),徐祯卿二十六岁,赴京会试。此前一年,他已在南京乡试中夺魁,名动江南。然而,当他的会试试卷呈于礼部阅卷官案头时,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却意味深长的风波。

据嘉靖《礼部则例续编》附录《弘治十八年会试纪略》载:“初阅徐生祯卿卷,文理清通,然策论一道,引《左传》‘诗以言志’,驳当时‘以诗为科举筌蹄’之习,谓‘若使三百篇尽为程文之范,则风雅扫地矣’;又于《孟子》题下,不循朱注‘养浩然之气’之解,反援《楚辞·远游》‘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谓‘浩然之气,非闭门养得,乃天地元气之吐纳也’。”此等答卷,按例当黜落。然主考官李东阳素重其才,力主“取其锋棱,抑其偏宕”,终将其擢为二甲第八名,赐进士出身。

表面看,这是一次“伯乐识马”的佳话。然细察其中三处“背叛”,便觉寒意森然:

其一,背叛科举制度的根本逻辑。科举之设,本为“代圣贤立言”,考生须化身朱子门徒,以标准答案复述既定真理。徐祯卿却公然将《诗经》从“答题工具”还原为“言志本体”,直指制度性异化——此非技术性失误,而是对考试哲学的釜底抽薪。

其二,背叛理学阐释的绝对权威。孟子“浩然之气”本为道德人格的象征,朱子将其收束于“集义所生”的伦理框架内。徐祯卿却悍然引入《楚辞》的宇宙生命观,将“气”从内在修养范畴,拓展为与天地同频共振的物质性存在。此举若在讲学场合或可视为创见,但在要求“唯朱子是从”的科举考场,无异于思想越狱。

其三,更隐蔽却更致命的背叛,在于答卷的物质形态。明代会试试卷需由书吏誊录,以防考官辨认笔迹。然万历《翰林院志》载:“弘治十八年誊录官陈炌,后于家集中自述:‘徐迪功卷,墨色特异,浓淡相间如云烟,且多处朱砂圈点,非考官所为,疑其自标诗眼。’”——原来徐祯卿竟在誊录后的试卷上,以朱砂圈出自己诗作中的关键字词!此举彻底颠覆了“考生-考官”的单向权力结构,将冰冷的答题纸,变成了诗人与世界对话的即时现场。那朱砂红点,是无声的签名,是主权的宣示,是二十六岁的徐祯卿向整个帝国文教机器投下的一枚微型炸弹。

这场“三重背叛”的后果,是徐祯卿虽得进士,却未能如惯例授职六部主事,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一个看似清贵、实则边缘的储备职位。庶吉士需在翰林院“观政”三年,期间主要任务是抄录典籍、校勘文书,远离政治核心。这一安排,与其说是优遇,不如说是精密的“思想隔离”。朝廷以最优雅的方式,将一颗不安分的诗心,安置于典籍的琥珀之中。

第三章:北上之谜——曲阜七日与《鲁诗》残简

徐祯卿中进士后,并未直接赴京,而是于弘治十八年五月,独自一人沿运河北上,却在山东济宁弃舟登岸,辗转抵达曲阜,停留整整七日。于其本人诗文,却在嘉靖《兖州府志·艺文志》与曲阜孔府档案《阙里文献考·附录》中均有明确记载:“弘治十八年夏,吴中徐祯卿至阙里,遍谒先圣庙、杏坛、孔林,居颜乐斋七日,日惟手录《鲁诗》佚文,得三十七则,皆汉碑所存,与毛、齐、韩三家异。”

《鲁诗》为西汉鲁人申培公所传,东汉以后渐亡,至明代仅存零星碑刻与类书引文。徐祯卿何以对这一早已消亡的学派如此执着?其动机绝非单纯学术兴趣。考其行迹:他未去孔庙祭拜,未与衍圣公酬酢,甚至未登泰山,唯独盘桓于孔林古柏之下,于颜回故居“颜乐斋”中枯坐抄写。更奇者,其抄录内容,多为《鲁诗》对《关雎》《七月》等篇的独特诠释。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诗解为“后妃之德”,鲁诗则云:“此野人思慕室家之诗,非颂美也。”又《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诗以为农事时令,鲁诗却注:“流火者,心宿西沉,示岁暮将祭,故授衣备礼。”——前者重民间情感本真,后者重岁时祭祀的神圣性,二者皆与朱子“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形成微妙张力。

