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东北军挥师入关之时，即便关内所有军阀能够奇迹般地摒弃所有前嫌与私利，同心协力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军事力量，恐怕也难以与这样的东北军相抗衡！
这一点，对于长期紧邻沙俄、对近代化强军实力有着直观感受的杨增新来说，认识尤为深刻。
他深知新疆军队的底子。
别说去对抗沙俄最精锐的一线主力部队，即便是沙俄部署在远东的那些二、三线边防部队和守备队。
以其装备、训练与火力，新疆的军队都很难战而胜之。
而东北军，却能将曾经证明过自身战斗力不逊于甚至优于沙俄一线部队的日本陆军，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取得一系列压倒性胜利。
这其中的战斗力差距，是何等的恐怖与令人绝望！
杨增新得出了一个冰冷的结论：以东北军所展现出的战争能力，未来若其有意新疆，或许根本无需主力尽出。
只需要从其庞大的野战军中分派出一支“偏师”。
甚至可能是这支偏师下属的一部分精锐力量，就足以击溃新疆目前所有的武装部队，瓦解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因此，当袁世凯那份密电辗转传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时，杨增新在最初的震惊与权衡之后，也迅速产生了“顺势而为”的念头。
既然东北军的崛起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连袁世凯都在为其铺路。
那么，与其坐等未来可能的兵临城下、被动挨打。
不如趁现在局势尚未完全明朗，自己手中尚有新疆这块地盘和一定兵力作为“见面礼”的时候。
主动接触，表达善意，率先在东北军未来的体系中“占个坑”！
这未必是立即的全盘投靠，但至少是一种审慎的示好与战略铺垫。
为新疆及其个人在未来可能的巨变中，争取一个相对主动和有利的席位。
西陲孤悬，智者先行，杨增新也开始了他自己的布局。
纵观北洋集团内部，无论是段祺瑞、冯国璋这类野心勃勃、意图主导后袁世凯时代格局的反袁核心派系。
还是姜桂题、何宗莲这般地处前沿、见风使舵、以求自保的墙头草派。
抑或是潘钜楹、张广建这等名义上“忠诚”却受困于现实、急于寻求出路的边缘“忠袁”派。
乃至像杨增新这样远在西陲、审时度势、力求提前布局的中立派。
他们此番或明或暗、或急或缓地与东北军进行接触，乃至直接表露投靠之意。
尽管其背后驱动的原因各异，利益考量千差万别。
但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动机之下，却隐藏着一个心照不宣，几乎成为共识的共同算盘！
那便是，先以“表达投靠意向”或“遵照大总统密令”为名。
向东北军伸出触角，迈出第一步，占据一个“潜在合作者”或“早期接触者”的有利身位。
然而，这第一步的落子，并非最终的承诺。
他们将最终的“投诚”决定，巧妙地与一场远在关外、却关乎全局的战争结果挂钩。
那便是东北军与协约国集团干涉联军之间即将到来的决战。
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如果东北军最终战胜（或至少是成功逼和）了协约国联军，证明其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与光明前景。
那么，他们此刻的“意向”便会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真心实意”的投靠。
并以此“先见之明”和“率先表态”来邀功请赏，在未来新秩序中谋取最佳位置。
反之，如果东北军在此战中遭遇重大挫败，乃至崩溃。
那么，今天所有“接触”、“表态”乃至“密电”，都可以被轻描淡写地解释为“形势所迫”、“虚与委蛇”、“未成事实”，一切皆可“不作数”！
届时，他们完全可以依据新的力量格局，“灵活”地重新评估形势，选择新的站队对象。
这其中的逻辑冷酷而现实。
只要他们手中还掌握着军队与实权，控制着一方地盘。
无论未来是东北军、护国军，还是其他任何新兴力量成为新的“霸主”。
为了迅速稳定局面、减少征服阻力，新霸主都必然需要拉拢、安抚他们这些手握实力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便拥有了待价而沽、变换“城头大王旗”的资本与空间。
所谓的“忠诚”或“承诺”，在生存与利益面前，变得无比弹性。
随着袁世凯这道要求各部“主动接触东北军”的密电发出，并在派系林立的北洋内部迅速传开、发酵。
它立刻产生了立竿见影的、远超袁世凯最初设想的毁灭性效果！
它非但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强化他作为“遗产安排人”的地位。
反而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北洋集团内部最后一道名为“忠诚”的脆弱枷锁。
基于袁世凯个人威望与旧式恩义所构建的，本已摇摇欲坠的北洋忠诚体系。
在这道密电的冲击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彻底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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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小军阀、督军、将军，都无比清晰地接收到了一个信号：
“袁将死，北洋这棵大树真的要倒了！”
树倒猢狲散的恐慌与本能，压倒了最后一丝顾忌。
没有人再认真思考如何“保全北洋整体”或“维护袁公权威”。
每个人的心思都急速转向，开始疯狂地、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的个人前途与集团生存寻找后路。
曾经那个至少在名义上统一的“北洋整体”幻象彻底破碎。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赤裸裸的、只顾自身利益的军阀单元。
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竞相游向看起来最有可能提供新饵料的东北军。
只为在未来可能的新主子手下，分得更大一块蛋糕。
随即，在北京那座日渐冷清的府邸中，袁世凯本人无可避免地，开启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痛苦的、充满煎熬的死亡倒计时。
他本想通过这步险棋，在生命的尾声掌控局面、安排后事。
却悲哀地发现，他最恐惧的景象——众叛亲离——正以比他预想中更快、更彻底的速度在他眼前上演。
各派系与东北军的接触内容、谈判细节、私下承诺，迅速变成了各自派系内最高级别的机密，被严密封锁。
再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向他这位“大总统”如实汇报进展、请示方略。
他从自己精心设计的棋局中，那个自认为的“布局者”与“仲裁者”。
瞬间坠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被隔绝在所有真实的信息流与权力交易之外。
他只能躺在病榻上，依靠零星的、真假难辨的传闻。
以及对各派系行动速度与公开姿态的揣测，来拼凑那幅正在加速远离他掌控的破碎图景。
无尽的猜忌、刻骨的背叛感、以及日益沉重的病痛。
如同三重枷锁，将他牢牢困在生命最后的孤寂与悲凉之中。
他试图导演的终局大戏，其第一幕，便是他自己被迅速地边缘化与孤立。
这或许，是命运对他一生权谋最残酷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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