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率兵誓死抵抗的选项，在姜桂题和何宗莲两人心中根本不存在！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毫无胜算的问题。
以他们残存且士气不高的边防部队，对抗东北军连败日俄的精锐部队，无异于以卵击石。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抵抗的“大义名分”已然丧失。
在袁世凯威望扫地、北洋集团四分五裂、各自寻找出路的档口，他们甚至无法明确回答“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是为了那个行将就木的袁大总统？
还是为了那个已然破碎的“北洋”虚名？
这种精神层面的迷茫与空虚，使得抵抗本身失去了意义和凝聚力。
再者，率军向南撤退，退入直隶境内呢？
这不仅会立刻激怒正欲“接收”的东北军，使其追击更加猛烈，而且退路也并非坦途。
直隶本身也是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之地。
他们贸然率军进入，未必会受到欢迎，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更重要的是，即便暂时退入直隶，只要东北军未来继续南下，他们迟早还是要再次面对这支无法战胜的强敌。
现在不投，难道等到损兵折将、山穷水尽之时再投？
那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且境遇只会更惨！
综上所述，在强大的军事压力、迷茫的政治前景以及冷酷的现实利益计算下。
姜桂题与何宗莲选择了那条看似屈辱，实则可能是保全自身及部属利益最大化的道路。
即抢先宣布“无条件投诚”！
他们的选择，为北疆的势力更迭定下了一个极具示范效应的基调。
也让沈阳城内外仍在观望的各方代表，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北军行事风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决断力与强制力！
而关内各方势力的首脑们，根本无需等待他们派驻沈阳的代表将这一惊人消息传回。
便已几乎在同一时间，通过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方式获知了此事。
姜桂题与何宗莲这两人，竟以一种近乎“无耻”的坦率，直接向全国发出了通电！
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公开的、言辞“恳切”的“投诚宣言”！
在这份通电中，两人明确宣告，他们及其所辖的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已经“正式”且“无条件”地加入到了东北军的阵营之中。
他们愿意接受东北军的领导与整编，为国家的真正一统与强盛贡献绵薄之力！
这份通电，无异于在全天下人面前，公开宣布与过去的北洋体系彻底决裂，完成了政治旗帜的转换。
值得玩味的是，姜桂题与何宗莲在通电中，总算还给他们的老雇主——袁世凯，保留了一丝最后的颜面。
他们并未将此次投诚的直接诱因，“遵照大总统袁世凯密电指示行事”这一点公之于众。
……
这份通电一经发出，立刻在关内各方势力乃至普通百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与剧烈震动。
对于许多尚未直接感受到东北军兵锋的势力而言，这份通电如同一个明确的信号弹：
东北军终于不再仅仅满足于关外的经营和对俄作战，其强势的触角，已经开始毫不掩饰地伸向关内，露出了整合全国的“爪牙”！
北疆的率先“易帜”，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重组即将拉开序幕。
各地那些原本还对东北军条件愤愤不平，或试图观望待价的首脑及高层们，在最初的惊愕与恼怒之后。
除了在私密场合或内心深处暗骂姜桂题、何宗莲是“叛徒”、“软骨头”、“见风使舵的小人”之外，却也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无力。
他们并非不理解两人的处境，甚至有些“兔死狐悲”之感。
因为众人皆知，此前当热河、察哈尔因“让道”而地盘缩水、面临压力时。
姜、何二人并非没有向北洋中枢，尤其是向当时逐渐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发出过求援信号。
然而，结果如何？
在各自为政、忙于内斗的北洋各派眼中，遥远的北疆并非核心利益所在，谁也不愿意为了替别人“看门”而消耗自己宝贵的实力。
最终，没有任何一方，向身处困境的姜桂题与何宗莲提供过哪怕“一兵一卒”的实际援助。
这种被中枢与同僚抛弃的孤立感，无疑是促使两人最终下定决心、另寻出路的重要推力。
如今两人“叛投”，旁人又有何立场和底气去指责呢？
就在各方势力还在消化姜、何投诚带来的冲击，并暗暗猜测北疆三个特别区中最后一个——绥远都统潘钜楹——将会在何时表明态度时。
关于潘钜楹的抉择，其实在明眼人心中已无太大悬念。
人们猜测的焦点，更多集中于时间点。
他是会等到东北军的部队真正踏入绥远地界，兵锋所指之时才表态？
还是会更矜持一些，非要等到东北军兵临归绥城下，完成合围之后，才迫于无奈地开城？
至于潘钜楹是否会突然“头铁”，反悔此前通过代表表达的投诚意向，转而选择誓死顽抗，与东北军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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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能性，并非没有人私下臆想过。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概率微乎其微，近乎于零！
原因如前所述：潘钜楹本就是袁世凯当年为加强中枢控制而“空降”到绥远的外来者。
他对当地错综复杂的蒙古王公、地方豪强及驻军派系的掌控力本就薄弱，政令军令难以畅通。
更致命的是，他麾下嫡系部队的粮饷供应，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北洋中枢的财政输血。
近来由于袁世凯政权摇摇欲坠、财政崩溃，这种输血已近乎断绝，部队欠饷严重，军心不稳，随时有哗变之虞。
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下，潘钜楹手中既无稳固的统治根基，又无充足的战争资源，更缺乏誓死一战的理由。
他拿什么去“头铁”、去“顽抗”？
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潘钜楹最终的选择，必定是步姜桂题、何宗莲的后尘，向东北军“无条件投诚”。
唯一的变量，只在于时间早晚。
而这个早晚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其实与潘钜楹个人的面子和心理挣扎密切相关，是一场微妙的心理博弈。
投诚得太早，在东北军部队尚在数百里之外时就急不可耐地宣布。
难免会被天下人嘲笑为软骨头、胆小鬼，未战先怯，毫无气节，面子将荡然无存。
可如果投诚得太晚，非要等到东北军兵临城下、兵戎相见之后再被迫归顺。
那又会在未来的新主子——东北军——那里严重失分。
被认定为不识时务、心存侥幸，印象分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其个人及部属在新体系中的待遇与地位。
于是，潘钜楹的抉择，成了一道关乎个人声誉与实际利益的精妙计算题。
他需要在天下人的观感与新主子的评价之间，找到一个自以为最恰当的时机，来落下这枚决定命运的棋子。
北疆的风，吹动着归绥城头的旗帜，也考验着这位孤悬边塞的都统，最后那点可怜的面子与决断力。
……