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的普林斯顿，黄昏来得格外早。高等研究院那间承载了四天沉重与辉煌的研讨室，此刻人去室空，只剩下窗外渗入的、斜长的、金红色的余晖，如同稀释的血色，静静地涂抹在光洁的桌面上、空荡的椅背上，以及那块写满了历史性公式、此刻已被仔细擦拭过但痕迹犹存的巨大黑板上。
第四届黎曼讨论会，这场在世界大战炮火轰鸣中、于流亡之地强行召开的数学圣会，已然落幕。没有盛大的闭幕晚宴，没有依依不舍的道别寒暄。会议在外尔那番石破天惊的“新时代宣言”后，便以一种近乎仪式般的、极度浓缩的方式宣告结束。与会者们在长时间的静默后，相继默默起身，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不忍惊扰这间屋子里刚刚凝聚又即将离散的、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几位年轻的助手是最后离开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收拾着散落的草稿纸，擦拭着黑板，动作轻柔，带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对他们而言，过去这几天，不是普通的学术交流，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他们亲眼见证了历史，亲耳聆听了宣告新时代的钟声。西格尔的算子灵魂、外尔与嘉当的流形法完成、塞尔伯格那决定性的“正比例”突破……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名词，而是由开创者本人在他们面前，用最鲜活的思想演绎出的壮丽史诗。他们年轻的心中，充满了巨大的震撼、无限的敬仰，以及一种被点燃的、接过火炬的强烈渴望。当他们轻轻带上研讨室的门时，都知道，他们带走的不只是笔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学术遗嘱。
夕阳已经完全沉下，天际只留下一抹凄艳的紫红。房间内迅速被暮色笼罩，只有远处走廊的灯光透进来一点微光。外尔终于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一直低垂的厚重窗帘。窗外，普林斯顿的秋夜宁静而深邃，繁星开始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上闪烁。这与欧洲大陆此刻可能正在经历的、被探照灯和炮火撕裂的夜空，形成了残酷而鲜明的对比。
一种巨大的、混杂着成就、失落、希望与不确定性的浪潮，此刻才真正席卷了外尔。会议的成功，成果的辉煌，宣言的铿锵，所有这些在紧张议程中被压抑的情感，此刻在寂静中彻底释放。他成功了，他们成功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们不仅守护了黎曼讨论会的传统，更以实实在在的、划时代的成果，将其推向了新的高度。艾莎学派的火种，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异乡的土地上，燃烧得更加炽热、更加纯净。
然而，归途在何方？
这个念头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他温暖的心绪。哥廷根，那座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城市，那座数学的圣城，如今已沦为何种光景？昔日的同事、学生，他们是否安好？图书馆那些珍贵的手稿是否得以保全？学术自由的精神是否还在那片土地上挣扎？……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是沉甸甸的、令人心悸的悬念。
普林斯顿，成为了新的火种保存地。遇，有相对的自由，有像冯·诺依曼、爱因斯坦这样杰出的同行。但这里也是流亡之地，是不得已的栖身之所。数学的根，文化的根，情感的根，很大一部分，还深植于那片正在饱受蹂躏的欧洲大陆。
但外尔迅速将这种个人的感伤与不确定压了下去。他的目光变得再次坚定。他回想起西格尔离开时那孤独却坚定的背影，回想起库朗眼中那份担当，回想起年轻助手们脸上那种被点燃的光芒。
火种，已经完成了转移。
艾莎学派的核心，其最精华的部分，其最富创造力的灵魂——外尔本人的宏大视野，西格尔的无双锐利，以及虽未到场但其工作已被纳入学派谱系的塞尔伯格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功地移植到了这片新的土壤上。这个学派，不再依赖于哥廷根那栋具体的建筑，而是存在于他们这些人的头脑之中，存在于他们所开创的流形法、算子理论、精密筛法这一套强大的、革命性的方法论体系之中。
这个学派，在黎曼父女的思想启蒙下，经希尔伯特之手奠基，于战火纷飞中，在外尔、西格尔、塞尔伯格这一代人的手中，非但没有萎缩消亡，反而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主动的蜕变与升华。它从依赖地理优势和历史遗产的“哥廷根学派”，真正成长为了一个以深刻数学思想和方法论为标志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迁徙能力的 “艾莎学派” （或者说，更广义的“几何化数论学派”）。
“是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外尔对着窗外的星空，低声重复着自己闭幕时的宣言，这一次，话语中少了激昂，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不仅是对黎曼猜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是我们……数学家的生存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数学，这种最抽象、最纯粹的人类智力活动，在此刻，彰显了它超越地理、国界、甚至时代动荡的永恒生命力。只要还有像外尔、西格尔这样的头脑在思考，只要还有像黎曼讨论会这样的圣殿（哪怕是在流亡中）在坚守，数学的火种就永不熄灭。
外尔最后看了一眼那间空荡的研讨室，看了一眼黎曼父女的肖像在暮色中模糊而庄严的轮廓。然后，他毅然转身，步入了普林斯顿的夜色之中。他的步伐，虽然疲惫，却充满了走向未知未来的、一种背负着整个理性世界希望的、悲壮的坚定。
，其探索的火炬，已然在烽火中完成了交接。从哥廷根到普林斯顿，从希尔伯特到外尔，火种在延续，道路在延伸。而路的尽头，那片由黎曼猜想所标记的、真理的绝对星空，依然在远方沉默地闪耀，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