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转向东亚的南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港岛。
此时的维多利亚港及周边区域，已然褪去了往昔作为贸易枢纽的繁华与闲适。
转而变成了一座规模空前、戒备森严的巨大兵站与后勤枢纽。
海面上桅杆如林，烟囱林立，停泊着协约国联合远征军的庞大混编舰队，以及数量更为惊人的运输船队。
码头上，物资堆积如山，不同肤色、穿着各异军服的士兵来来往往。
各种语言的号令与机械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充斥着大战前夕特有的紧张与忙碌。
由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六国部队组成的远征联军，其海陆军力量此刻已全部聚集于此。
那支象征着武力威慑核心的英法混编舰队，已于一天前，即4月24日，率先抵达港岛。
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燃料补充、淡水资源补给及必要的舰艇检修。
庞大的陆军部队及其搭载的运输船队，则在今天陆续抵达，正等待着从颠簸的海上生活转为陆上集结与整顿。
就在混编舰队刚刚完成休整，锅炉重新升火，准备拔锚继续北上的最后一程。
陆军部队也刚刚开始组织士兵下船、装备卸运，计划在港岛进行短暂适应性休整与最终战前编组的关键时刻。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北方的寒流般，骤然吹到了这片燥热的南国港湾。
由东北军主导，联合朝鲜、日本、沙俄四方，成立了一个名为“亚洲团结联盟”的军事政治同盟。
并且宣称已经组建了一支“四国联军”，准备与协约国干涉联军正面抗衡！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无论是停留在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黑格、德卡斯特尔诺等联军最高统帅部成员。
还是正在岸上协调登陆事宜的各国陆军指挥官。
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集体性的“懵逼”与难以置信！
东北军与朝鲜方面联合，这尚在情理之中，毕竟日本殖民下的朝鲜半岛一直有着反抗势力存在。
但是，“日军”和“沙俄军”是什么鬼？
难道日本帝国和沙俄帝国一夜之间叛出了协约国集团，转而与敌人结盟了？
这简直荒谬绝伦！
几乎不需要等待东京和圣彼得堡发来的解释电文。
联军高层们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凭借基本的政治军事常识，便迅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他们几乎立刻断定，这所谓的“日本军队”和“沙俄军队”，绝不可能是两国政府的官方派遣军。
最大可能性，是东北军利用其俘虏的大量日军、沙俄军士兵，或收买或胁迫少数变节军官，拼凑起来的打着日俄旗号的“傀儡部队”。
这不过是东北军方面在强敌压境之际，玩弄的一种虚张声势、扰乱视听的宣传把戏和心理战术。
意图在国际舆论上制造混乱，并给即将踏上战场的协约国联军士兵，特别是其中的日俄籍士兵施加心理压力。
不久后，日本与沙俄两国政府发来的紧急外交澄清与解释电文，也迅速抵达联军指挥部，内容果然印证了他们的猜测。
两国严正声明与所谓“亚洲团结联盟”无关，斥责其为东北军扶植“伪代表”的欺骗行径。
并重申将继续坚定履行协约国义务，参与对东北军的军事行动。
这让黑格元帅、德卡斯特尔诺上将等人不禁松了一口气，同时内心深处也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
他们揣测，东北军此举，或许恰恰暴露了其面对协约国联军强大压力时，所产生的某种畏惧心理或底气不足。
开始搞这些可笑的、上不得台面的把戏，来壮大声势，拖延时间，或迷惑对手。
这是否意味着东北军在战略或心理上已经有些黔驴技穷？
除了硬碰硬的军事对抗外，拿不出更有效的应对之策了？
当然，这些带有几分轻蔑与战前放松意味的恶意揣测，仅仅停留在联军高层私下的交谈与自我安慰之中。
没有任何一位负责任的指挥官，会真的因此就对东北军升起哪怕一丝一毫的轻视之心！
恰恰相反，无论是来自伦敦、巴黎最高层的密集叮嘱与严厉警告。
还是他们自身作为职业军人，对一支能够接连“暴捶”日本和沙俄的军队，所保持的天然警惕，都在时刻告诫他们：
对手绝不简单，甚至可能异常棘手！
眼前的这些小把戏，或许只是风暴来临前的几片无关紧要的乌云
真正需要他们全力以赴、严肃对待的，是即将在朝鲜半岛或更广阔战场上爆发的、决定远东乃至世界格局的残酷血战。
港岛的暖风，吹不散协约国联军将领们眉宇间凝重的思索。
……
对于日本与沙俄国内因“伪代表”事件而掀起的白色恐怖与内部清洗风暴，远在沈阳的东北军决策层，只是以一种近乎冷漠的姿态，通过情报渠道予以关注。
他们对此早有预案。
安插在两国的、可能因大规模排查而暴露的大量外围与中层情报人员。
早已在宣布由四国成立亚洲团结联盟之前，便有序地地撤离了危险区域。
继续留在当地、潜伏更深的情报节点，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身份高度隐蔽。
即便在极端情况下被发现，其线索也几乎不可能直接追溯至东北军的“休眠”或“孤岛”式人员。
因此，日俄两国的内部动荡，除了消耗其自身精力、加剧盟友间猜忌外。
对东北军的情报体系并未造成实质性损伤，反而可能因混乱而暴露出更多可供利用的缝隙。
坐镇沈阳军政府的杨大帅，此刻并未过多分心于远方的“盟友”内讧。
他的主要精力与注意力，正被另一股更为更为汹涌的人潮所占据。
那便是从关内各派系蜂拥而至、齐聚沈阳的大批代表与说客。
这些代表的成分异常复杂。
其中，既有来自北洋集团内部各大派系的正式或秘密代表。
他们奉段祺瑞、冯国璋、或其他督军、将军之命前来。
意图在袁世凯安排的框架下，与未来的“元首”进行提前接触与利益谈判。
令人玩味的是，其中还混杂了不少来自南方护国军内部各派系的代表。
云南的、广西的、乃至广东的，他们同样收到了背后首脑的指令，趁着这天下瞩目的权力过渡窗口期，东出沈阳。
试图了解东北军的态度，为南方势力在未来可能的新格局中寻找定位。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力虽不及督军、将军，但在特定区域或领域（如商会、地方士绅联盟、行业公会，甚至某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秘密社团）颇具分量的政治、经济团体，也派出了各自的代表，希冀在变局中维护或扩大自身利益。
这些代表，绝大多数原本都是各方势力常驻京师的联络人员或办事处负责人。
在袁世凯那两道震惊全国的通电发出后，他们背后的首脑们敏锐地意识到，政治气候与权力中心正在发生剧烈的偏移。
于是，一道道紧急指令飞向北京，这些代表们便纷纷收拾行装，离开那座正在失去实际政治重量的“旧都”。
转而北上，涌向那座已然成为东亚战局焦点与新权力磁极的城市——沈阳！
随着这群几乎囊括了关内所有具备一定规模，与影响力（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的势力的代表们陆续进驻。
沈阳城内的外交宾馆、领事机构。乃至高档客栈瞬间变得人满为患。
各种秘密会晤、私下交易、信息打探在台面下紧张进行。
这座城市，在军事重镇的底色之上，骤然间又叠加了一层新的身份光环。
它已然成为了中华民国事实上的、新的政治外交中心，与未来权力分配的预演场。
面对北洋各派系代表尤如过江之鲫般涌来，带着各种或直白或隐晦的投诚意向。
甚至彼此之间还暗中较劲、相互拆台，试图贬低对手以抬高自身价码的混乱局面。
杨大帅的处理方式，却与旧式政客的权谋手腕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