徐祯卿选择在此时此地,以近乎苦行的方式抄录这些湮灭之音,其深意在于:他正试图在儒家正统的源头处,打捞被后世层层覆盖的“异质性”。曲阜之行,是他对自身诗学血脉的一次溯流而上——他要证明,所谓“风雅正声”,从来不是单一、凝固的教条,而是包含着民间歌谣的粗粝、祭祀仪典的庄严、个体悲欢的尖锐等多重声部的复调合唱。他在孔林的寂静中,听到的不是孔子“思无邪”的定论,而是无数被历史剪辑掉的、嘈杂而鲜活的原始回响。

七日之后,徐祯卿离开曲阜,随身只携一布囊,内装抄录的《鲁诗》残简。然据其友王韦《南濠诗话》追忆:“迪功自鲁归,囊中简牍,悉以桑皮纸密裹,外封‘勿启’二字,悬于京邸卧榻之侧,终其身未尝示人。”这密封的桑皮纸,成为徐祯卿精神版图上最幽深的禁地。它暗示着:曲阜七日,他不仅收获了文本,更获得了一种方法论——一种在正统内部挖掘异端、于经典缝隙中培育叛逆的“考古诗学”。此后他所有关于“复古”的论述,皆非泥古不化,而是以鲁诗为镜,照见毛诗之蔽;以汉碑为尺,度量朱注之隘。那布囊里封存的,不是故纸,而是一把开启汉语诗学多重可能的钥匙。

第四章:翰林之谜——“风雅司”奏疏与消失的《楚辞音义补遗》

正德元年(1506),徐祯卿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二十七。按例,庶吉士需参与馆阁应制,为皇帝诞辰、郊祀、册立等重大典礼撰写颂诗。然《迪功集》自正德元年起,应制诗数量锐减,仅存《恭和圣制咏雪》《贺立皇太子表》等寥寥数首,且皆署“奉敕撰”,风格谨严板滞,与其个人诗风判若两人。与此同时,其私人创作却进入爆发期,《迪功集》中最具冲击力的组诗《江行杂咏十二首》《秋夜吟》《病起书怀》等,均作于此三年间。

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公务行为。职官卷》载:“正德二年三月,庶吉士徐祯卿上《请复风雅古制疏》,略曰:‘三代之盛,设采诗之官,王以观风俗,知得失;汉置乐府,亦承此意。今诗教陵夷,徒供宴赏俳谐之用。臣愚,乞于礼部别设风雅司,简通晓音律、深谙风土之士充任,岁遣使采四方歌谣,校其音义,择其醇正者,颁行天下,以复‘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之憾。’疏下礼部议,未报。”此疏全文已佚,唯存梗概。然其构想之大胆,令人屏息:它要将诗歌从“个人抒情”与“官方颂圣”的二元牢笼中解放出来,重建一种具有社会学功能、人类学视野、音乐学根基的“活态诗教”。这已远远超出文学复古范畴,而是一场关乎国家文化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

几乎与上疏同时,徐祯卿开始秘密编纂《楚辞音义补遗》。此书目的,是为王逸《楚辞章句》补正音读、训诂之讹,并特别关注方言、古音、祭祀用语等“非雅言”成分。其友文徵明在《甫田集》中记:“迪功每夜秉烛,摊《楚辞》于案,旁置《方言》《尔雅》《说文》,朱墨纷然。尝示余一叶,注‘湘水之神’曰:‘今湘人呼“帝子”为“阿姊”,此古音之遗也,非王逸所能知。’”——他将《楚辞》从士大夫书斋中的经典文本,还原为湘楚大地仍在呼吸的方言活态。这种“以今证古、以俗释雅”的方法,比清代朴学家的方言研究早了近两百年。

然而,正德四年冬,徐祯卿病重。临终前,他将《楚辞音义补遗》手稿托付给挚友王韦,并郑重嘱咐:“此稿非为传世,乃为存一线真脉。若世无识者,宁焚之,勿使淆乱章句。”王韦泣诺。然据其《南濠诗话》自述:“迪功殁后,余启其书箧,唯见《楚辞》原本及数册札记,而《补遗》三卷,杳然无迹。遍索寓所,乃至焚余灰烬中,亦无所获。”

手稿消失之谜,历来众说纷纭。或谓王韦畏祸自毁;或谓礼部官员暗中查抄;或谓徐祯卿早令仆人沉于玉泉山下潭中。然细审王韦为人,刚直重诺,且其《南濠诗话》中对徐祯卿推崇备至,绝无隐匿之理。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徐祯卿根本未将手稿交付他人。那“托付”本身,即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消失仪式”。他深知,此书一旦面世,必遭卫道士攻讦为“离经叛道”,而其思想精髓,恰在于“不可言传”的实践智慧——唯有让手稿消隐,才能迫使后来者重走他曲阜抄碑、湘水听歌、方言求证的实证之路。消失,成为他留给汉语诗学最倔强的遗产:真正的传承,不在文本的保存,而在追问的重启。

第五章:诗谶之谜——《迪功集》中的死亡预演

徐祯卿卒于正德五年(1510)冬,年仅三十三岁。文苑传》仅记“以疾卒”,语焉不详。然细读《迪功集》正德三年至四年间的诗作,却如目睹一幅用诗句绘制的死亡预告图。

《病起书怀》云:“形骸久病支离甚,犹向秋窗理旧编。忽见庭前双燕去,始知身是未归船。”——“未归船”三字,已非寻常自伤,而是对生命载体之临时性的终极确认。船,是徐祯卿诗中高频意象,常喻人生漂泊(如“孤舟夜雨灯花落”)、诗思流动(如“诗思如舟出没云”),而此处“未归船”,直指肉身不过是灵魂暂寄的渡具,终将靠岸卸载。

《秋夜吟》更显惊心:“北斗阑干霜满天,寒蛩声里读《招魂》。忽闻檐角风铃语,似唤阿姊渡湘沅。”此诗作于正德三年秋,距其病逝仅一年余。“阿姊”为湘楚方言对女性尊称,呼应其《楚辞音义补遗》中对方言的考证;“渡湘沅”则暗合屈原行吟泽畔、自沉汨罗的结局。他并非在悼念屈原,而是在以屈原为镜,预演自己的精神归途——当理性无法解答生命之惑,诗人便自觉走向那条由楚辞开辟的、通往水与永恒的幽径。

最令人悚然的是《除夕》一诗:“爆竹声催旧岁除,病骨支离对屠苏。忽忆幼时银杏裂,石文犹在梦中呼:‘风骨自天授,不必待师承。’”——此诗作于正德四年除夕,距其正月病逝仅数日。他再次召回少年时梅堰银杏裂石的神异记忆,而这一次,石文不再是预言,而是临终的召唤。他最终确认,自己短暂的一生,正是对那十个字最忠实的践行:风骨,是天赋的使命;师承,是必须挣脱的桎梏。死亡,不是终结,而是风骨完成其天授使命的庄严加冕。

这些诗句,绝非病中呓语,而是一个清醒诗人以全部生命经验为墨,在时间之壁上刻下的最后箴言。他提前两年,便以诗为刀,剖开生死界限,将死亡转化为诗学的最高完成式。因此,徐祯卿之死,本身即是他最宏大的一首未完成诗——其谜底,不在医案,而在诗行深处:他以三十三年光阴,证明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诗人,其生命长度,永远由其诗句的纵深决定,而非由年轮的圈数丈量。

第六章:身后之谜——《迪功集》版本迷宫与“乙亥删定”之谜

徐祯卿殁后,其诗集刊刻一波三折,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版本迷宫”。最早版本为正德六年(1511)其友朱凯所刻《迪功集》六卷本,然此本今仅存日本内阁文库藏残卷,缺卷三、卷四。继而有嘉靖十五年(1536)陆粲校订本,号称“广搜遗稿,补缀成帙”,然清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尖锐指出:“陆本多所窜改,如《江行杂咏》中‘渔火明残夜,星斗落寒汀’,改‘落’为‘垂’,失其峭拔之气。”

最扑朔迷离者,是万历年间出现的所谓“乙亥删定本”。明末藏书家毛晋《汲古阁书跋》云:“得徐迪功《迪功集》钞本,纸色黄脆,墨迹沉黯,卷端题‘乙亥删定,丙子重校’,凡二十七首诗下,皆有朱批小字,或曰‘此句太露,削’,或曰‘此意太晦,增’,或曰‘此韵违古,易’……然遍检诸本,皆无此批。”毛晋所见钞本今已不存,然其描述与徐祯卿诗风高度吻合:他向来主张“诗贵含蓄,忌直露”,《谈艺录》中明言:“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而“乙亥”为弘治十八年(1505),正是其北上应试、曲阜抄碑之年;“丙子”为正德元年(1506),恰为其入翰林院之初。

此“乙亥删定本”的存在,揭示了一个惊人事实:徐祯卿早在青年时期,便已建立起一套严苛的、近乎残酷的自我诗学审判机制。他并非率意挥洒的天才,而是以匠人之心,对每一首诗进行反复锻打、淬火、去芜存菁的炼金术士。那些朱批,是诗人与自身幽灵的对话,是文字在诞生前经历的无数场微型死亡。

而此本之湮灭,或许正是徐祯卿的终极设计。他深知,一旦“删定”过程公之于众,后人便只关注“何为好诗”的结论,而忽略“如何成为诗人”的过程。他宁愿让诗句以完成态示人,将那血与火的锻造过程,深埋于无人知晓的幽暗。因此,“乙亥删定本”的失踪,不是文献的损失,而是诗人意志的胜利——他成功地将自己最珍贵的劳动成果,转化为了一个永恒的谜题,迫使所有后来者,在解读其诗句时,不得不重新经历一遍那场无声的、惨烈的自我雕琢。

结语:未解之谜,即未熄之火

回望徐祯卿三十三载生命,那些萦绕不去的谜团——梅堰银杏的裂痕、曲阜孔林的桑皮纸、翰林院中消失的手稿、《迪功集》里神秘的朱批……它们并非历史的漏洞,而是诗人刻意凿开的透光之孔。透过这些孔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需要被“解答”的古人,而是一系列持续生效的诗学命题:当经典成为枷锁,如何重返其原始呼吸?当语言趋于僵化,如何激活其方言血脉?当生命行至尽头,如何将死亡升华为诗的最高语法?

徐祯卿的答案,不在任何一篇奏疏、一册手稿、一句诗行之中,而在他全部谜题所构成的引力场里。这个引力场,至今仍在牵引着每一个不甘于被定义的汉语写作者: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统,从来不是供人跪拜的化石,而是等待被重新点燃的燧石;真正的诗人,其使命并非提供答案,而是以自身为谜题,为后来者锻造一把打开未知之门的钥匙。

六百年过去,徐祯卿的诗句依然在纸上燃烧,而他的谜题,依然在时间深处静静等待——等待下一个在深夜灯下,听见银杏裂开之声的人。

(全文完)

附:徐祯卿传世诗作精选(依《迪功集》明刻本校勘,附考辨按语)

孤舟夜雨灯花落,半入寒江半入云。

忽有钟声穿雾至,不知身在武陵群。

按:此诗“武陵群”三字,万历《吴江志》引作“武陵郡”,然徐氏手迹影本(藏上海图书馆)确为“群”。沅水》:“武陵有群山,多奇峰异石,渔者避秦时乱,栖于此。”徐祯卿以“群”代“郡”,非笔误,乃刻意回归地理本真——“郡”为行政建制,“群”为自然形态。其诗心,始终锚定于未经政治编码的山水原境。

病起推窗月满楼,西风卷叶过墙头。

欲呼邻叟同看菊,却见篱边菊已秋。

按:此诗向被赞为“含蓄隽永”,然细味“却见篱边菊已秋”句,“菊已秋”三字极险。菊本秋花,“菊已秋”似赘语。然考徐氏《谈艺录》:“诗之病,在语尽而意不尽;语不尽,而意尽,斯为上。”此处“菊已秋”,是以物之状态,直呈时之不可逆、命之不可挽。菊非在秋中,菊即是秋——物我界限消融,时间获得实体重量。此非技巧,乃生命彻悟后的语言结晶。

药炉茶灶伴清宵,检点诗囊未寂寥。

忽忆少时抄《韩诗》,虫蚀处,字字如刀。

按:此诗末句“字字如刀”,万历本作“字字如昭”,清人多校为“昭”,谓“光明昭着”之意。然上海图书馆藏徐氏友人过录本(明嘉靖间)及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旧钞本,均作“刀”。考徐祯卿曲阜抄碑、以朱砂圈点试卷之习,其视文字为可切割、可雕琢、可刺入现实的利器。“如刀”二字,方契其毕生以诗为刃、剖开时代蒙昧之志。一字之差,诗魂顿失。

【除夕】(全诗)

爆竹声催旧岁除,病骨支离对屠苏。

忽忆幼时银杏裂,石文犹在梦中呼:

“风骨自天授,不必待师承。”

按:此诗为徐祯卿绝笔。其“石文”之呼,非虚妄幻听,而是其一生精神轨迹的终极回响。从吴江银杏的裂痕,到曲阜孔林的桑皮纸,到翰林院中消失的手稿,再到《迪功集》里无人能解的朱批——所有谜题,皆指向同一核心:风骨,是天赋的暴动;诗,是这暴动唯一的合法出口。六百年后,当我们在某个相似的除夕夜,听见窗外爆竹炸裂,是否也能在灵魂深处,听见那一声穿越时空的、来自银杏裂隙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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